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一益二”——巴蜀之地曾在中國歷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如今，隨著一系列國家戰略規劃相繼落地實施，這片橫貫“胡煥庸線”的土地，正以城市群、都市圈的合力，深入參與全國區域經濟的變革，並撐起中國經濟增長“第四極”。改變，正在巴蜀大地上發生……
兩年前，雄安新區橫空出世，成為新時代國家規劃的“千年大計”；兩個月前，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落地，定位為世界級三大城市群之一；一週前，國家出臺戶籍新政，延續大半個世紀的戶籍藩籬拆去大半。
近期的一系列國家戰略規劃都指出一個重要信號：城鎮化戰略轉向大國大城，以中心城市帶動城市群、都市圈發展。那麼，繼京津雄、長三角、粵港澳之後，誰將成為下一個國家戰略，下一片投資熱土在哪裡？
戶籍改革，大國大城
兩會落幕不久，國家發改委出臺《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文件明確：
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新政落地，大城市的戶籍藩籬拆去大半。一紙改命，萬般皆不同，今後，阻礙人才流動的“閘門”將逐漸鬆動，一批城市的活力和價值將被進一步激發。這是我國戶籍制度向大國大城戰略的重大轉向，將對中國城市競爭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意味著未來區域競爭將成為城市群、都市圈之間的角逐。
就在兩個月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綱要》發佈，這個涉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有著7000萬人口，經濟總量達到1.5萬億美元的龐大市場，迎來了相互“拆牆”、彼此深度融合的契機。
目前，我國主要有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國家級城市群，另有成渝、長江中游兩個城市群常與它們並列，合稱為五大國家級城市群。最近幾年，成渝城市群一直在卯足勁兒努力發展，力爭成為全國第四大經濟增長極。
發改委《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提出：
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紮實開展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實施情況跟蹤評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舉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長極。
成渝城市群被單獨拎出來提，背後是該區域在中國經濟版圖重要一極的地位。
如今戶籍新政出臺，同時疊加自貿區、長江經濟帶、西部大開發等區域均衡戰略的實施，成渝將在全國城市群的合縱連橫中脫穎而出。
成渝升格，大都市圈
2019年政府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
3月11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議上，四川省政協主席柯尊平建議：
從支撐“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等國家重大戰略高度，將成渝城市群一體化發展從現有發展規劃升格為國家戰略，建設帶動西部經濟轉型升級、服務支撐國家重大戰略、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的世界級城市群。
3月19日，深改委通過《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要更加註重抓好大開放，發揮共建“一帶一路”的引領帶動作用。標誌著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頂層規劃已經形成，後續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望集中落地。
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開發的絕對“核心”，在此背景下，《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晉升國家戰略的想象空間越來越大。
實際上，成渝城市群的共融互通發展早已暗流湧動。自2016年國務院正式批覆《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以來，川渝正式步入共融互通的軌道，成都東進、重慶西進相向而行，2018年，川渝雙方簽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2年）》，成渝城市群一體化融合發展加速。
在此過程中，區域內鄉村振興和縣域經濟齊頭並進，如今隨著戶籍新政落地，將進一步激活成渝城市群、都市圈的市場活力，形成一體化發展合力。2018年川渝兩地經濟總量邁上6萬億元臺階，經濟活力不斷迸發。
虹吸效應，大產業群
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是人口，隨著成渝一體化深入發展，城市群的虹吸效應隨著人口流入而不斷增加，將為經濟增長持續注入活力。
2018年中國人口增量主要集中在粵港澳、長三角、成渝三大城市群。其中，作為成渝城市群核心城市，成都常住人口增加28.5萬，達到1633萬，而重慶全域人口已經超過了3000萬。
虹吸效應不僅表現為核心城市對人口、資源的集聚作用，同時，大都市周邊的城市能夠獲得外溢效應。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過去40多年，蘇州、無錫、常州依靠與上海的緊密聯繫，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發展紅利和人口集聚。成渝城市群內，除了成都、重慶兩大核心城市，還包括周邊15個地級市，總面積18.5萬平方公里。從2018年GDP來看，地處成渝之間資陽、內江、遂寧、南充、廣安、達州等經濟增長勢頭強勁。
人口總是隨著產業和就業機會的集聚而流動，而都市圈的形成，意味著更多的資源、更多的資金、更先進的技術、更優質的服務。在這背後，則是區域內的產業集聚效應和產業承載的就業崗位增加。
近年來，武漢、成渝等長江中游城市群崛起，正成為企業投資熱土，很多大型企業早已在此攻城掠地，並將投資戰略在周邊三四線城市持續下沉。不過，相比後來者，一些在當地沉澱多年的本土化企業無疑近水樓臺先得月，優先受益於區域經濟快速崛起的發展契機和政策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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