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昆汀·塔倫蒂諾的一段昔日視頻在中文網絡上突然走紅。
大家先來回顧一下：
有網友表示，昆汀舉手投足裡就能看出，教給他說“牛X”的肯定是姜文！
昆汀與中國到底有哪些淵源？拍攝《殺死比爾》時昆汀在中國留下了哪些故事？
彆著急，一切的一切，都得從24年前，昆汀來到北京參加展映交流說起……
Vol.1 北京聖丹斯
1995年10月，“為了慶祝電影誕生百年”，美國獨立電影的年度盛事聖丹斯影展，來到北京展映交流。
現在回看，當年美方選送的八部電影，幾乎都是美國獨立電影史上的經典，例如科恩兄弟的《巴頓·芬克》、理查德·林克萊特的《都市浪人》和王穎的《喜福會》，但最受矚目的，無疑是昆汀·塔倫蒂諾和他的《低俗小說》（時譯為“昆丁·塔倫提諾”及“《黑色通緝令》”）。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當時就在21世紀劇院第一次領教了《低俗小說》。他記得，現場交流環節，昆汀出場，侃侃而談，“滿口髒話”。
有觀眾提問，《低俗小說》的敘事結構是不是受到了《水滸傳》的影響（作者按：其實該觀眾的聯想非常精彩而貼切），昆汀茫然不知所對，但他表示自己很喜歡金庸云云（顯然是指其作品的改編電影）。
更有趣的事情發生在劇場之外。
影展期間，一個週四，四個北京電影學院的大二學生，剛剛從21世紀劇院看了電影出來。
迎面正好碰到了一個相貌奇怪的年輕老外，導演系的李虹（現在是已經拍過三部電影的導演了），認出了這張臉，遲疑地嘀咕了一句“昆汀”，錯身而過的對方顯然聽見了，而他的表情說明，她沒認錯。於是，四個人回頭跑去搭話。
李虹回憶，因為當初資訊不發達，他們並不清楚昆汀和他的《低俗小說》來北京了，在21世紀劇場看的是另外一部片。
同在現場的文學系的程然（現在是作家及編劇）更爽快承認，自己當時既沒有聽說、更沒有看過昆汀其人其作。而“李虹英語好，知道得多”，所以才上去打招呼。
程然記得，昆汀本人非常吃驚，他無法想象，為什麼在北京的街頭，居然會有人認識自己（當時他在美國也只是剛成名）。學生們解釋了自己的身份，是“學電影的”，而在彼此寒暄之後，他們約定，下週一昆汀去北電參觀時再見面。
週一，昆汀果然赴約。
導演系的學生們找了輛自行車，領他滿北京城地走街串巷。第二天，大傢伙帶著他，打了一輛黃“面的”（90年代風行於北京的供出租的黃色麵包車），來到南城一個同學“租的平房”，喝酒吃飯，胡吹亂侃。
程然回憶，十幾個窮學生沒招待他什麼好東西，但大夥的興致都極高，愛酒的昆汀，喝了不少二鍋頭。
一屋子年輕的電影人，七嘴八舌聊了一通宵。具體聊了些什麼，時隔多年，李虹已經記不清了，但她說，自己始終記得的一句是，昆汀忠告這些想做電影的大孩子們：“Story is King”（故事為王）。
一週多的行程，昆汀一點沒浪費。他還去《秦頌》的片場探班，跟好哥們姜文見了面。
昆汀玩得得意，甚至讓同行的夥伴都有了非議。在那本講述八九十年代美國獨立電影興起的紀實類大部頭《低俗電影》裡，記錄了女導演阿利森·安德斯的回憶。
她說當時“昆汀認為他在中國也應該受到明星待遇，故意讓自己跟我們別的幾個人保持距離”。
而且在最後一晚，聖丹斯代表團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晚宴，只有昆汀忙著鑽營，跟幾個“更大腕”的人和中國官員坐上了席，而其他導演只能尷尬站在一旁，最後才坐到了其他桌。
總之，昆汀的第一次北京行，匆忙又充實。用時任北電導演系主任的鄭洞天教授在《當代電影》2002年昆汀電影專號上的一句話來總結，就是“恐怕沒有哪個第一次來中國的老外如此入鄉隨俗……突然明白，他拍的電影何以那樣各色。”
Vol.2 殺死比爾 中國製造
95年的《四個房間》和97年的《傑基·布朗》風評不佳，商業上也沒有成就，讓昆汀消沉了很久，原計劃的《無恥混蛋》也因而擱淺。
但拍一部功夫片的念想，讓這位香港武俠片及日本劍戟片的狂熱粉絲終於重新打起了精神。2002年，《殺死比爾》開始製作。
起初，昆汀和片方打算在日本東京實景拍攝，但成本核算之後太昂貴，於是他們找到了替代方案：中國。最後，所有東京部分的內景都在北京攝製，而較少部分的外景則取自東京實地（除了美國中國日本，該片還在墨西哥取景）。
北京和東京在地理上的接近、由袁和平袁家班擔綱動作設計、北影廠從《獅王爭霸》到《臥虎藏龍》大量動作片的承製經驗、昆汀對北京的好印象，都是促成此事的原因。
曾經出演《太極俠》的陳虎，當時身為袁家班一員，既要負責設計動作，還要擔任演員的武術教練和女主角烏瑪·瑟曼的動作替身。
他還記得身材高大的烏瑪“比較僵”“比較嬌氣”；而昆汀一開始打算自己出演片中的武林高手白眉道長，一到訓練壓腿，他就粗話不斷，罵不絕口。但因為是導演，又必須以身作則。
最後，因為種種原因，戲沒演成，昆汀的肥肉倒是減了不少。
張進戰是中國電影圈公認的第一副導演，作品包括《霸王別姬》《臥虎藏龍》《英雄》《追風箏的人》等等，在《殺死比爾》劇組，他是中方第一副導演，負責總攬中方協拍的各項工作及現場執行。
他表示，《殺死比爾》是自己從影幾十年做得最愉快的一次，“完全是在創作，不是幹體力勞動”。他說，昆汀“完完全全在做‘導演’”，而不像一般的中國同行那樣，要把70%的精力全都用在各種其實跟導演無關的雜務上。
片場工作照，精英薈萃：導演昆汀（蹲立）、武指袁和平（持劍者）、武替
陳虎（前景黑衣）、女主演瑟曼（黃衣）、製片人本德（後排站立者左二）、
中方副導演張進戰（站立者居中）、攝影師理查德森（白髮者）
片場節奏放鬆，陳虎回憶，甚至有過昆汀頭天晚上玩得太過，第二天到了片場宣佈說自己今天狀態不好，全組放假一天的事情。
張進戰也證實，《殺死比爾》完全按照的是好萊塢制度，不加班，週末休息。所以，好玩的昆汀玩得不亦樂乎。
原本在北京的日程安排是21天（工作日），但最終拖到了76天，加上休息日，差不多四個月。為什麼耽誤這麼久？
2003年，昆汀接受《名利場》雜誌專訪時，興高采烈地解釋：“日程表上規定了三天的動作戲，結果他們搞了八個禮拜……在香港和大陸，他們（劇組人員）都說：‘去他孃的日程表’”，他更信口雌黃，“他們的電影都是這麼沒完沒了拍出來的”。
顯然他在推卸責任，眾所周知，香港電影人從來以超級高效而聞名。真相不難想象，因為沒拍過動作片，所以一方面日程設計得不合理，但更主要的則是，昆汀仗著自己是片方米拉麥克斯影業的寵兒，所以放肆地精益求精（最後影片成本從預算的3600萬美元激增50%，達到5500萬）。
而且，這正好給了他好好享受異國生活的機會。跟著劇組回美國的陳虎回憶，後來昆汀買回了好幾車的中國古董傢俱，外加一大堆的DVD影碟。
《男人裝》雜誌的一位編輯還記得，2002年的一個夏夜，他在某夜店跳舞，身後突然被頂了一下，回頭看是個笨拙的外國大塊頭，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那個痞子昆汀”——流連夜店是昆汀在北京的一大愛好。
同在2003年，他接受《花花公子》採訪，表示在中國過得開心極了，更把北京的夜生活誇上了天，他說，北京有5條跟德州奧斯汀第六大道一樣的酒吧街，他們劇組經常週六狂歡一宿，然後禮拜天睡上一整天。
他更稱讚北京“樂子比吃迷幻藥還要多，還要野”，是“現在全世界的狂歡之都”。他還繪聲繪色講了自己第一次去爬長城的段子：一場通宵狂歡，“有煙花、有樂隊，我們抽了大麻……棒極了”。
中方第一副導演張進戰在《殺死比爾1》裡還出演了一個日本黑幫老大
02年夏天的北影廠，是中國電影圈的一樁樂事。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姜文等紛紛過來探班，跟昆汀把酒言歡。
時任北影廠廠長韓三平秘書的高成生，還記得昆汀愛吃火鍋，一點不怕辣，為人開朗之極；而張進戰，則被昆汀拽著，演了一個表情誇張的日本黑幫老大。
劇組集合了當時北京電影圈大多數的一線幕後班底，甚至來片場幫忙做雜工的，多數也是北大清華的學生。陳虎說，連“陳雲的孫女都來過”。
嚴格地說，這是繼1987年斯皮爾伯格在上海拍《太陽帝國》以來，第二次有完全意義上的好萊塢製作來華拍攝。週期之長和中方參與之深，幾乎也算是空前絕後。張進戰和陳虎都肯定，當時的專業度和融洽度，此後在自己的工作中，再也沒有經歷過。
陳虎（左）是女主角烏瑪·瑟曼（中）的主要動作替身，眼尖
的觀眾很容易在片中發現“新娘”的體格在打鬥戲裡變化很大。
彼時是中國電影業的低谷，但傳統的專業製片廠體制尚存，人員素質和工作態度，都還有老國營廠專業和好的那一面，和當下以“勞動力輸出”為主要狀態的影視業大異其趣。
承擔外包工作、掙外匯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確實很有兩國電影人彼此交朋友，一起搞創作的氣氛。
當時，恰好是中美電影一段短暫的蜜月期，《黑客帝國》《霹靂嬌娃》《風語者》《尖峰時刻》等由中方班底、尤其是武指參與的好萊塢電影接連問世，而《臥虎藏龍》和《殺死比爾》則先後在北影廠拍成。
隨後是哥倫比亞亞洲公司引入投資和規範，製作了《可可西里》《功夫》《天地英雄》《天下無賊》等一批合拍片。
然而，風流雲變，再加上中國本土影業的崛起，中美合拍一度停擺，等到近年再次啟動，則變味成了《敢死隊2》《鋼鐵俠3》之流的投機，物是人非。
Vol.3 中國接收昆汀 昆汀接收中國
郝建教授是國內第一個翻譯《低俗小說》劇本的人，也多次在大學課堂和專業期刊上，分析昆汀其人其作。
他回憶，當初《低俗小說》剛剛以錄像帶在中國流傳的時候，很快迷倒了一批青年學者和電影學院的學生。
據說95年之後，一度在北電的學生作業裡，出現了不少的分段結構和時空交錯（當然，這不完全是昆汀的功勞，基耶斯洛夫斯基、《暴雨將至》等也貢獻良多）。
隨著中國影迷文化的興起（拜音像盜版業所賜），《低俗小說》的傳播範圍更大，成了影迷、文青、小資們的“必讀”，甚至是身份認同的一項標誌。
這種情形，郝建曾在2002年撰文點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的作品在西方也是被知識文化程度較高的人群欣賞。在今天的中國，對《低俗小說》的領悟也有這種意味：它恰恰成了白領趣味、文化精英的身份證和某種文化殿堂的貴賓卡。但在主導文化的趣味領域和思想認識中，昆廷又的確是一種腐敗、頹廢的象徵；大逆不道和不嚴肅的代表，甚至可以將其作品看作是誨淫誨盜的教科書。”
其實與之類似的，是同期周星馳在青年文化中的盛行。對大多數中國影迷（基本又都是年輕人）來說，周星馳和昆汀的意義近似，都因骨子裡的叛逆和顛覆而大受推崇。
而且不言而喻，在中國，昆汀和周星馳所體現的藐視權威和秩序的叛逆性威力，更加強化和絕對化。
在海外，昆汀更多是個風格另類、迷影氣息極重的電影人，而在中國，他則像是精神導師和搖滾明星的結合體——我們不知道他那些集大量主流非主流電影及音樂於一體的影片究竟“典出何處”，但卻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放肆和玩笑，“夠酷夠屌”。
所以，中國影迷特別為他加封了頭銜：“痞子導演”，真是實至名歸。
1995年10月12日，《北京青年報》文化版對北京聖丹斯影展
及《低俗小說》（《黑色通緝令》）等展映影片的介紹
比起那些同樣得到中國資深影迷頂禮膜拜的歐洲電影大師們的傑作，昆汀電影遠不夠厚重深刻，但確實又比一般官能刺激的商業類型片豐富得多，智慧得多。
特別重要的是，在電影技藝——結構安排、敘事風格、鏡頭選用、美術佈景、場面調度、剪輯編排、配歌配樂——之上，昆汀有他的獨門造詣，藝術成就卓著（否則怎能拿到金棕櫚？）。
所以，他在中國的影迷（觀眾）數量和輻射面，遠遠超過了伯格曼侯孝賢塔可夫斯基這些大師，但也註定了，無法跟成龍李連杰周星馳史泰龍施瓦辛格們，以及他的偶像吳宇森林嶺東相提並論。
在《姜戈》柏林首映式上，昆汀穿著唐裝，面對鏡頭，一直大擺功夫造型。而他和中國的緣分，確實更多的體現在他的超級港片粉絲身份上。
跟法國新浪潮那批年輕影評人晉升導演的情形類似，眾所周知，昆汀是從一個錄像帶出租店小夥計，修成了一代名導。
不管好片爛片、名片冷片，他看了無數，進而打通了任督二脈——他從一開始就放言，自己的創作，都是從各類電影裡偷師、抄襲來的（而且，根本“不是他媽的致敬”）。
古舊的好萊塢B級片和香港電影（對美國人而言，所有香港電影幾乎都是B級片），構成了 “影痴”昆汀電影創作的基礎。
邵氏武俠、吳宇森的英雄片、林嶺東的監獄片、成龍的動作喜劇、“東方戈達爾”王家衛，他都數如家珍，愛得要死。香港電影的風格、運鏡、節奏、造型，無一不在他的電影裡重現。
《殺死比爾》就被他定性為一出“香港功夫片”，因此他在片頭，還加入了邵氏公司的標識。
《英雄》在美國上映，打著“昆汀·塔倫蒂諾出品”的旗號
而他本人，也長期以香港電影的熱心推介人的形象，四處頌揚及發行港片，例如《重慶森林》和《英雄》，都以“塔倫蒂諾出品”的名義在美國發行。
2011年，法國電影人，還就此專門拍了一部紀錄片：《塔倫蒂諾：香港門徒》（Tarantino, le disciple de Hong-Kong）。就像馬丁·斯科塞斯對經典好萊塢和意大利電影的珍視一樣，昆汀這位加大碼的新版馬丁，對香港電影的尊重和眷戀，遠勝過我們本土的從業者及影迷們。
昆汀對於中國，完全是“域外”的，更從未進入過中國的主流視野。
但放眼歐美影壇，除了那位獨一無二早已仙逝的紀錄片大師伊文思，即便包括受邀來華拍片的如安東尼奧尼、貝託魯奇等人，也再也難找到一位像他這樣，和中國交往密切、理解且熱愛華語電影、自身創作上浸滿了中國文化（儘管是亞文化）的導演了。
他實在獨一無二。
（作者備註：本文得到了郝建、李虹、程然、陳虎、張進戰、高成生、尚可、張晗宇等師友的幫助，在此鳴謝；尤其感謝友人高山居中聯絡，再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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