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我才10歲。我姐妹三人（張元和、允和、兆和）是在家塾裡唸書的。我們沒有上過小學，後來直接上了初中。
1921年，父親張冀牖（吉友）創辦蘇州樂益女中。1923年，我姐妹三人進樂益念初中。課程在當時算是現代化和多樣化了，可是國文課多半還是念古文。
1924年，先後來了幾位新教員，都是新任教務主任侯紹裘先生介紹來的。其中有葉天底先生教圖畫，畫素描寫生；有侯紹倫先生（紹裘先生的弟弟）教英文，選的課本是《莎氏樂府本事》。還有張聞天先生教國文；他的教材與眾不同。國文課上教的不是中國古代文言文，也不是近代白話文，而是世界名著的白話翻譯本。有三篇文章我在幾十年後還記得很清楚。它們是：《齒痛》《鼻子》和《最後一課》。
《齒痛》是法國作家的短篇小說，忘了作者的姓名。文章敘述一個人站在樓上窗口，向樓下沸騰的人群瞭望。這時候正是耶穌要上十字架的時刻。文章用大量的筆墨描寫樓上的人牙齒疼痛的情況。樓下的悲壯場面，使得他心煩意亂，因而牙齒更痛了，痛得無法忍受。當時我不懂這篇文章的意思。張聞天老師告訴我們：“人們往往誇大自己的小痛苦，而不關心人民大眾的大痛苦。”又說：“我們要關心人類，要救受難的人類，要做世界上真正的人，不要老在自己的小痛苦上浪費精力。”
《鼻子》是日本芥川龍之介寫的短篇小說。文中說，有一個和尚，生了一個奇大的鼻子。大家都拿他取笑。和尚心裡很不受用，想方設法到處找尋神方，一定要把這個大鼻子治成和平常人的鼻子一模一樣。他用了許多可笑而奇怪的辦法，甚至讓七個人用腳踩他的鼻子。他受了不知多少痛苦。後來，居然找到一種辦法，把他的鼻子改造得和平常人一樣。他想，這下可好了，人們再也不會笑我的鼻子了。想不到，和尚一走出去，群眾譁然！大家說：“瞧這和尚的鼻子怎麼變了？”又說：“瞧，這和尚哪來這個奇怪的鼻子？”更多的人指指戳戳、比比劃劃。和尚更苦惱了！要想恢復原來的大鼻子已是不可能了。課堂上同學們鬨堂大笑！文章的深奧真意，我們當時是不會懂得的。
法國文學家都德的《最後一課》，寫的是1870年普法戰爭，普魯士打敗法國，吞併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小學校上最後一課法文，一個小學生懊悔過去沒有認真學習祖國的法文。這是大家知道的愛國主義好文章。當時給我們女孩子很大的震動，激發了我們的愛國心。
由此，在1925年“五卅慘案”之後的愛國運動中，樂益女中的同學跑遍蘇州的八個城門去募捐。特別是火車站，我們的竹筒總是滿載而歸。統計蘇州各界的募捐，樂益女中佔第一位。後來蘇州公園和公共體育場之間的“五卅路”就是用這筆捐款開闢建成的。
樂益女中的愛國行動，引起了當局的注意。他們多少次到樂益來找麻煩。那時，我的父親是校主，我的繼母韋均一是校長。當局提出，這幫“反動”的教員一定要辭退。我父親多少次懇求把這些人留下，都無結果。最後當局下哀的美敦書（Ultimatum，最後通牒。——編者注）：“一定要辭退，否則就不客氣了，封閉樂益女中，逮捕他們！”我父親既要維持苦心創辦的樂益女中，又要保護老師們免於坐牢。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忍痛辭退了這幾位可敬的老師，請他們避避風頭。有困難的老師，給了額外的費用。樂益女中也因此停辦了高中部。我們三姐妹於是轉學到南京讀高中。
張聞天老師不久到蘇聯去了。侯紹裘、葉天底兩位老師在1926年後，先後遇害。
我父親最佩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樂益女中的創辦是得到蔡先生指點的。父親聘請的教員中，各黨各派的人都有，這就是蔡先生的主張。老師給學生的不但是嶄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張聞天老師，他把我們引入一個廣闊的世界。
在張聞天老師的教導下，我對文學的興趣，從中國文學轉向世界文學。我開始讀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對他站在十字路口觀察行人的舉動，很感興趣，認為文學描寫就應當有這樣的真實性。後來看短篇小說覺得不過癮，又啃長篇小說。我讀俄國托爾斯泰的《復活》《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小仲馬的《茶花女》，以及莎士比亞的戲劇。
1956年後，我參加俞平伯先生主持的北京崑曲研習社。我用比較戲劇的眼光研究崑曲。例如把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和中國李玉的《佔花魁》對比；把英國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和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對比。這都是受了張聞天老師的影響。
張聞天老師只教了我半年國文，可是給了我以後一輩子做人的長遠影響。這是真正的思想教育。特別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他的諄諄叮囑：做人要做對人類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對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六十多年了，張聞天老師說的這些話，仍舊天天在我的耳鼓裡迴響著。
【按：本文選自王道編《似水華年：與一個家族的精神傳奇》，新星出版社2016年11月版。圖為張聞天。20世紀20年代，張聞天受聘於蘇州樂益女中教國文課，並在此建立了地下黨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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