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俄關系的角度探討本世紀之前以漢文化為基礎的中醫藥在俄羅斯的傳播，焦點集中在傳播始因、傳播動力、傳播主體、傳播過程中異質文化的影響等方面，以期探討中醫藥在俄羅斯傳播的特點。研究結果表明，中俄兩國關係是中醫藥傳播的基礎性條件，中俄兩國的醫生是傳播的主體，政府對傳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前在俄羅斯占主導地位的生物醫學理念仍然是傳播的阻礙。
以漢文化為基礎的中醫藥在俄羅斯的傳播是其在世界傳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長期以來學界對這一問題關注很少，零星的材料和研究見諸於俄國漢學史（П.Е. 斯卡奇科夫，1977）、中俄關系史（蔡鴻生，2006）、中俄文化交流史（宿豐林，2003）和中外醫學交流史（李經緯，1998）中。而系統地從流傳始因、發展規律、傳播主體和兩國不同醫學文化傳統方面探討顯然不夠，為此本文擬從以上方面進行概括性梳理描述，以期從宏觀上勾勒出中醫藥在俄羅斯傳播的特點，啟示中醫藥的國際傳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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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在俄流傳是兩國關係的產物
早期中醫藥在俄國的流傳
中俄兩國在文化上的往來是隨著兩國地理上的接近而逐步展開的，具有兩國關係在其他領域早期發展的共同特徵。蒙元時代之前，中國與基輔羅斯是兩個地理上相距遙遠的國家，沒有直接的人員往來，相互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更不知道彼此有物質和精神上的需求。唯一依稀的聯繫可能就是古老絲綢之路上的零星貿易：10 世紀在基輔羅斯的市場上已經出現了中國的絲織品、錦緞等貨物。
隨著蒙古人的鐵蹄征服了歐亞大陸，漢人和羅斯人同屬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此時的兩國在“同一統治下”有了交通的可能。按照蒙制，漢人被虜，隨著西征的蒙軍來到基輔羅斯服役，羅斯人也被虜到中國參加誅滅漢人的征戰。在西征的隊伍中，漢醫的出現為基輔羅斯帶去了中醫藥的最初信息。15 世紀初麝香、大黃已出現在撒馬爾罕的市場上。希瓦和布哈拉商人把中國的貨物運抵阿斯特拉罕，進而沿伏爾加河運抵俄國各中心城市。
隨著蒙元帝國的分崩離析，中俄兩國又回到了相互隔絕的狀態，橫亙在它們之間的是無邊的草原和山脈。15 世紀末新航路開闢，為西方世界打開了通向美洲、亞洲的道路。此時的俄國也征服了西伯利亞，中俄在地理上開始接近。17世紀英國人與荷蘭人在海上競爭激烈，英國人試圖通過西伯利亞找到通往“富饒”中華帝國的道路。但他們的請求遭到了俄國人的拒絕。俄國人自己開始了探索通往天朝帝國之路。
俄國位於中國與歐洲之間，居間的鉅額貿易吸引著俄國人不斷地來到中國，其主要形式有國家商隊，也有私人貿易。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醫藥信息、中國的大黃流入俄國。尤其是大黃，它一度作為俄國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之一而由俄國政府直接管控。
18 世紀，中俄交往進入到條約化時期。中俄貿易和中醫藥流入逐漸增多。但總體上說，19 世紀之前中醫藥流入俄國還只是偶發的、民間的、伴隨狀態的，俄國人對中醫藥的認識還處於樸素狀態。
19世紀中醫藥在俄國的傳播
19 世紀是中醫藥流入俄國的重要時期。世紀初，隨著英美兩國在太平洋地區貿易的擴張，俄國在恰克圖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縮減，俄國人開始調整東方政策：積極東進。此時俄國駐北京的非正式使團——東正教使團——發揮了特殊的功能。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使團承擔了全面瞭解中國、服務國家遠東政策的任務。俄國政府為了保障使團這一功能的實現，在使團中派遣了醫生，他們的任務之一就是研究中國醫學。
俄國人從理性上認識中醫藥即從此時開始。這一時期流入到俄國的中醫藥典籍、中藥材品種都是之前不可比擬的。俄國人對針灸和中藥的臨床實驗也開始於這一時期，並取得一定的成果。這一時期，中醫藥流入俄國的載體除了職業醫生外，還有俄國漢學家、植物學家、商人和軍人。
20世紀50年代中醫藥在蘇聯的發展
20 世紀上半葉的蘇俄、中國都處在劇烈的社會變革和國內戰爭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國關係也處於不穩定狀態，中醫藥的發展沒有實質性進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兩大對立陣營的形成和新中國的成立使得有著共同意識形態的中蘇兩國結成全面的同盟。在這一背景下，大批蘇聯專家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這些專家中包括蘇聯醫生，他們來華的目的主要是支援新中國的衛生事業，也有少部分蘇聯醫生懷著極大興趣學習了中國的古老醫學，尤其是針灸療法。正是這些醫生回國後，開始了具有特色的蘇聯針灸的研究、實驗和針灸教育。針灸療法得到了官方的承認，也廣泛應用於臨床醫療。
後蘇聯時期和俄羅斯時期中醫藥的傳播
20 世紀 60 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兩國人員交往幾乎中斷。80 年代後期隨著兩國關係的轉暖，人員交往也逐漸恢復。90 年代蘇聯解體，中俄之間的人員往來迅速增多，官方往來也逐漸增多。這一時期蘇聯針灸學繼續在蘇聯境內按照自己的軌道發展，出現了不少成果。中蘇國家關係正常化以後，也有中國的醫生隨著官方訪問團來到俄羅斯進行醫學交流，其中有部分人留在俄羅斯繼續中醫藥事業。1996 年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 21 世紀中俄兩國多次簽訂友好合作協議，兩國關係全面升級，兩國衛生事業的交流也逐年增多。目前在俄羅斯的東方醫療中心就有上百個，其中很多是以中醫藥手段為患者治療。中醫藥典籍也有譯本出現，市場上也經常看到中醫藥養生的印刷品。總之，這一時期中醫藥在俄羅斯發展處於一個平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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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在俄發展的主體是職業醫生
中醫藥在俄羅斯發展的主要承擔者是俄羅斯醫生，他們不僅將中醫藥典籍、藥用植物、中藥材從中國帶回俄羅斯，同時也對中醫藥理論進行了翻譯、研究，並對中醫針灸和中藥進行了試驗性研究。
19世紀上半葉俄國醫生對中醫藥流入俄國的貢獻
19 世紀上半葉是中醫藥流入俄國的開創時期，期間最主要的活動者是俄國駐北京東正教使團的隨團醫生。他們分別是 О.П. 沃依霍採夫斯基（О.П.Войцеховский）、П.Е. 基裡洛夫（П.Е.Кирилов）、 А.А. 塔塔裡諾夫（А.А.Татаринов）、С.И. 巴濟列夫斯基（С.И.Базилевский）、П.А. 科爾尼耶夫斯基（П.А.Корниевский）。他們從中國帶回俄國的中醫藥典籍近百種、藥用植物近千種、中藥 600 多種。他們對中醫藥的研究涉獵面非常廣，包括：中醫藥歷史、中醫藥文獻、中醫陰陽五行理論、中醫藏象理論、中醫經絡、中藥理論（包括本草）、中藥分類、中藥劑型及炮製、中藥服用方法、中國醫療機構、醫生教育、醫生社會地位、行醫條件、行醫方式、行醫風俗、中醫諺語、百姓醫學觀念、農村醫療、太醫院等，甚至對祝由術、中國人的體質也有研究。這裡的集大成者是塔塔裡諾夫，他一人帶回俄國的中藥植物就有 570 種、中藥近 600 種，研究中醫藥手稿達 1577 頁。這個時期俄國醫生對中醫藥的引介和研究對後來者影響深遠，尤其是他們對中醫藥基本理念的判斷和對中國醫療狀況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後來者的延續。
俄國醫生除了在理論上引介、研究中醫藥，在實踐上也對中醫療法和中藥進行了實驗研究。19 世紀 20 年代法國和英國已經開始了針刺的臨床試驗，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對新思想和新療法懷有濃厚興趣的俄國醫生 П.А. 恰魯科夫斯基（П.А.Чаруковский）獲得這一信息後，也開始進行嘗試性的針刺試驗。他在 1828 年的文章中詳細描述了針刺的工具、操作方法、禁忌、適應症、電針等，併為一位患有十年坐骨神經痛病史的官員進行了針刺，選用足少陽膽經上的環跳穴和懸鐘穴，並加以電針，效果良好。兩星期後患者病痛復發，恰氏再次施以針刺，效果仍然不錯。遺憾的是，這種從歐洲醫生那裡借鑑來的針刺療法在俄國並未受到重視，也沒有擴散和延續。
19 世紀在聖彼得堡還有一次中藥臨床試驗也是由俄國醫生們主要參與的，其中重要成員之一就是曾經在北京履行過傳教團醫生使命的 П.Е. 基裡洛夫醫生，試驗是在皇家外科醫學院和第二陸軍醫院進行的。他們對黃芪、天門冬、乾地黃等 38 種中藥材進行了試驗，但結果並不理想。之後不久，他們又對塔塔裡諾夫在北京購買的 18 種藥材進行了 17 次試驗，其結論也不能令人滿意。但這畢竟是俄國首次中藥臨床試驗。
20世紀50年代之後蘇聯、俄羅斯醫生對針灸發展的貢獻
20世紀50年代，隨著中蘇兩國全面結盟，兩國的合作展開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醫療衛生領域。50 年代中期，蘇聯醫生 В.Г. 沃格拉里克（В.Г.Вогралик）、И.И. 魯謝斯基（И.И.Русецкий）、Э.Д. 德卡琴斯卡婭（Э.Д.Тыкочинская）、М.К. 烏索娃（М.К.Усова）、Н.Н. 奧西波娃（Н.Н.Осипова）來到中國（主要在北京）學習針灸。他們回去後分別在高爾基、喀山、列寧格勒、莫斯科展開了針灸的研究與實驗。由於取得了良好的臨床效果，這種療法逐漸在蘇聯境內多個城市展開，醫學教研機構也培養了大批針灸醫生。據 20 世紀 70 年代末統計，蘇聯境內共培養了 15000 多名針灸醫生，他們分別工作在蘇聯的各級醫院、研究所、研究中心。這些人都經過了嚴格的現代醫學訓練，之後也經過特殊的針灸培訓，他們無論在臨床醫療上，還是在理論研究上都收到了不少成果。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這種狀態沒有實質性改變。也正是由於這些人在職業生涯中實際使用著針灸療法，並取得良好效果，這種療法才逐漸被政府承認、被社會廣泛認可和接受。在前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雖然有現代針刺學和傳統針灸學的派別之爭，但針灸療法在總體上是在向前發展。如果說，19 世紀是中醫藥流入俄國的開創時期，那麼 20 世紀 50 年代可以說是中醫針灸在蘇聯的全面發展時期，直至後來的進一步延續，在這一過程中職業醫生承擔了主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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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中醫藥在俄發展有重要影響
中醫藥在俄羅斯發展的另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這一點既表現在中醫藥流傳的肇始、衰微階段，也表現在其迅速發展、擴張階段，這不得不說與俄羅斯國家的政治體制有關。
19世紀俄國政府的指令對中醫藥流入俄國的影響
19 世紀初俄國政府實行積極的東進政策，對派駐北京的東正教使團進行了深刻的改革，包括在組織上為使團增派醫生，並委以使命，也通過下屬的科學院、醫學院等學術、教育機構為這些醫生下達了具體任務，這直接導致了俄國人系統瞭解中醫藥的活動。這裡僅舉幾例來說明俄國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
1818 年在俄國外務院給使團的一般性指令中寫道：
至於您屬下的使團四名大學生，他們共同的任務是學習漢語和滿語；另外一項任務就是根據他們以前所學的知識、他們的興趣和能力，其中一個（也就是醫學院畢業生）要關注中國的醫學和自然歷史。
科學院、醫學院、莫斯科自然學者學會、聖 - 彼得堡礦物學學會要接收這些學生為自己的通信會員，他們有義務向這些學會彙報自己力所能及的發現和評價。這些機構也要從自己的一方，在使團出發時和到中國後，給自己的通訊會員以專門的指令和任務。
使團有義務用撥給自己的經費蒐集不僅僅是圖書，還有其他稀有之物，設法搞到地圖、城市平面圖、種子，尤其是那些對俄國有益並可在俄國栽種的種子，包括大黃屬的種子，蒐集需要的植物、礦物、稀有之物，以及所有的可以有助於精確瞭解中國、豐富科學、藝術、對我們工業有用的東西。
醫生們要完成的具體任務，我們可以在皇家植物園第一任園長 Ф. 費舍爾（Ф.Б.Фишер）1818 年寫給第十屆傳教使團隨團醫生 О.П. 沃依採霍夫斯基的指示中找到（指示一共有 52 項內容，這裡擇其二三）：
1．為了植物學研究，應當在去北京的路上和在北京城郊，收集各種草本植物的原本或標本，不僅收集稀有植物，也收集最普通的植物……
2．……要收集儘可能成熟和新鮮的種子……收集的這些種子需要每年帶回俄羅斯。
……
38．需要收集各種藥用種子和根莖，註明藥用功效……
我們也可以在 1839 年皇家醫學院給第十二屆傳教使團醫生 А.А. 塔塔裡諾夫的指示中找到學院對他的具體要求（指示共 24 條）：
……
5．盡力瞭解中國人的醫學、外科和自然科學。
6. 瞭解他們的理論醫學和生理學概念。
……
10．記錄下針灸法、帕金森病、磁療法、眼科手術。
11．收集那裡的藥材，搞清楚中國人的藥材加工和使用方法。
……
13．儘可能地蒐集有關中國古代醫學的信息，中國人所患疾病的性質、病程，氣候的影響，以及每個季節患什麼疾病，尤其是皮膚病、眼病、梅毒，政府對疾病的防疫措施、治療藥物。
……
20．努力收集植物，尤其是藥用植物，每個標本都要用漢語標出植物的名稱和採集地點。
這些醫生基本上完成了政府和科學院交給的任務，對中醫藥和中國的醫療狀況有了全面和深入的瞭解。應當承認，政府的本意並不是為了在自己的國家傳播中醫藥，而是為了全面瞭解中國，但這一措施的客觀效果卻導致了大量中醫藥典籍、中草藥流入俄國，俄國醫界對中國醫學也有了初步的認知。隨著俄國公館取代了傳教團的外交功能，中醫藥傳入俄國的活動進入一個低谷：使團醫生研究中醫藥的大量手稿沒有刊印，基裡洛夫醫生帶回俄國的 127 種中藥放置了 9 年時間才進行實驗，而且後續的實驗工作似乎也沒有完成。
20世紀50年代以後政府的政策對中醫藥發展的影響
20 世紀 50 年代中蘇全面結盟，兩國合作全方位展開，包括醫學領域。蘇聯醫學科學院對中國的針灸非常感興趣，1956 年蘇聯衛生部成立針灸療法專業委員會，1957 年通過了“針灸療法臨時實施準則”。這期間在蘇聯還成立了多個針灸研究和臨床試驗機構：莫斯科的蘇聯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針刺療法實驗室、列寧格勒的別赫捷列夫心理精神疾病研究所針灸實驗室、高爾基醫學院住院部教研室、喀山醫生培訓部神經病教研室等。在這些機構裡，從北京學習回來的蘇聯醫生們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之後的歲月裡，蘇聯衛生部又頒佈了多個有關發展針灸療法的文件，在各地也出現了很多針灸療法的機構和培訓中心。可以說，針灸療法是在政府的直接領導、支持下發展起來的。
相對來說，這一時期對中醫藥基礎理論、中藥材實驗研究則顯得非常薄弱，發展也受到限制，存在著中醫師資格的認證問題、中藥的應用和銷售等問題。這與政府沒有相關的法令有直接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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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認知阻礙中醫藥在俄發展
俄國自彼得一世以來就全面接受了西方醫學，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官方醫學。其對任何外來的醫學都要以西方醫學的理念為標準進行評價，包括傳統醫學；當然也只有通過了官方醫學的檢驗，外來醫學才有資格在俄羅斯的國土上推廣。如此，西方醫學理念與傳統中醫藥學相牴牾的地方自然也表現在俄國醫生對中醫藥的認識上，進而影響到官方、大眾對中醫藥的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醫藥在俄羅斯的發展。
19世紀的俄國的醫學界普遍認為，中醫是古老的醫學，發展已經停滯；建立在哲學宇宙觀基礎上的醫學觀不符合邏輯，也從未在實驗中檢驗，只能算是一種猜測；中國人的解剖觀與自然現象不相符，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樓；中國的藥學還停留在民間水平，不符合現代科學的要求。類似的認知我們在 20 世紀初俄國的有關文獻中也能找到，例如在 П.Я. 皮亞謝斯基（П.Я.Пясецкий，1882）、В.В. 科爾薩科夫（В.В.Корсаков，1902）、Я.А. 威亞林（Я.А.Виолин，1903）的論述中。
П.Я. 皮亞謝斯基的肖像
19世紀四五十年代，這種看法有所改變。蘇聯醫生認識到傳統中醫藥學雖然不繫統、不完善，但其中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是很有特色的“醫學民俗”，是當時那個時代完善的醫學學說；中國醫學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治療手段上都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純自然的治療方法、預防疾病的方法、絕無僅有的針灸療法均值得研究。在藥物方面，有可能從中藥和其方劑中獲得新的有價值的東西。但前蘇聯及俄羅斯醫生對針灸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參照神經反射學和現代生物學的原理，對中藥的研究也是基於現代藥物學，而沒有更多地關注經絡學和藥物配伍的原理。
從整體上來看，俄羅斯醫學界、政府、民眾對中醫藥的看法仍然寓於現代醫學的藩籬之內，只是希望中醫藥在技術手段上對現代醫學有所補充，而沒有從根本上重新審視中醫樸素的“人醫學”理念。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中醫醫師在俄羅斯並沒有合法的營業執照，絕大部分中藥在俄羅斯也沒有獲得准入的許可。儘管如此，俄羅斯對中醫藥在臨床中的作用還是有部分肯定的；中醫在俄羅斯的非正式行醫、部分中藥的准入都是很好的證明，但目前這部分仍處於一個灰色地帶。
總結歷史經驗是為了面向未來。既然中醫藥在俄羅斯發展有以上特點，那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俄政治關係良好的今天，通過加強兩國醫療部門的合作，充分發揮醫生在傳播中的主導作用，發揮政府在其中的影響力，從新的高度重新審視醫學的目的和手段，建立以人為本的新的醫學模式，中醫藥在俄羅斯的發展具有廣闊前景。
摘自《中醫藥文化》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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