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黄安怡 詹为涵 宋鑫雨
撰稿丨詹为涵 黄安怡
摄影丨王童宁
排版丨彭云其
他们都曾想过离开宋庄。
郭志峰说，宋庄呆不久了，它和北京市“磨合”得越来越近了。况且，房租一年一交，一次就要整整三万，占去一年收入的大半。
柴乐说，全世界当代艺术家，哪个不得往城外跑啊？等攒够了钱，他打算去日本留学。
老杜说，来北京三十年，在一个地方原地呆着已经太久了。他坐在被自己称作“贫民窟”的仓库门前，回忆起青海湖的日出和佛罗伦萨的街道。“人生短暂，该去下一站了。”
但现在，他们还生活在这里，同样聚居于此的艺术家有至少两万名。在这里，他们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兴致起了就挥笔画画，夜晚来了就举杯畅饮。
这里是宋庄镇，亚洲最大的艺术区。它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距天安门32公里。
1994年，原本的圆明园艺术区面临拆迁，这块东郊的玉米地成了第一批先锋画家的落脚处；而二十多年后，不同的到达和离开已成常态。
脚下，这座“当代艺术的岛屿”在现实诸要素的作用下或将面临分裂漂移，但艺术的生活，“还得继续”。
“宋庄路”，庄稼旁生长
老杜在柿子树下发呆时，门口电线杆上的喇叭响了。
这是宋庄西街59号，2005年。十月的太阳扑在树上的果子上，三百平的院子中间坐着他一个人。喇叭说：
“咱宋庄第一届艺术节要开幕了，希望村里的画家每人能拿出两幅作品参展，下周前送交促进会办公室……”
老杜觉得兴奋。他没读完中央美院的本科，九年前只身一人去了西藏，游历一番后，来到宋庄。在院子里住了七年，他还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展出：展板露天，沿街开放；面向全村，自愿参与。他更没想过，来了农村也能办艺术展。毕竟，与之前他在美院时参加的陈列展相比，这太不一样了。
老杜踩着村里提供的小板车把自己的两幅油画拉上了街，哐当哐当，卷起一堆尘土。“之前路不平，看到几个人肩扛着一幅大画，真有点巴黎沙龙当年落选展的感觉！”
第一届艺术节主题叫做“宋庄路”，由镇政府支持的民间组织“宋庄艺术促进会”承办。300多位参展艺术家，几乎包含了十二年前驻扎在此的全部创作人员。县道旁的主干路上，自新立的“中国·宋庄”大门前，挂满近千件艺术作品的展板一路向北，延伸足有两公里。
展览的那三天，老杜想起来也觉得“逍遥”：早晨看看开幕式，中午溜达一圈，半夜和朋友聚会喝了酒，还能摸黑走完画框连缀的两公里。
“还真就像逛庙会一样，热闹！”他咧开嘴笑，身下那把梵高画里的木椅子跟着摇晃。
在老杜的记忆里，首届艺术节是“气氛最好”的一次。全北京市“搞这行的、爱看画的”许多人都来了，其中包括来自798、草场地等其他艺术区的一些画家。
开展第二天，老杜在59号院的门口迎来了一位17岁美院毕业的姑娘。
“那时大家没有电话，那么长的展板，她就记下了我在画旁边留的地址，自己找来了。”
十二年后的陋巷平房前，这位穿着印花牛仔的50岁中年人晃了晃手中的咖啡，棒球帽下微黑的圆脸笑得荡漾。
“那是艺术节带来的，我巨大的人生的命运的——第一次受到艺术改变命运的垂青！”
画家的船终于靠岸
第一届宋庄艺术节除了给老杜带来桃花运，也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某种命运转折。
草根艺术节给那片土地添上了奇幻的色彩。2005年，以宋庄为首要基地，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成交总额完成了150亿元的突破。2006年被称作宋庄艺术市场的“黄金期”，那一年，宋庄艺术区的产业总值首次超过2.5亿人民币。
方力钧、岳敏君几位当代名家，作品拍卖总额直奔6000万去，其中，方力钧的作品《No.8》以325万6千元的价格成交。村民推掉玉米地，数着房租，也在院里自己支起了画架。画画的人拖着行李一批批地到来，搬家大卡车满装着画一车车地开走，在艺术节两公里展板曾经绵延的路上，财富积淀下来。
2012年，艺术家人数从七年前的300多人增长至5000多人。宋庄成了当代艺术家的“乌托邦”，成为艺术追寻者们漂泊途中渴望的陆地。
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总额统计表 单位：百万元 （图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
和北京其他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一样，宋庄的群落中，有一些时常处于迁徙状态的“候鸟”艺术家。郭志峰算其中的一个。
宋庄镇小堡村，一间一百平米的出租房是他的工作室。而一千公里外，南阳的一所高校是他的工作地。2013年，他从河南的老家来，搬家卡车载着颜料、冰箱，还有填满所有剩余空间的几百本书。
他觉得，选择来宋庄，冥冥之中有“属于自己的一条线索”在牵引。从前，他担心自己的性格“太不合群”：二十年前，刚从设计专业毕业时，他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在应聘教师的试讲环节时“紧张得发抖”。他不安于在小城当一个教师，在高校工作的第三年，他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只身跑去上海，却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再次返回，“上海和设计公司都不是我的地方。”
做独立艺术家的想法在脑海中一直徘徊。直到零八年，还在学校教视觉传达的郭志峰趁着一个假期，在画布前独自守了七天，完成了毕业十年以来的第一幅创作。画布上，自己的面庞浮现出来，遥遥望向家乡爷爷的一方坟茔。这是他对死亡的想象。“相当于对自己的一次反省。”
郭志峰来到宋庄，不为遍地黄金的梦，因为宋庄的产业热潮自2007年后已逐渐冷却。
他来这里全然是为了创作氛围。
“要是没有这么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在这儿，宋庄对我而言就没有丝毫价值。”他踏着一双红棕色的中筒皮鞋大步流星，埋头整理散落在工作室地上的画材，贝多芬式的灰黑密发在头顶随动作起伏，“这儿环境算是纯粹。”
住下没几天，他从一位同乡的艺术家那里得到告诫：“来宋庄不是来过惬意的生活的，一定要用力创作，拼搏出自己的路。”
河南老家的工作还没有辞，但郭志峰已经决定在宋庄开拓出自己的创作空间。一年之中，他要像候鸟一样往返于两地，每次在南边停留上六个星期。他知道，自己是做艺术的“新人”，还有太多要去探索。
郭志峰工作室里挂满了画（王童宁 摄）
相比之下，柴乐来宋庄的过程没那么曲折，他做画家，“好像就是迟早的事儿”。
15年是柴乐从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毕业的第二年。下高铁时，被他带来北京的是在老家工作两年的薪水和刚好占据半个行李箱的画材。
在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柴乐擅长在国画里玩黑色幽默，卡通生肖穿上官服吹胡子瞪眼。毕业时，他拿了绘画系的“最佳创作奖”，作品被几位收藏家买下——他拿到十万，一笔原始的创作资金。
在老家呆了一会儿，他觉得那里还是没有创作的环境。“画完没人看，也没人愿意给你看，展览还都是官方的。”柴乐皱了皱眉。他有一头简洁年轻的短发，眼角泛出一圈细纹。
他知道，同行的很多人刚毕业就来到了距北京市中心三十公里的宋庄镇，“奔着从前那样一个乌托邦。”加之相比市中心而言更低的房租，让柴乐知道这里“来了也能活得了”。
柴乐工作室所在的楼房（王童宁 摄）
柴乐的工作室里还放着三年前刚来时的第一幅画。
“刚来的时候找不到方向。”他在网上找到了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工作室，年租三万。在“艺术工厂路”C区的一排灰色楼房前，踩着悬在空中的钢筋楼梯上去，走廊尽头，便是他的房间。
柴乐在这儿创作的第一个系列，叫“我去哪”。水墨渲染出昏黄的街景，呆板的楼房像极了自己的居所。纸飞机幽幽地漂浮，画中仅有的生命——小人和鹿垂着头，无法沟通。
“刚搬进来晚上也睡不着，就画画”，柴乐说，他那时“找不着路”。
带来的本钱耗得太快，“交了房租，饭都不够吃了”。一个人在宋庄，没有人脉，就很难有卖画的渠道。
但属于艺术的人，在这个艺术的“乌托邦”里终究不会感到陌生。没待多久，柴乐意外地发现了不少熟人：十年没见的高中同学在这里成了画商，画廊里策展的有校友和老乡。过去的人和事，意料之外地通通汇集在这里。
和隔壁的画家熟络起来后，柴乐开始和他合租，房间里的涂鸦从脚底爬到了天花板。来访的朋友捎来各自的装置或雕塑，这些小东西们就在新房里安了家。
或许为了最大化地免受柴米油盐的侵扰，几栋楼的一众爷们建了一个“早餐群”，入群者必须轮流负责其他成员的早饭。可惜，能早起的艺术家过于稀少，早餐群很快瓦解分裂，变成“午餐群”和“晚餐群”。
柴乐工作室里爬上窗户的涂鸦（王童宁 摄）
郭志峰房间的阁楼上，放着三十多年来攒下的四百多本书。
为了把这些远道而来的书弄上楼，郭志峰请了三个“大汉”帮忙。从七十年代印刷的革命小说到《里尔克诗选》，它们列满了三面高过头顶的书架。工作室没有想象中宽敞，四四方方的跃层结构，书架在阁楼上围出小小的卧室，“这下是把几十年都搬过来了！”
郭志峰在放满书的阁楼上（王童宁 摄）
郭志峰决心探索出自己的艺术形式。
书架旁的一块地板是他圈出的“创作区域”，在这里他尝试了很多：镜子嵌在画板上，背景像夜幕下混沌的海洋；大部头的书吊在涂着金粉银粉的笼子里。他本职是设计，但受超现实主义影响颇深。
两年多后，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成熟的形式了。未吹开的塑料气球在画板上被绳子捆住周身，里面灌入拌好的石膏。本该柔软、舒展的，在变得饱满的愿望下逐渐扭曲，给绳子勒得快要分裂。这个系列作品，郭志峰取名为“捆绑实验”。在几何空间、原色或旧书页构成的背景上，这些形体在伸展和封闭之间言说着“自由和束缚”。
这个主题是06年之后的阅读和经历孕育出的，他说，“现在，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表达。”
郭志峰“捆绑实验”系列作品之一及手稿（王童宁摄）
宋庄镇上两三层楼高的房屋林立，被划分为不同的片区，他们在其中有了自己的居所。这里，自己的画是绝对的主角。像漂了太久的小船终于靠岸，四海漂流的艺术家们纷至沓来，带着自己的“艺术”踏上这片“算是纯粹”的陆地。
到宋庄的第二年开始，柴乐参加了几个画展。他的风格变了一些，他说他有些摆脱了传统水墨的框架，画里有他自己童年的故事。工作室两米多高的窗户上填满了有爵士般棱角的涂鸦，像彩绘玻璃一样，亮光透进来，形成错落的光影。
郭志峰屋里，画多起来了，近期的作品被他陆续挂起来，在墙上切分出许多色彩，显得很是生动。他搬到了不远处一个更大的工作室，这一次，环境倒有点像住宅小区的洋房，门前还有丛青翠的草。
在“现实丛林”中跋涉
2018年7月，来宋庄画画的第五个年头里，郭志峰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开幕了。个展选在“NL恩来”美术馆——宋庄三十多个中型以上展馆中的一家，离郭志峰的工作室只有五百米。
开幕会上的合照登上了《东方艺术》杂志的专栏封面。当天的嘉宾合影上，郭志峰身着简洁的黑T恤站在中间，而身边须发尽白的老人，就是有着“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二十多位嘉宾聚集在橘红色的幕墙前——没有一般人想象中“艺术”的长发长衫，穿着休闲的一群青年人中间，有陈庆庆、梁越这样当代艺术圈内的知名人物。此前，郭志峰“没有想到能把他们请来”。
他不太喜欢所谓的“宣传”和“交际”。栗宪庭在宋庄被私下称为“教主”，在宋庄，曾有无数拜访者敲响他的门，试图“找门路”。但郭志峰只是在展览不久前的一个行为艺术节上才偶然地与栗老师相识。“硬凑上去，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也拒绝了杂志社的朋友有偿为他宣传展览的提议。“我当然希望作品能够传播，但效果不是钱能决定的。”他觉得最本质的，还要是磨练作品的艺术价值。
“艺术史不会因为炒作就选择你。”他说，“艺术还是有它更本质的东西”。
踏上当代艺术的探索之路，郭志峰主要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31岁时，一本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让他收获了最为透彻的一次阅读体验：“世界是多样的，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由和真实得去表达了才有现实中的可能。”
在他看来，做当代艺术和传统的画匠不一样，“首先得是半个思想家”。
“所以，卖钱，只是你道路上的一种可能。”他在头顶微曲的头发上挠了一挠，“当代艺术是追求表达的自由，不可能把赚钱作为目标。”
而自己的画，他差一点就卖出了第一张。第一次个展结束后，有一位来自广州的顾客看上去蛮有兴致，和他互加了微信。“一个老板，以前体制内的，就摆出一幅救助你的姿态，这作为藏家倒没什么。”
他提高了声音：“老爱聊艺术史，可他不懂呀！就依仗着自己的‘话语权’,给你的画强加上那一套批判。一说价格，人就失踪。”两个人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去。忍受不了无休止的“滑稽尬聊”，郭志峰把老板的好友给删了。
郭志峰创作的地方（王童宁 摄）
柴乐的潜意识里，画画和卖画好像就是两个世界的事。画《我去哪》时，他说，“那就是当时自己郁闷的诉说”，而谈到最近偏当代风格的作品，他嘿嘿一笑，“肯定没有之前国画模样的好卖。”
对于以画画为生的人，画画并不是这项生计的全部。要生存下去，创作之外，还躲不开联系卖家、寻找画廊这些琐碎恼人的事务。琐碎中又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这个产业中有一定规模的画廊相比，艺术创作者自身往往面临单枪匹马的困窘。
曾有画廊提出签约，但被柴乐拒绝了。“我是很希望能有代理，但那家实在不太靠谱。他要得太多。各种分成、补贴算下来，作品的收益拿到我手里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墙角、桌上，几十幅竖立或卷起的画摞在一起，他弯腰取出一幅展开，抖去灰尘，用吸铁挂在了墙上。
不久前，柴乐的一个朋友准备离开宋庄去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生活困顿的朋友患有腰疾，柴乐带了自己的学生过去帮忙。学生张口便问画的价钱，朋友眉头一皱：“这是艺术，你不买，不谈价钱。你要是喜欢，我们可以聊画，为什么问价钱呢？”
但“钱肯定是不太够”。
为了留住仅有的一份保障，郭志峰仍在原来的学校兼职。他从来看不到宋庄的春天。每年的三月和四月是他回老家工作的时间，上次回去，他没有住的地方，到处打听哪位同事的宿舍可以借住。“在那里反而像个过客。”
可在北京待下来又何尝容易。南阳的学校发下的年薪在五万左右，而工作室的房租一年一交，一下子就去掉三万。画材费用上万，看展、交际也是不小的开销。“一年下来，钱只能说是勉强……不太够。”这个时候，他只有去“靠靠亲朋”。
郭志峰知道画画需要忍耐。年轻时候他看过张晓刚的书信集，里面提到这位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一的风云人物在90年代成名前做过建筑工人，曾不得不卖书以换得一顿午饭。而在“天王”的书信中，仍然少见抱怨之语，只有每天读书创作时惊喜的发现。
“就是说，艺术这个东西，没有一开始就好像非常轻易的！”沾了颜料的手一挥，郭志峰放下下午第七根燃尽的烟。隔着烟雾，他的眼睛突然很亮。
兼职的工作让他少了两个月的自由时间，郭志峰也欣然接受——“如果能够不用指着卖画生存，创作也纯粹一些。”
柴乐工作室一角（王童宁 摄）
深秋的傍晚天色已沉，柴乐从“达人画室”的大门走了出来。
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五个小时，给不同班级的艺考学生上课。接下来的晚课，一直到十一点才能结束。
中间空出来的一小时里，他拧开一瓶雀巢咖啡。忙碌的生活才刚刚开头，这份培训的兼职，他要从秋天开始做到年后。六个月里每周有四天课，每次都要占据一整天的时间。
今年是柴乐做兼职的第二年。立在路口的“达人画室”大楼挨着“宋庄美术馆”,像个星级宾馆，在附近一片低矮的建筑中特别扎眼。校区的负责人是柴乐的老同学，来宋庄的前两年，每到房东催租的时候，柴乐都要找上他，“唉，你给我拿两万块钱。”
柴乐的房租是每年三万。卖画的收入并不稳定，有一年得了十几万，但绝大多数时候，只有刚好四五万。而一年的开销，至少在十万以上。
去年交完房租后，画室的同学干脆说，“你也别老借钱了，来我这上课成不？”
柴乐更愿意把这份差事当作“一项交易”。一年之中，他拿出一半的时间，可以换来十二万的薪水。柴乐隔壁的艺术家已经在宋庄住了十年，“他前些年混得不错，但最近市场不景气，他的画也卖不出去。但是像很多搞创作的，他也不愿意去机构做培训。”现在，交了房租，柴乐还能给这位朋友借钱。
“就是，愿意的话，在这里也能活。就看你愿不愿意干。”柴乐说。他还是更喜欢一年中剩下的另外六个月，“就是画画嘛，自己画画玩儿。”
可他们不会总是一个人。
和许多漂在外面的人一样，郭志峰也面临家庭的问题。前几天回老家，八十多岁的父亲朝他吼：“没孩子，你不后悔？！”他至今没有结婚。
他不是个例。认识的“宋庄漂”中，未婚的不少，但更多是离过婚的。“在宋庄，你没有经历三次离婚那都不叫离过婚！”郭志峰跺了跺脚，哈哈大笑。
今年春节，郭志峰在宋庄和一群朋友做了一桌年夜饭。很多人没有回家，“大家想躲避的都一样。”回家团圆的时候，比他年长的兄弟姐妹已经抱上了孙子，就连邻居也要问，“媳妇回来了没？”
郭志峰还是会每年回家，但他希望爸妈的话题不要那么“不高兴”。除了婚嫁问题，还有家人的“不理解”。家里的玉米收获了，十多口人忙活着收割，“他们觉得我跑去北京，成了最清闲的！”他把眼睛闭上，“我放弃学校的职称来宋庄，顶着那么大的压力，这不是出来玩的！”
他觉得家庭“也就那么回事”。家庭聚会时，家里凑齐了子孙二十口人聚在老人膝下，热闹过后，留下八旬老人独自在家，还是得自己做早饭。
“但他们也是为你好。毕竟还有老了以后的问题”。再往后，他没有细想。
柴乐和女朋友现在分处两国。
“没有想过结婚。”但一年中，他还是会飞去韩国和女友见至少两次。“结婚、生孩子的事情没想过。想不会发生的事情做什么呢？”
他摸出一支烟，在房间的另一角坐下后把它点燃。柴乐依然和家人保持着联系，但很少回去。他也没有问家里借过一分钱。一家族人基本上都在村里的煤矿工作，除了一个支持他创作的大伯，他和他们很难有生活琐碎之外的沟通。
“中国的家庭有个问题，孩子不能和父母开玩笑，”他说，“这是一个隔阂。”
这间灰色走廊尽头的工作室里，曾有过一个朋友和一只小猫陪他。小猫本是宋庄众多流浪猫的一只，柴乐和朋友都很喜欢，给她买来猫屋和猫粮。可是，养了一年，即使在宠物医院花了六七千元医治，小猫还是死了。
“我那哥们都哭了。特别难受，再也不要这样，再也不要养猫了。”
他们来宋庄寻找自由，可是，在哪里施展自由，就会在哪里遇到限度。
今天的宋庄，当代艺术家感受明显的是所谓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区分。后者在前者看来，是宋庄迎来商业化潮流之后随资本而来的投机产物。国画在市场上占据主流，也受到政策的青睐。
相比之下，批判的、不羁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不但不好卖，也可能不太好展出。“展览上都是有‘便衣’的，如果他们看懂了你的作品，发现不合适，就可以给你撤下来，或者要求闭展。”，柴乐说。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出现，除了有关部门的审查，艺术家和画廊往往在展览之前也会积极进行“自我审查”。
他们找到这座当代艺术的岛屿，上了岸。可是，藏在艺术区的“丛林”丰富又幽深，只得摸索着生存。
身家亿万，或者一无所有
05年的第一届艺术节持续了三天，老杜和那位姑娘的爱情延续了两年。
此后他一直在宋庄，换过五个工作室。最近，姑娘结婚了，老杜也经历了在宋庄的又一次搬迁——从能望见天鹅比翼的湖边洋房，搬到了存放作品的破旧小仓库。
之前工作室的房租是八万一年，这次，房东要求一次性交满五年。而还有一个原因让他不好待，就是他画画时运气丹田的吼叫，“动静太大，把楼下一位艺术家吵到流产！”
“我啊就像这碾盘，绕来绕去最后还在原点！”
老杜当真有一块碾盘。头顶杂乱电线密布下的深巷里，老杜的石碾盘就杵在仓库的门前。他在宋庄二十年，这个重四吨的碾盘是十五年前的“非典”过后他从垃圾堆里用叉车铲起来的，立在门外，就充当了别人家烹茶待客用的檀木“茶海”。
向门后望去，黑暗中一条狭窄的通道上挂了几件染上污迹的衣服，两侧堆起的画形成高过两米的厚墙，用沾满颜料的布尘封得严实。老杜自己盖着个棒球帽，扎染的牛仔衣上也布着墨点，他说，这里是“底层的贫民窟”。
老杜的仓库门前（王童宁 摄）
老杜屋外小巷，这里常有一只被老杜叫做"莎士比亚"的猫出没（王童宁 摄）
距小巷五百米的地方立着一座七色塔，那是宋庄最著名的地标。像一个倒置的大喇叭，它由土、砖、瓷、铁、铜、银、金七种材料依次向上堆叠而成。顶端纤细的金子，在二十米的高处闪闪发光，而最底层沙土斑驳，表面有一道道伤口似的疤痕。
这件作品由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一的方力钧设计，09年开始立在车流量最大的环岛路中央。它的寓意有官方的一套说辞，但对其真实含义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它“代表着宋庄艺术家的阶级分层”。
“身家亿万的在宋庄，一无所有的也在宋庄。”
老杜之前的那个工作室，湖对面就是国画泰斗黄永玉的庄园。听说，他喜欢在自家的荷塘泛舟，枕着水声入眠。老杜从前还认识几个朋友，蜗居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裹着毛毯挨过冬天。
老杜自己，则被当面“嘲讽”了。几天前，央美91级的同学聚会上，一位老同学从欧洲归来，毕业前他与老杜曾在圆明园畅谈梦想，而现在他指着鼻子朝老杜喷出酒气：“还在宋庄？你真是混到了社会的最最底层！”
“这燕雀哪能知道鸿鹄之志呢！”
老杜当聚会上的这件事是个笑话，可无意中反复叨念了一遍又一遍。
宋庄的七色塔有许多奇怪的名字，“大喇叭”，“土生金”，甚至“从乡村泥土到黄金之巅”（詹为涵 摄）
“艺术需要涅槃。”老杜字正腔圆地吐出后两个字，“像尼亚加拉的瀑布一样，你没有断层，没有生死磨难就是一潭死水。是不是？”
仓库里，卖不出去的画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它们堆叠在一起落尘，如果拼接在一起展开，那将是二三十米长的巨幅。早在05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里，就有人把老杜称为“宋庄的梵高”——无人理解的怪才。时至今日，不少当年和老杜一起来宋庄的同伴已经坐拥超大的工作室和万贯家财，可老杜说，他们现在是“助手画画，本人签名，流水作业”。
老杜仓库里的画（王童宁 摄）
“我从来没有过沙发。要是整天在这儿迎来送往，还怎么入定哪？”老杜把自己的成套坐具都送了人。他不用微信，也没有电脑，曾经六年未用过手机。厨房里没有菜没有油，架子上摆满了从非洲到斯洛伐克的工艺品，还有一块跟了自己四十年的老家的青花瓷。
他把瓷托盘和茶杯摆上碾盘，倒上煮好的意式特浓，在棚屋前的电线杆下小口喝起来。
“生活不在死亡线上，艺术就必定在死亡线上。”
苍蝇、意式特浓和中央美院门牌的钥匙扣（王童宁 摄）
从前的宋庄艺术家境遇相差不大。
994年圆明园艺术区面临强拆，流离失所的年轻人们背着画板来到田间，敲开乡亲的家门。用《长在宋庄的毛》这本书的说法，那时宋庄是“蛮荒中混沌的呼喊”。到了第一次艺术节，宋庄在狂欢中“拼命生长”，像老杜西街59号院里葱绿的野草。
现在，三百平米的院子还在，只是被隔成了三块地分别出租，价格也涨了九倍。地价变贵了，而近年的“经济不景气”下，画贬值了。前些年涌入的商业浪潮塑造了艺术的乌托邦和一代神话，潮退后，乌托邦变成了堡垒，新到达的年轻一代很难在严密的结构中找到一丝缝隙。
2018年9月29日，在区领导的宣布下，第三届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在宋庄“上上术馆”开幕。摄像头、西装裤和长胡子们一齐踏上红毯，涌入那道仅能通行一人的安检门。“上上美术馆”的入口处在车水马龙之上，门旁立着牌子，“门票20元”。
博览会开幕当天参观的人流（詹为涵 摄）
因为门票和安检门，老杜、郭志峰和柴乐都没有进到展厅去。展厅里，儿童画室和电子装饰画的商家举着大分贝话筒向人群宣讲。
“再也没有第一次艺术节那样的火热了，”老杜说，“参展还是得和主办方、和策展人搞好关系。”
据老杜的说法，博览会“有政府投资十多亿元”。新闻中主办方的发言里，宋庄要被“推向大众、推向世界。”
处处可见“推进”的痕迹。大街上，一块店面大小的喷绘打出此次博览会的一个标语：“只要五千块！您买得起的当代艺术！”——用了金黄色的“爆炸”图形。
柴乐的感受中，政府也关注着宋庄的艺术家。去年冬天，村里的党支部准备了酒菜，请他们吃饭包饺子。大过年的，大家来得意外积极，饭前,工作人员开始组织艺术家们学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过也特别难得，在宋庄本来互相看不上的当代艺术家和传统艺术家那天竟都到齐了。”
在所有路灯亮起时，离开？
宋庄现在“什么都有”。
画画的、卖画的，写诗的、唱歌的；咖啡厅在街边开张，商场和会所招徕顾客。早晨，准备艺考的学生匆匆向机构赶去，夜晚，广场舞的节奏在这里的路灯下响起。
老高才到宋庄不久，但他已经见过许多个“宋庄”的命运。
他曾经在圆明园的亭台下和北大诗人共吟唱，也见过那里的房屋被推平，“盲流”们拖着蛇皮袋打包的画材连夜消失在城市。他待过798，眼下那里被展馆、酒吧和商店填满，除了几个大众耳熟能详的名字，少有人付得起那里的房租。
今年夏天，老高在草场地艺术区的工作室也经历拆迁。三十年里，算上这次，他带着画、带着家人，已经在北京城里外搬了十多次。
挖掘机和推土机也在宋庄活跃着。新的规划里，离宋庄“七色塔”4.5的地方，北京市政府即将入驻。路旁，新安的路灯将爆破的废墟照得通亮。
08年左右人们感到“黄金期”结束时，艺术家对泡沫幻灭的反抗使宋庄的行为艺术迎来高潮。他们“解构一切”，将羊群赶入美术馆，在房顶赤身露体。
现在，街道更加热闹了，从前那帮“行为不正常”的人在宋庄已少有人听说。
宽阔的主干道：“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詹为涵 摄）
荒无人烟的废弃工厂、仓库和农田可以吸引漂泊的艺术家前来聚居，那是“荒芜之中长出了野性”。新兴的艺术区成就了商业，吸引了太多人的发财梦。随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地产业兴盛起来。从法国巴比松、纽约苏荷到北京798和宋庄，艺术区在一个个“生命的周期”中跌撞前行或高歌猛进。
而“艺术”就在那里，接受“命运赠送的礼物”，人们知道暗中的价格。
“现在政策是好的，政府对文化产业非常重视。”老高说，“但是北京市规划的宋庄，和艺术家心里想的宋庄不可能完全一样。”
现实作用下，这座当代艺术的岛屿或将面临分裂和漂移。那时，沙土将融入海洋。
博览会开幕当天“环岛路”实行封路（詹为涵 摄）
老高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
与之前的理想圣地相比，他觉得现在的宋庄更像是一个居所。房租在上涨，为创作而来的年轻人，和退休闲居的美协会长、功成名就的前辈以及开上劳斯莱斯的房东可能只相邻几百米，他们在其间，尽力守住自己小屋的一角。
理想的下一站在何方？
“可能所有路灯都亮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当代艺术家从宋庄离开的时候。”
沉默中，郭志峰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最近的朋友圈视频中，他站在一间拆迁断电的工作室中间，朗读《桃花源记》。
柴乐工作室旁边的街道（王童宁 摄）
现在，他们还住在宋庄。
郭志峰希望接下来几年能做一次大的展览。他有一件写着“Never Give Up”（永不言弃）的T恤，那是年轻时骑1500公里自行车送几个学生去深圳工作时留下的的纪念品。上次个展时他穿了，“下一次还穿这件。”
至于卖画，他笑了，“那必须乐观嘛。”
柴乐在思考架上绘画的未来。根据世界美术的潮流，他觉得应该探索新的形式。等攒够了钱，他想去日本留学。几个月后，他还要去看女朋友。
“没有想成为特别著名的艺术家，我只要有表达的空间就够了。”
老杜望着大碾盘中间拔条的月季。今年夏天，因为被迫从原先的工作室搬进仓库，月季插在碾盘中央的十五年里，他头一回看见花开——粉白相间的。
住在仓库没有空间画画，已“知天命”的他正在一本笔记本上酝酿一篇杂谈——“说艺术的灵魂”。他要总结“四十五年的艺术生涯”。
“在这里也可能待不长了。人生很短暂，我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得去世界上走走。”
可在宋庄，他毕竟生活了二十年。
夜色降临，月亮升起来，老杜抱起邻居的小孩，拎着中午的剩菜去邻家喂狗。曲曲折折的土路上，他一跃从墙根的树上摘下一把花椒。
“这里的每棵树我都认识。以前住在湖边别墅，那些天鹅能听懂我的话。”他张开手心，深吸了一口花椒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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