離婚買房？不是個例
買房離婚的事，我身邊最近也有一個。
“我離婚了！”
一朋友在前不久，突然打電話告訴我，讓我大吃一驚。他和妻子感情一直很好，而且剛生二胎不久，突然離婚實在是難以理解。
“假離的。”他補充。我一問，這才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後果。朋友在南昌一家國企，最近買房，因為是二套，而且首套房用了他妻子的公積金按揭，按現在南昌的政策，二套房首付40%，而且只能商貸，利率上浮20%。但如果他和妻子離婚，把房子劃入妻子名下，自己就能享受首套房利率，並且可以用上公積金按揭做組合貸，首付只需30%。前後一對比，一套總價120萬的房子，按30年貸款，用純商貸首付要48萬，利息總額81.4萬（均以等額本息算）；如果用組合貸，首付30%的話，公積金能貸50萬，商貸34萬，利息總額只需66.7萬。
換一個證，立刻省了將近15萬，而且首付更低，確實划算，對於工資水平本來就不高的二線城市居民來說，誘惑足夠大。這也被很多人認為是近年來中國離婚率不斷高漲的重要原因。
房地產真的有這麼大的魔力嗎？
房地產的“虹吸效應”
最近民政部公佈了一組2018年的全國登記結婚和離婚的數據，在網上炸了鍋。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結婚登記人數為1010.8萬對，離婚登記人數為380.1萬對，離結比為38%。
所謂離結比即“結婚離婚比”，指一定時期內離婚對數與結婚對數之比。38%的離結比，意味著在某一時間段，在100對夫妻登記結婚的時候，就有38對夫妻登記離婚。需要注意的是，離結比與“離婚率”不是同一概念，離婚率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或按所給的年份，每一千人中離婚的數字（粗離婚率）。分母是總人口，分子是離婚次數。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公佈的《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數據，2017年中國離婚率為3.2‰，即每1000人中有3.2對夫妻登記離婚。
從上面的圖表也可以看到，從2010年到2017年，中國的離婚率在不斷上升，而結婚率在2013年後不斷下降。回到我們剛才的問題，買房真的是中國離婚率或者離結比不斷上升的重要原因嗎？
表面上看，確實脫不了干係，除了上面我們分析的例子，還有房地產的“虹吸效應”。在2018年四五月份起，中國的P2P行業突然開始了一波爆雷潮，而其中重災區就是杭州、深圳和上海，恰逢此時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樓市打新”，《中國新聞週刊》分析認為，自2018年4月份進入搖號買房以來，杭州樓市一直高溫不下。而動輒百萬的“打新”凍結資金，對市民的現金流提出了較高的要求。6月25日，杭州三大知名樓盤同時搖號共計吸引了3.6萬戶家庭參與，合計凍結資金超過500億元。可以說，杭州等地之所以出現地域性集中爆雷的情況，其樓市的火爆可能是另一個導火線。
轉戰樓市，可以抽垮互金平臺，同樣也能把婚姻當作賭注？這樣的例子新聞早已屢見不鮮。但從總體上看呢，這個比例大嗎？
問題可能還得回到數字本身。
東三省為什麼離婚率高？
再回到這次民政部公佈的離結比數字，你會發現，離結比最高的地區，不是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中國經濟最發達、樓市最火爆的地區，而是東三省、天津、重慶。
從圖表可見，東三省在各省離婚結婚比統計中，黑龍江省的離婚結婚比高達63%，吉林和遼寧分別是62%和54%，遠高於平均水平的38%。
對比近年來中國房價的增長，東北地區絕不是房價增長最高、最快的，如果樓市的發展是離結比增高的原因，那麼廣東省離結比只有28%，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就說不過去了。
事實上，東北地區的離婚率高有其社會原因，房地產的發展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據中國人口學會理事、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副教授李雨潼2018年發表於《人口學刊》的論文《東北地區離婚率全國居首的原因分析》數據顯示，從1990-2016年東北地區的“離結比”不斷增長，1990年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的“離結比”分別為6.37%、 7.63%和19.08%；到2016年這項數據分別增加到51.22%、58.33%和61.12%，從2005年開始，東三省的離結比就高於全國。
從離婚率上看，1990-2016年東北地區三個省份的粗離婚率也高於全國，遼寧省的粗離婚率從0.63‰增長到3.65‰，增長了4.79倍；吉林省的粗離婚率從0.72‰增長到4.71‰，增長了5.54倍；黑龍江省的粗離婚率從1.53‰增長到4.91‰，增長了2.21倍。同期，全國平均的粗離婚率從0.69‰增長到3.02‰，增長了3.38倍。
可見遼寧省、吉林省的粗離婚率增長速度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黑龍江省的粗離婚率增長速度雖然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但粗離婚率數值卻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和東北地區另外兩個省份。東北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其粗離婚率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整體上，無論是全國平均水平還是東北三省的粗離婚率曲線都呈現非常明顯的整體上升變化。
李雨潼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婚姻具有一定的商品屬性，在完全競爭並且信息對稱的假設條件下，婚姻可以通過市場達到一種均衡，每個交易者都能獲得個體效用最大化，即在自身條件的限制下獲得最理想的伴侶。但在實際的生活中，這種信息完全對稱、完全競爭的婚姻市場是不存在的。離婚率的提高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產物。
具體到東三省，除觀念的變化、婚姻登記手續逐漸簡化、對婚姻質量要求提高外，婚外誘惑增加也是重要原因。2015年黑龍江省婦女研究所公佈的黑龍江省離婚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在引發婚姻危機的原因中，原來高居首位的
家庭暴力已退居第三位，而婚外情和經濟暴力分別以78.5%和75.9%上升至第一、第二位。
而東北地區長期低生育率，是導致離結比長期處於全國榜首這一現象的區域內獨特原因之一。低生育率導致東北地區婚齡人口中獨生子女比例更高，婚姻包容度降低。近年來東北地區的生育率一直在全國倒數，2010年東北三省總和生育率分別為黑龍江省0.74、吉林省0.75、遼寧省0.76，不及總和生育率最高的地區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總和生育率1.79的1/2。
吉林大學法學教授李洪祥在通過大量的樣本分析發現，從全國來看，離婚率上升已經是一個不得不重視的社會現象，而且這裡面的原因複雜，既有社會經濟的原因，也有法治的進步，觀念的改變。總體來看，婚齡短、年齡低、草率離婚比例增加，經濟發達地區某基層人民法院2010年到2012年離婚案件當事人結婚年限抽樣調查顯示，離婚雙方在婚後5年內解除婚姻關係的比例高達四成多，其中結婚年限在兩年以下的佔到24.44%。“草結草離”既是引起離婚率上升的因素，同時又是一種社會現象。
可見，房地產市場作為影響家庭經濟的重要因素，在很多離婚案件中是重要的原因，更多的估計是爭房產，而不是買房子了。
廣東為什麼離婚率低？
在歷年的數據榜上，廣東是個可以分析的特例，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房地產“平反”。在離結比上，2018年廣東省離結比只有28%，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在2016年的全國各省離婚率排行榜上，廣東只有1.95‰，不僅遠低於前十名的黑龍江（4.91‰）、北京（4.89‰）、吉林（4.71‰）、重慶（4.60‰）、天津（4.24‰）、新疆（3.98‰）、內蒙古（3.92‰）、遼寧（3.65‰）、四川（3.61‰）和安徽（3.54‰），與上海（2.85‰）、浙江（2.93‰）、江蘇（2.96‰）比較也要低很多。
在西方學術界對離婚水平地區差異的研究有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解釋：
一是社會聚合論，認為一個價值觀念趨同、人際互動良好以及社會聯結強固的社會環境會起到穩定婚姻關係、降低離婚水平的作用，相反，社會聚合力弱化將導致離婚率的上升。
二是經濟社會結構論，認為離婚水平的地區差異主要取決於各地區不同的經濟社會以及人口結構特徵。如經濟不景氣時離婚率下降，經濟復甦繁榮時離婚率上升。就業壓力比較大的地區，離婚率也比較高。
三是婚姻司法影響論，比如法律對婚姻自由更加支持，離婚率也會增加。
這三種理論，基本上可以解釋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總體上看，近20年來離婚率上升幅度較大的大多是走在改革開放前列 、經濟發展較快的或城市化、工業化基礎較好的地區，如上海、北京、天津、四川、江蘇、浙江、福建等，東三省的上升我們在前面分析了其獨特原因。
可見，影響離婚率地域差異的因素並非是經濟發達與否或信仰什麼宗教的單一變量，而是一個由經濟、社會、家庭結構、民族文化、司法控制和人口結構多元因素交互影響的複合機制，其中家庭聚合力的影響最大或許更具中國的特色，而廣東就是一個典型。海南、廣東、福建等地區在近20年中的經濟增長令人矚目，離婚率上升幅度也較大，但由於在家庭價值、生育觀念層面上仍較多地因襲著“多子多福”、“養兒防老”、“人多勢眾”的傳統意識，故計劃生育難度較大， 一般村民多子女生育的更比比皆是，而高生育率往往與家庭規模的擴大、總負擔係數上升相伴生，自然也就降低了離婚風險。這或許也可解釋一部分諸如為什麼廣東等地的“包二奶”盛行, 而無論是“花心丈夫”還是原配妻子都較少選擇分手以至離婚率持續走低的特殊現象。
離婚率走高，這個鍋房地產不背
再看其他省份。我們看以看到，離婚有著五花八門的社會根源。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宋偉軒等認為，傳統的農業大省，如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離婚率空間效應為中低水平，與這些省區農業人口基數大、城市化水平相對低有關，使得離婚風險處於較低水平；西藏的離婚率空間效應最低，可能與其不完善的婚姻法律有關。相反，甘肅、山西等省較低離婚率空間效應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較低有關；而貴州省離婚率的空間效應相對較高，可能受重慶、四川高離婚率的影響。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借用托爾斯泰的話，那就是“結婚的理由都是相似的，而離婚則各有各的原因”。
如果非要說離婚和房地產的不斷高漲有關，那也沒有錯，只不過那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原因。
難道你沒聽說嗎，現在的小年輕，為過年回誰家都可以離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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