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稿】《鴨頭丸帖》“右軍”改“大令”的最大嫌疑人被抓獲
董其昌的“吶喊”
《鴨頭丸帖》“止虞集記耳”
兼論“右軍”改“大令”釋疑
文｜侯勇
王獻之《鴨頭丸帖》
上海博物館正在展出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中，其中有展出王獻之《鴨頭丸帖》卷。這件作品有明代進士王肯堂題簽：“晉尚書令王獻之鴨頭丸帖”。捲上鈐有宣和諸璽：“雙龍”“宣和”“政和”等。文後有“天曆之寶”大方印，印下有元代著名學者虞集題記雲：“天曆三年（1330）正月十二日，敕賜柯九思，侍書學士臣虞集奉敕記。”以上印璽及款識均為真跡原配。
王獻之《鴨頭丸帖》及題跋的前半部分
王獻之《鴨頭丸帖》及題跋的關半部分
在後又拼一紙，為宋高宗趙構讚語：“大令摛華，夐絕千古。遺蹤展玩，龍蟠鳳翥。藏諸巾襲，冠耀書府。紹興庚申歲復古殿書。”上鈐印“御書之寶”。再後為北宋人柳充、杜昱觀款，明王肯堂、董其昌題記，清周壽昌等人題跋。
我們看到的截止董其昌的跋之前，有南宋高宗趙構讚語、北宋人柳充、杜昱觀款，明王肯堂等人題跋。本文將從董其昌《跋鴨頭丸》帖，分析宋高宗讚語在明代《鴨頭丸帖》題跋的變更歷程。
一、 宋高宗讚語中“右軍”“大令”在明代的演變流程
清代書法家王澍（1668-1743）同樣提出了這樣的疑問，當然看到了墨跡上的高宗題跋以及北宋人的觀跋，《淳化秘閣法帖考證》於《鴨頭丸帖》條下記：
此帖真跡萬曆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之贊，柯九思等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王澍的這則記錄，提到王澍見到了《鴨頭丸帖》墨跡和《餘清齋法帖》中的宋高宗跋，墨跡中為“大令”，《餘清齋法帖》為“右軍”，他認為這件作品經過柯九思的手中。柯九思等元代諸家沒有對此題出異議，可能這個“右軍之贊”是有問題的。
對於帖後的宋高宗讚語一紙，徐邦達先生《古書畫偽訛考辨》中認為系從他處移來，論之甚詳，此不贅述。接著徐邦達的話題就宋高宗的讚語一紙，作一些深入的思考，《鴨頭丸帖》的高宗讚語在明代究竟經歷了怎麼的變化？
大家知道，《鴨頭丸帖》，宋時曾刻入《淳化閣帖》第十及《大觀帖》第十，這兩種叢帖按刻帖體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閣帖》刻於淳化三年（992年），《大觀帖》刻於大觀三年（1109年），《淳化閣帖》和《大觀帖》均在王獻之名下。
1、我們來看看《鴨頭丸帖》墨跡中（上博藏）宋高宗這紙讚語的內容：
右為宋高宗讚語
“大令摛華，夐絕千古。遺蹤展玩，龍蟠鳳翥。藏諸巾襲，冠耀書府。紹興庚申歲復古殿書。”
2、我們再來看明代刻帖的情況。
明時，《鴨頭丸》刻入《東書堂集古法帖》、《寶賢堂集古法帖》、《餘清齋法帖》、《玉煙堂帖》及《潑墨齋法書》等集帖中。
《東書堂集古法帖》，十卷，明永樂十四年（1416）周憲王朱有燉臨摹上石，所刻以《淳化閣帖》為主，參以《秘閣續帖》及宋元人書，第八卷“歷代名臣書”中收王獻之《鴨頭丸帖》，王跋（應為無跋）。此應為翻刻《淳化閣帖》。
《寶賢堂集古法帖》，十二卷，弘治九年（1496）晉莊朱鍾鉉之子朱奇源命王進、宋灝燈摹勒上石，其序雲：
“…取《淳化》、《絳帖》、《大觀太清樓》、《寶晉》諸帖，且我朝以書著名者不下數十家…擇其優者…摹勒上石。”
其中卷六、七為王獻之書，所收《鴨頭丸》亦無跋。容庚先生《叢帖目》雲其卷六、七分別是與《大觀帖》九、十同，此應為由《大觀帖》中翻出。
《玉煙堂帖》，二十四卷，萬曆四十年（1612）海寧陳元瑞摹集，上海吳之驥鐫刻，其中卷二十收《鴨頭丸》，無跋。《玉煙堂帖》有董其昌序雲：
“予友陳元瑞，結集歷代名跡與石刻佳本若干卷…”
上述三種明刻叢帖所刻《鴨頭丸》，雖均無虞集題記及高宗題贊，但因摹自《淳化閣帖》、《大觀帖》等，非從墨跡摹出，在高宗題贊問題上自然不足為憑。
《餘清齋法帖》高宗讚語為“右軍”
《餘清齋法帖》原石
《餘清齋法帖》原石
《餘清齋法帖》所刻入《鴨頭丸》的續帖帖尾有“萬曆甲寅（1614）夏六月餘清齋摹勒上石”篆書紀年字樣。高宗讚語唯賴刻帖得以保存原貌，《餘清齋法帖》可謂功不可沒，這個原樣是什麼呢？
右軍摛華，夐絕千古。遺蹤展玩，龍蟠鳳翥。藏諸巾襲，冠耀書府。紹興庚申歲復古殿書。
《潑墨齋法帖》第四卷
《潑墨齋法帖》高宗讚語為“大令”
《潑墨齋法書帖》卷四載《鴨頭丸帖》後高宗讚語為：
大令摛華，夐絕千古。遺蹤展玩，龍蟠鳳翥。藏諸巾襲，冠耀書府。紹興庚申歲復古殿書。
《餘清齋帖》中《鴨頭丸》一帖，刻入續帖第一冊中，刻本與今傳墨跡本相對較，有兩處不同：其一，高宗讚語墨跡本“大令”，而刻本為“右軍”，徐邦達謂：
“按此為宋高宗趙構所書，庚申是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書法極精，確是真跡。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該書，筆畫僵硬，與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實為王秉錞）刻《潑墨齋法帖》時已同今本。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記為：“明天啟四年（1624）金壇王氏潑墨齋摹勒上石。
徐邦達顯然是把《潑墨齋法帖》的作者記錯了，王肯堂曾於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成一帖，帖名為《鬱崗齋墨妙》，其中並無《鴨頭丸帖》，《潑墨齋法帖》實由同為金壇人的王秉錞編次，長州章德懋鐫刻。
王肯堂為吳希元跋《鴨頭丸帖》
3、王肯堂在吳希元和吳廷家中所見“右軍”變“大令”
王肯堂在吳希元家中看到這件《鴨頭丸帖》時，前面的高宗讚語也是右軍。因此，他在題跋中寫道：
吳新宇中翰家書法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
因為我們都知道，天下法書第一在我們的常識中通常是指王羲之。目前我們所見提到天下法書第一的有《快雪時晴帖》，米芾說：王羲之的《破羌帖》，天下法書第一。所提到的都是王羲之的作品。因此，王肯堂此跋可以確證在吳希元家中見到墨跡所題，王肯定見到的宋高宗讚語是“右軍”而不是“大令”。
後來，這件作品流傳到了吳希元的族弟吳廷手中，王肻堂的題跋又將《鴨頭丸帖》題為“王大令”所書。
王肯堂為吳廷跋《鴨頭丸帖》
這裡的疑問是，吳廷所刻《餘清齋法帖》原石上所載為“右軍”，為何王肯堂為吳廷所跋為“大令”，此有一種可能，就是在吳廷刻了《餘清齋法帖》後，吳廷發現此作應為王獻之所，因之把《鴨頭丸帖》把高宗讚語中“右軍剜去”改為“大令”，而請王肯堂復題為記？
如此以來，此帖在明天啟四年（1624）金壇王氏潑墨齋摹勒上石《潑墨齋法帖》中顯示，《鴨頭丸帖墨跡》中宋高宗讚語自然是根據吳廷所改，自然高宗讚語變為“大令”。這個時間段應該在王肯堂為吳廷題《鴨頭丸帖》之前，或者就是改更的當時。當然《餘清齋法帖》已經摹刻成拓本，為時已晚，只好將錯就錯。時至1624年王秉錞得到墨跡上石，所以其《潑墨齋法帖》與今本墨跡相同。
從《潑墨齋法帖》刻本看，高宗後的北宋人觀跋，應該是在1624年以後，另外的好事者加之，因此，亦與《鴨頭丸帖》無關。
周壽昌跋（上博官網圖，題識一行無）
墨跡本後有清周壽昌跋雲：“第細審真跡，始知各匯帖鉤刻失真，當以明吳氏餘清齋刻為勝。楊守敬《書學邇言》：“王大令鴨頭丸帖，餘清齋刻之，有宋高宗贊，清超絕塵。閣帖已刻之，重濁不堪矣。”其《平帖記》又云：“《鴨頭丸帖》閣帖已刻此，試以餘清齋較之，真天淵矣。”
周壽昌和楊守敬認為《餘清齋》所刻《鴨頭丸帖》最佳，但是他們在和墨跡本相較之時往往都忽略了宋高宗的語贊究竟是“右軍”還是 “大令”，特別是在墨跡本後題跋的周壽昌居然沒有注意到墨跡本和《餘清齋法帖》中高宗跋的“右軍”和“大令”之別，這倒是有些讓人生疑。
二、 董其昌和王澍的質疑
董其昌跋《鴨頭丸帖》
前文提到王澍（1668-1743）看到《鴨頭丸帖》墨跡上有高宗題跋以及北宋人的觀跋，《淳化秘閣法帖考證》於《鴨頭丸帖》條下記：“此帖真跡萬曆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之贊，柯九思等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其實，王澍對高宗跋所提出的疑問，董其昌在《鴨頭丸帖》墨跡中的題跋就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董其昌在題跋時，只看了到“止虞集記耳”。全文如下：
元文宗命柯九思鑑定法書名畫，賜以《鴨頭丸帖》與《曹娥碑》真跡。《曹娥碑》卷有趙孟頫跋具言之。此卷止虞集記耳。二卷右軍父子烜赫有名之跋也。董其昌觀於袖石齋因題。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記載了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與《鴨頭丸帖》有關的情況。明神宗朱翊鈞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董其晶聽到中書舍人趙士禎所說，神宗天藻飛翔，雅好書法，經常把《鴨頭丸帖》帶在身邊。全文如下：
明神宗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予聞之中書舎人趙士禎言如此，因考右軍曾書《文賦》，禇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祿書耳。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 中，董其昌引用中書舍人趙士禎的話告訴我們，《鴨頭丸帖》在明神宗在位時，也就是萬曆年間，仍在明內府。以此斷定，董其昌在《鴨頭丸帖》的題跋，應是《鴨頭丸帖》流出內府之後。董其昌在袖石齋題跋的時候，可能因為趙士禎的傳言，神宗如此喜愛的《鴨頭丸帖》竟然只有虞集一跋。
董其昌在題跋中說的清清楚楚：此卷止虞集記耳。為何在《鴨頭丸帖》墨跡上董其昌題跋前面還有宋高宗趙構讚語、北宋人柳充、杜昱觀款呢？
此虞集一跋，在《餘清齋法帖》和《潑墨齋法帖》中均有。
《鴨頭丸帖》墨跡虞集跋
餘清齋法帖》二玄社版
《潑墨齋法帖》虞集跋
我們先來說說元文宗賜柯九思《鴨頭丸帖》與《曹娥碑》以鑑天下法書的故事。
天曆元年二月，元文宗命柯九思取其家藏之寶《曹娥碑》（現《曹娥誄辭卷》）進呈內府。兩個月以後賜還，並命時任奎章閣侍書學士的虞集題記，當時大學士忽都魯彌實和授經郎揭奚斯等都在場。
天曆三年（1330年）正月十二日文宗又命柯九思將《定武蘭亭五字損本》進呈，御覽之後甚為歡喜，並親識“天曆之寶”以賜還。而就在同一天，文宗還將王獻之《鴨頭丸帖》賜於柯九思。
董其昌也見到過《曹娥碑》，他在《臨王右軍曹娥碑跋》中雲：
餘為庶常時，館師韓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遺絹本示餘，乃宋德壽殿題。元文宗命柯九思鑑定書畫，賜以此卷。趙孟頫跋，記其事甚詳，且雲：“見此如岳陽樓親聽仙人吹笛，可以權衡天下之書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亦渝敝難摹，略可彷彿於非煙霧間耳。因書《曹娥碑》，識之。
《曹娥碑》卷有韓逢禧印，此卷在明代經韓世能、韓逢禧父子家藏，韓宗伯示所藏《曹娥碑》卷，其上有宋高宗題和趙孟頫跋不假，但是董其昌把題跋內容弄混了，趙孟頫的題跋原文是：
曹娥碑正書第一，欲學書者不可無一善刻，況得其真跡，又有思陵書在右乎，右之藏室夜有神光，燭人者非此其何物耶。吳興趙孟頫書。
董其昌提到的如岳陽樓新聽仙人吹笛之題跋也是記憶模糊，原題為黃石翁所跋，原文如下：
曹娥碑石刻善本亦未易得，此卷乃在澹軒密篋，如岳陽樓親見洞賓，覺人間畫本俱不類，澹軒十襲珍之。黃石翁書。
董其昌在韓宗伯家看到曹娥碑，臨帖並跋，黃惇在《中國書法全集-董其昌》卷中載：
1608年戊申，萬曆三十年，五四十歲。在江南。寒食後七日，作《臨鐘王帖冊》。《石渠寶笈續編》第十三冊，載董臨鍾繇《力命帖》、《墓田帖》、《戎輅表》、臨王羲之《曹娥碑》，臨王獻之《洛神賦》等。
雖然跋的內容與《曹娥碑》原作有誤，但是可以確認他是見過《曹娥碑》的。另外，他對《鴨頭丸帖》的記錄中有兩次，其中一處是他在《畫禪室隨筆》中也提到，他曾聽趙士禎提到：
神宗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予聞之中書舎人趙士禎言如此，因考右軍曾書《文賦》、禇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祿書耳。
明神宗皇帝（1563 -1620）也就是萬曆皇帝，對《鴨頭丸帖》珍愛有加，隨時都帶這身上，可見這件作品的對神宗皇帝的生喜愛程度，因此，他在袖石齋見到王獻之的《鴨頭丸帖》並題跋，謂”止虞集記耳”。這應該是董其昌先聽說了《鴨頭丸帖》在明內府中的事情之後，後來在袖石齋見到了《鴨頭丸帖》並留下了題跋。董其昌的疑惑是：這麼精美的名作，皇帝都這麼喜歡的東西，怎麼只有“虞集”一跋呢? 當然，從董其昌的題跋我們看得明明白白，董其昌在袖石齋題跋的時候，“止虞集記耳”，這就是當時的《鴨頭丸帖》的真實面貌。
綜合以上考證，筆者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1、宋高宗讚語為他處移來，與《鴨頭丸帖》並無任何關聯。應該為神宗萬曆年間，董其昌在袖石齋題跋之後。好者自拼配而成。
2、從《潑墨齋法帖》刻本看，高宗後的北宋人觀跋，應該是在1624年《潑墨齋法帖》刻帖竣工以後，好事者再次拼配而已，因此，亦與《鴨頭丸帖》無關。
3、宋高宗讚語“右軍”改為“大令”的時間為明萬曆四二十年（1614）六月《餘清齋法帖》中的“右軍”刻帖形成之後，在吳廷收藏期間所改。
通過以上三點結論，筆者認為，《鴨頭丸帖》宋元明清，僅元代虞集、明代董其昌、王肯堂及清周壽昌等的題跋與《鴨頭丸帖》有關，其餘宋高宗語贊、北宋人觀跋均與此帖無關，繫好事之人拼配而成。
侯勇
時客京華竹溪山房
2019年2月13日初稿
2019年2月20日修定
注：
此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安徽屯溪的汪鵬程支持，親自去新安碑園拍攝《餘清齋法帖》原石，程渤兄不但提供了《潑墨齋圖》的出版資料，還提供了兩篇自己研究《鴨頭丸帖》的相關文章。在此表示誠摯謝意。
程渤：《王獻之後宋高宗讚語考》來源：《書法研究》雜誌總第121期
程渤：《從王獻之三帖看餘清齋法帖的書法史料價值》來源：淮陰工程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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