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限制海軍軍備條約》能夠簽訂，首先在於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五大海軍強國都有一個共同的利益訴求，那就是趕緊停止海軍軍備競賽，因為大家的錢包都撐不住了，而其中尤以日本最為迫切，因為與歐美列強相比，日本的底子還相當薄，龐大的造艦計劃給日本國家財政帶來的壓力更是遠超其他國家。實際上，早在華盛頓會議召開一年多前日本海軍高層中就有放棄八八艦隊案的想法，日本海軍在裁軍會議上糾結的關鍵在於對美國海軍的主力艦比例是七成還是六成。
1922年2月《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簽署的現場，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五國代表通過這一條約達到了共同的目標：停止海軍軍備競賽。
所謂“艦隊七成論”是日俄戰爭後由日本海軍的兩位“戰略先驅”秋山真之和佐藤鐵太郎提出的，在將美國視為最大假想敵的情況下，日本海軍艦船噸位保持在美國海軍70%的水平是確保國防的最低標準，艦隊七成論、截擊作戰和艦隊決戰成為左右此後四十年間日本海軍太平洋戰略的核心信條。隨著日美矛盾的加劇，日本海軍開始實施雄心勃勃的八八艦隊案，即在和平時期保持16艘艦齡不滿8年的主力艦，包括8艘戰列艦和8艘裝甲巡洋艦（後為戰列巡洋艦），隨著日美矛盾的加劇，1918年八八艦隊案又進步一擴充至八八八艦隊案，新建主力艦數量增至24艘，相關預算於1920年通過，預計1927年完成。
日本海軍的八八艦隊案最終只有2艘長門級戰列艦得以完成，另有兩艘在建主力艦改裝為航空母艦，即“赤城”和“加賀”。
然而，隨著一戰結束，日本的戰爭紅利開始迅速消失，經濟陷入衰退，龐大造艦計劃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沉重壓力日益顯現，海軍預算佔全國總預算的比例不斷攀升，1917年時為15%，1918年為20%，1919年為23.4%，1920年為26.5%，到1921年時更達到31.6%，短短五年間海軍預算比例翻了一倍，政界和經濟界人士均對此頗為擔憂，最終海軍內部也意識到八八艦隊案超出了日本的經濟能力，而最先明白這一點的就是從1915年開始連任海軍大臣的加藤友三郎海軍大將，而他恰恰是八八艦隊案的設計者之一。
加藤友三郎在日俄戰爭時曾以第一艦隊參謀長的身份跟隨東鄉平八郎參加了日本海大海戰，能力突出，目光敏銳，在海軍中深孚眾望。
加藤友三郎是日本海軍歷史上最具權威和最有政治頭腦的領導者，他懂得從國家整體戰略和國際外交角度考慮海軍軍備問題，而且在海軍內部極具威望，被政界認為是“唯一能夠控制海軍的人”。加藤意識到八八艦隊案實際上是難以實現的，早在1919年2月就在國會公開表示：“我的主張是建立一支在日本國力承受範圍內適當的防衛力量。”1920年底，加藤友三郎又召集海軍省各部首腦秘密開會，討論海軍預算問題，當時大藏省次官應邀出席，向海軍將領們說明國家財政的困境：“我們的財務狀況很快就陷於絕境，會不會破產完全取決於你們海軍，你們最好商量一下此事。”話說到這個份上，日本海軍也只能放棄八八艦隊案。
1921年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加藤友三郎（中），在此次會議上他親手埋葬了自己設計的八八艦隊。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加藤在1921年初多次向美國媒體釋放出願意就裁軍問題進行談判的信號，所以當美國邀請日本參加華盛頓會議時，對於深陷財政困境的日本來說是天賜良機，加藤對此更是持歡迎態度，而且他從一開始就準備接受對美六成的噸位比例。所以，無論最後的比例是七成，還是六成，日本都會接受《華盛頓條約》，因為其國力根本無法承受與英美進行海軍競賽而致破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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