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病理學家約翰尼斯·菲比格由於在老鼠實驗中發現了一種能造成鼠癌的螺旋體癌生物，獲得了1926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許多人看來，菲比格的這個發現相當於找到了一種引發癌症的微小寄生蠕蟲。當時，科學界對癌症的瞭解還少之又少，加上其百發百中的致死率使人們聞風喪膽。所以，菲比格的這一發現無疑給人們帶來了驚喜和希望。
但是，在此後數十年的後續研究中，學者們發現，儘管這種蠕蟲的確存在，它卻不具備致癌能力。那麼，菲比格到底是哪裡出錯了呢？
其實，菲比格一向以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而廣受推崇，為了說明齧齒類動物體內寄生蟲與胃癌之間的關係，他餵養了許多隻老鼠，並使它們產生了大量腸內寄生蟲。然後，他觀察到了一種頗似“腫瘤”的物質在老鼠的胃中生長。這個發現令他驚喜不已，卻也讓他大意地以為自己找到了能夠引發胃癌的微生物。
但事實上，這些在老鼠胃中生長的物質並非腫瘤，而是一種由飲食不良導致的維生素A缺乏症引發的胃部的某些病變和損傷。
有人因此指責菲比格和諾貝爾獎委員會太不嚴謹，但在那樣一個癌症致病原因撲朔迷離的年代，菲比格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雖然最後呈現在世人眼前的只有“腸內寄生蟲”這個答案，但它也只是菲比格在萬千嘗試中湧現出來的滄海一粟。就像諾貝爾委員會授予菲比格的頒獎辭中所說—他的努力就像一盞燈塔，照亮了科學道路上不斷追求真相的腳步。
菲比格關於“鼠癌”的發現是一個讓人有些遺憾的烏龍，但比起諾貝爾獎史上關於額前葉切除術的誤判就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了。
華爾特·赫斯和安東尼·莫尼斯因發現了腦白質切斷術對某些精神疾病的治療價值而獲得了1949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們提出用腦前額葉切除術來治療精神分裂症，由此美國的神經外科醫生每年對數以千計的患者實施了腦前額葉切除手術，而其中一些患者卻因此失去方向感或行為能力，成了植物人甚至死亡。直到1960年，這種治療方法才被普遍廢棄。
可見，科學除了為人類造福外，“大意”的褒獎也有可能貽害無窮。
除了對科技成果“真偽”判斷出錯外，諾貝爾委員會也犯過其他錯誤，比如，獲獎依據不科學。大名鼎鼎的美籍物理學家恩里科·費米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毫不誇張地說，費米是一個物理通才，無論是對理論物理學還是實驗物理學，他都有卓越貢獻。1938年，由於在人工放射性元素以及原子核反應方面的工作，費米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但是，他實際上並沒有論證出這種人工合成的新元素的存在。
在當時的研究過程中，費米不斷用慢中子照射鈾原子，鈾經中子照射後產生了一些β-放射性粒子，他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元素—和鈈。但實際上，這只是原子核裂變—鈾原子被中子擊中後分裂成了質量更輕的碎片。
至於讓費米和諾貝爾委員會欣喜的超鈾放射性元素，直到1940年才真正被製成。當然，費米在物理學方面的成就也足以問鼎諾貝爾獎，只不過是1938年的獲獎依據不太妥當罷了。
除了意外和不嚴謹導致的獎項出錯外，諾貝爾獎史上還有一件“奇葩”的事—同一獎項的獲獎者所持理論南轅北轍。
1906年，諾貝爾獎把生理學或醫學獎聯合授予了兩個人—卡米洛·高爾基和聖地亞哥·拉蒙·卡哈爾。他們兩人都在神經組織學領域頗有建樹，但有意思的是，兩人對神經系統結構所持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
當時，對於神經系統的結構，人們眾說紛紜，主要的矛盾集中在“神經細胞之間到底是相互獨立還是相互融合的”。這個問題的答案代表了學界的兩種意見—神經細胞之間是相互融合的，整個神經系統是一個巨大的網絡（神經系統網狀理論）；神經細胞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實體，而神經細胞胞體延伸出的樹突和軸突能夠傳導神經衝動，它們構成了整個神經系統（神經元理論）。
巧的是，高爾基和卡哈爾正好是這兩種不同理論的領軍人物。所以，對於同時在神經組織領域聯名獲獎，這兩人自然會擦出激烈的火花。
那麼，為什麼截然不同的兩種理論會同時獲獎呢？據說，當時諾貝爾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其實更加認可卡哈爾的觀點，但基於雙方都得罪不起，他們最終選擇讓高爾基和卡哈爾同時獲獎。
至此，事情並沒有結束。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現場，讓人“尷尬”的事情發生了—高爾基在獲獎致辭上，對哈卡爾理論的抨擊貫穿始終。然而，時間最終還是證明了卡哈爾以及他的神經元理論才是對的。
當然，犯錯不是問題。在科學道路上充斥著各種不正確的觀點，其數量也遠遠超過真理。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也始終伴隨著黑暗和到死都解不開的謎。這也就是為什麼高端如諾貝爾獎也允許出錯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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