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的近代化始於哲學的近代化，而現代的歐美人又認為，西歐近代哲學又是被兩個天才人物所開啟，一位是法國的笛卡爾，另一位則是英國的培根。
笛卡爾是“大陸理性主義”的“創始人”，而培根則是“英國經驗主義”的“創始人”。“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主義”則是近代西方哲學的兩大對立性的流派。後來康德的“自律道德”說，以及再後來唯物的科學的出現，都是對這兩大流派的調和和融合。因此，理解笛卡爾和培根學術的本質，不僅對正確理解整個西方近代哲學非常關鍵，也對正確理解當下正在被中國所崇拜和信仰的科學非常關鍵。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的名言，即便是在中國，也幾乎是家喻戶曉，這句話的確也包含著笛卡爾的核心思想。但是，也真正理解這句話就不能很容易了，不僅對中國人，對西方人亦然。倒不是說這句話有多麼深奧，其實一點也不深奧，而是在於大家對笛卡爾說這句話的具體歷史背景不太瞭解。
我先解釋一下這句話真正含義，而後再說一下歷史背景。
“我思故我在”的關鍵並不在於鼓勵大家去思考，而只是說，人本身本來就具備思考的能力，人就是一個思考主體。因為我具備思考能力，因為我是思考的主體，因此我存在。也就是說，笛卡爾認為人的本質在思考，或者思考能力，這種思考能力是生而有之的、天然自然的。
思考就是判斷和選擇，既然人是一個思考主體，那麼思考主體之外的一切，也就成為其思考的對象。因此，這句話也包含著懷疑一切的意思。懷疑一切就是思考一切，將一切都當做自己的思考對象。但是唯一不可懷疑的，唯一確定是，自己是一個思考主體，自己的思考本身是確定的、真實的。
因此，笛卡爾實際上完成了對人的重新定義，人就是一個完全獨立和自由的思考主體。這對基督教對人的定義，無疑是革命性的“進步”和“創新”。在基督教中，人不是一個思考主體，而是一個信仰主體，人因為信上帝而存在。
那麼具體發出思考功能的職能器官是什麼？是“理性”。“理性”就是人進行思考的器官，思考就是理性的功能。當然，這個器官是邏輯上，功能上，虛擬的。
人的理性所思考的結果就是真理，或者說，真理就是由理性所發出的。而且，笛卡爾認為，真理是先驗地完整地存在於理性之中。因此，人要想獲得真理，只需進行思考、冥思就行了，而無需任何的實踐經驗。
注意，但凡瞭解中國儒家學說，瞭解宋明理學，就可以看出，笛卡爾的所謂的思想創新，與中國的儒家觀點，與宋明理學，尤其是陽明心學非常相似。
自文明伊始以來，中國的儒家就認為人是一個思考主體，而人進行思考的器官則是“心”。當然這個心也是邏輯上的、功能上的、虛擬的。道義、道理、義理這些都是由人心所發出，是人心思考的結果。宋明理學乾脆概括為“心即理”、“性即理”。
對中國而言，這樣觀點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對西歐而言，卻是不啻於開天闢地般的偉大創新！笛卡爾的“理性”顯然是對中國“心”的模仿，這是這種模仿而遠遠不到位而已。
儘管中國認為“心”是一個思考主體，道義、道理也都是人心思考的結果，由人心所發出。但是，卻不認為這些道理是先驗地、完好地存在於人心之中，然後僅僅需要通過冥思就可以獲得。而是認為，要獲取知識，必須經過實踐經驗。這就是《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也是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的“行”。“格物”、“行”就是指做事、實踐。
因此，儘管笛卡爾已經意識到人的本質在思考，“理性”就是作為思考主體的人心。但是，笛卡爾對人心的認知卻是機械的，非常類似於一個寫好程序，存滿知識的電腦芯片。因此，我把笛卡爾的“理性”，稱之為“芯片心”。
如果放到中國文化的譜系中，在歷史的任何時期，笛卡爾都是壓根不入流的。一個在中國歷史中不入流的人，在西歐的近代史中成為開天闢地式的近代西方學問的“創始人”，不僅彰顯中西方在學術上的巨大落差，而且也意味著，笛卡爾的思想源頭在中國。
說笛卡爾的思想源頭在中國，只要對中西曆史，對中國的儒家思想有個稍微深入地瞭解，就能明確產生如此的判斷，幾乎不需要當時中西之間具體的文化交流的具體證據。
事實上，這樣的直接證據還是很多的。在1940年，朱謙之就寫了一本書《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非常系統地列舉了中國儒家典籍和學說西傳的直接證據，認為西方近代哲學是在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而產生的。
最近幾年，一個質疑西方歷史的“西方偽史論”的思潮在民間興起。其中英籍華裔學者諸玄識，所辨偽的矛頭就是指向西方近代史。他同樣認為，西方近代哲學是中國儒家思想西傳的產物，在朱謙之的基礎上，補充了更詳細的證據，包括語言的證據。
笛卡爾主義在西歐的出現，其基本的歷史背景是，西歐與中國之間發生了第一次規模的直接交流，其交流的主要中介就是大批來華傳教的天主教的耶穌會士。笛卡爾所就讀的中學，就是由耶穌會士所辦，位於當時與東方聯繫最前沿的荷蘭。顯然，在笛卡爾的青少年時代，就已經通過耶穌會士受到了中國文化的薰陶。
對於明清之際的西歐傳教士所帶來的中西文明交流，一直以來被主流的學術觀點所低估甚至忽視。事實上，這次文明交流不僅西歐帶來革命性影響，讓革命的近代哲學得以出現，而且也影響了中國。明末清初的儒家也被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歐的文化理念所影響。黃宗羲、王船山等人的“憲政”思想，就是這種影響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也正是西歐理念的影響下，清初的大儒開始對清談式的宋明理學不滿，而轉向以“實學”為宗旨的考據學。
關於西歐思想對明清之際中國的影響，南京大學的許蘇民教授做了許多開創性的研究，有興趣的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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