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 一文中，對明光宗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及其家族病態、坎坷的一生進行了梳理分析。文末特別強調其子明熹宗朱由校一改前幾輩父子之間的薄情寡義，於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對父親明光宗朱常洛因孝而補鑄“泰昌”年號的貨幣“泰昌通寶”。有網友認為泰昌年號沒有使用過，在此，以明光宗朱常洛為由頭給大家簡單科譜一下古代帝王的年號與改元問題。
1620年 一年之中的兩個年號
眾所周知，明光宗朱常洛因不受父親明神宗朱翊鈞待見，遲遲未被冊立太子之位。“國本之爭”中朱常洛雖受大臣支持，在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得以受封東宮太子，但因父親另有所寵，導致他在太子位期間，始終是地位不穩，危機四伏，如驚弓之鳥，其精神長期受到壓抑。
直到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鈞去逝。八月一日，已是38歲的太子朱常洛才得以繼承大統，改元泰昌。
正所謂“濃味來殃,豔色危身”。登基後的明光宗朱常洛釋放壓抑已久的內心，醉心於女色，29天后就死在了龍床上，在位時間僅一月。
明光宗朱常洛
這一時期，明宮內確定挺亂的，當年明神宗朱翊鈞所寵幸的鄭貴妃和朱常洛所寵幸西宮李選侍還想折騰一下。在朝中大臣的極力反對下，“移宮案”後，九月初六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正式登基，改元天啟（1621年開始紀年）。
那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明光宗朱常洛死得太快了，這個時候連明神宗還沒來得及正式安葬呢。雖然朱常洛是正統繼承皇位的，但他的“泰昌”年號應該怎麼記？在古代，年號被認為是帝王正統的標誌，稱為“奉正朔”。按照老規矩，年號是都是第二年正月改元，也就是說到了1621年才可以稱為泰昌元年。但早死的朱常洛身為正統的帝王，如果沒有年號記載，這豈不尷尬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禮部大臣們想出了個辦法，從明光宗的前任，也就是剛剛去世不久的明神宗萬曆年裡擠出一段時間來。《明熹宗實錄》卷一中這樣記載“禮部等官會議，年號定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明年為天啟元年，從禮科給事中李若圭、暴謙貞等之請也”。
就這樣，朱由校在聽取了禮部大臣的建議後，決定把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明神宗去世後餘下的五個月的時間（八月至十二月），以泰昌為年號。這是個一舉兩得的辦法，即不影響父親朱常洛有自己的年號紀年，也不影響第二年（1621年）自己改元為天啟元年。
明熹宗朱由校
這也就出現了明朝歷史上一年中出現兩個年號的現象，即1620年一月至七月為萬曆四十八年，而八月至十二月為泰昌元年。
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明熹宗朱由校為朱常洛上尊諡，廟號光宗，安葬於慶陵（朱常洛的安葬之處慶陵說來也是巧合，本來是明代宗朱祁鈺為自己所修，結果“奪門之變”後，朱祁鈺的皇位被明英宗朱祁鎮所廢，規格降低，皇陵是白修了，正好給明光宗朱常洛用上了）。此後到了十一月，為了解決泰昌年間沒有專門鑄造與其年號有關的錢幣問題，明熹宗朱由校就專門讓工部補鑄了部分泰昌通寶，以示紀念。
《明熹宗實錄》卷四中記載：工部覆，南京監督鑄錢主事荊之琦言，帝王御極紀元，必有一代制錢通行海內，先帝雖在位未久，而泰昌年號既以播告天下，宜從此伊始至天啟元年，兩京各處鼓鑄，俱造泰昌通寶一年，次年方以天啟通寶接鑄。
泰昌通寶
從收藏角度來說，泰昌通寶由於是補鑄錢，所以其發行量時間短，品種少，是明錢中較少的品種。
縱觀朱常洛的一生，雖然是“一月天子”，似乎是命裡註定，但總算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泰昌紀年從自己父親明神宗的萬曆紀年裡擠出來五個月，皇陵按道理是即位後慢慢規劃修築，結果來不及修，就撿漏從先祖修好的墓地直接改造安葬，錢幣也是後來兒子給補鑄。
年號的應用及演變
年號是指皇帝用於紀年的名號。源於中國西漢年間的漢武帝劉徹（廟號漢世宗）時期，年號為“建元”（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
漢武帝茂陵（建元二年置）
這一紀年方式就形成了每次新皇帝登基都會改元，以確定新的年號。至於改元的原因有很多，官方的說法叫做因例改元或者因事改元，說白了就是根據皇帝的喜好、帝位的傳承、朝代的更迭等等。例如，前面所說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問題，1620年九月後，明熹宗朱由校在位不假，但其即位年沿用光宗年號“泰昌”至歲終，到1621年才開始用“天啟”年號。不過這種次年改元的情況在明、清兩朝比較常見，之前的其他朝代多有例外，往往根據具體情況隨時都可以（後面會有介紹）。
對於年號使用時間，並不統一。國內歷史上使用的年號時間最長的應首推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的康熙年號，其在位61年（1662年－1722年），始終使用康熙這一年號。那由此來說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則使用的年號最短，如果推算的話，金末帝完顏承麟他在位於盛昌元年（1234年）正月初十日，學界推測在位不足半天，他的“盛昌”年號也就成了使用時間最短的了，不過也有觀點對此年號是否存在有爭議（此處不再單獨商榷）。
根據陳光主編，2000年出版的《中國曆代帝王年號手冊》中收集了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號起到1911年清末宣統帝結束，2132年間的334位帝王及年號。而根據李新靜主編，2013年出版的《中國帝王列傳》則收錄了自秦始皇開始至宣統退位期間的355位帝王。這其中，涉及統計方法和統計範圍不同，則數量有所區別。那麼根據劉迎秋2014年的《中國帝王年號的語言文化研究》中的“附錄一中國曆代年號及構詞法、造詞法一覽表”中統計，自漢武帝建元元年開始，到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宣統年號結束，共有834個年號。
關於皇帝改元現象在明朝以前是比較頻繁的，很多都是兩次以上。例如漢武帝劉徹，他在位期間就頻繁改換年號，先後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後元等十一個年號，這些年號使用時間長短不一，最長的六年，最短的兩年。
歷史上公認的改換年號最頻繁的一個人就是武則天。從684年，武后臨朝稱制，改元“光宅”開始，至705年“神龍政變”，這期間使用年號達18個（包括和唐睿宗李旦、唐中宗李顯共同使用的年號）。其中，她自個兒正兒八經當皇帝的15年間有14個年號。
武則天像
當然年號使用也有“食古不化”的，有的皇帝在即位時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號。最典型的就是“後周”一朝，郭威稱帝后使用的第二個年號是顯德，從954年元月開始使用，到了他的養子柴榮繼承帝位後，就繼續沿用了顯德年號，周世宗柴榮在位六年一直使用，到了顯德六年（959年）六月柴榮去逝後，幼主柴宗訓繼承皇位，還是一直使用這一年號，直到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脅迫周恭帝柴宗訓禪位。趙匡胤登基後，改國號“宋”，改元建隆，新朝代自然不會用前朝的年號，960年就成了建隆元年。
趙匡胤像
在大一統王朝時，年號還較為規範，但是在天下四分五裂時，往往是多個政權並存，這時的年號紀年就比較亂了。比如五代十國時期，中原政權梁、唐、晉、漢、周先後更迭，各自使用自己的年號，而此時中原之外的地區還存在十多個地方割據政權，這些小國各自有自己的年號，與中原的政權相互並行使用。
這種現象在古代中華民族朝代演變中屢見不鮮，再舉前面宋朝的例子，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後，改元建隆，960年為宋建隆元年。而這時南方的“南唐”政權仍然存在，正值“南唐”元宗李璟在位時期，年號交泰，是為交泰三年。北方的政權中“北漢”仍然存在，他是五代十國中最後一個被北宋所滅亡的政權，960年正值“北漢”睿宗劉鈞在位期間，年號天會，是年為天會四年。而在再往北方的契丹政權遼國，這一年則是應歷十年，應歷就是遼穆宗耶律璟的年號
到了明朝以後，這種改元確定年號的問題顯得更加成熟規範起來，基本上一個皇帝一生只有一個年號，例如如明太祖只用洪武，清高宗只用乾隆。
不過中間也會出現一些意外。例如，明朝第二個皇帝明惠宗朱允炆的年號是建文（1399年-1402年），靖難之役後被朱棣給廢除，改建文四年（1402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直到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才恢復。再就是前面提到的明英宗朱祁鎮與明代宗朱祁鈺，正統（1436年－1449年）是明英宗的年號，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因土木之變被俘，其異母弟朱祁鈺被擁立登基，是為明代宗，改元景泰（1450年——1457年）。後明英宗朱祁鎮回朝，於景泰八年（1457年）發動“奪門之變”，廢朱祁鈺為郕王，明英宗得以二次登基，改元天順（1457年—1464年）。
年號的字數及用字講究
年號一般都是兩個字，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年號，明成祖朱棣的永樂年號，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的康熙年號。
但這裡也有例外，會出現三個字或者四個字的時候，三個字的如南朝梁武帝蕭衍在位時期（502年－549年），他先後使用了七個年號，分別是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這些年號的使用跟他推崇佛教不無關係。至於四個字的，北宋年間比如多，例如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忽然駕崩，其弟宋太宗趙光義一即位，即改元太平興國（976年－984年），意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業，此後還有宋真宗的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宋徽宗趙佶的建中靖國（1101年）。
四個字以上的年號比較奇葩。例如，西夏景宗李元昊所使用的第五個年號有六個字，稱為“天授禮法延祚”，前後使用了11年（1038年－1048年），再後來，西夏惠宗李秉常的第二個年號也是六個字，稱為“天賜禮盛國慶”，前後使用了6年（1069年－1074年），這兩個年號也應該是歷史上年號字數最長的了。
在用字上，年號一般多為美化統治服務，同時有祝福之意，因此都是選用一些美好的字眼。對此，君臣們總是挖空心思地尋好詞兒。如至和、天興、永樂、咸豐等。
歷史上記載歷代帝王年號重複的不少。有些年號，如“太平”“建平”就有8個帝王用，其中使用次數最多的是“建興”，共有11位帝王曾經使用過。最奇怪的莫過於同一朝代重複使用同一年號了。如唐高宗李治有“上元”年號，而唐肅宗李亨也曾以“上元”紀年。歷史記載唐代李惲縱情享樂，最後於“上元元年”自殺。到底是哪個“上元元年”？第一個“上元”是公元674 年時唐高宗李治的年號。另一個是公元760 年時唐肅宗李亨的年號。而李惲其實是唐高宗李治異母兄弟，所以他是死於唐高宗時期的上元元年。在元朝則有明宗、寧宗、順帝三代帝王共用“至順”年號。
年號背後的政治
年號與當時的政治情況密切聯繫，往往反映出當時的時局和皇帝治理國家的意向和心理動態，因此也趨於穩定，而不再是輕易進行改元。另外，改元一般要發詔書正式佈告天下，是一件很嚴肅的政治活動，所以年號的頻繁變化與否與時局有著直接關係。
辛亥革命以後, 年號紀年法被廢止, 改用公曆紀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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