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對森耀律所四名主犯公開庭審後，森耀所更多的被告正陸續面臨審判。6600多的受害者，被一份名單所分割。其中5500個名單上的人等待森耀案的全部審結，有望從公安追繳的資金中拿回屬於自己的一部分。但剩下1000多名“2015年3月以前簽訂合同”、“代理律師為真律師”的被害人，儘管遭遇一樣悲慘，卻難以隨刑事審判的進行而獲得賠償。在這其中，民間借貸糾紛佔了其中很大部分。
執牌律師也涉騙
儘管森耀也有一隻名副其實的律師隊伍，但結案後一些案件也未盡到律師職責。
71歲老人彭琴幾年前，為好友兒子辦的小額貸款公司放了126萬，其中除了80多萬退休金，她還借了40萬。“我就相信他，因為他是朋友。他是白手起家，租了三層樓，又是車又是房什麼的，紅紅火火的幾年。雖說2分利，我百分之百相信了。”
但這朋友最後爆雷了。具體資產摸不清，彭琴想到了法律。當她來到了森耀，遇到的是執業律師紀長武。紀長武說，“我們優秀的律師團隊，一群主任律師幫你排憂解難”，把彭琴說得心花怒放。彭琴問，要是對方沒錢怎麼辦？對方回答，“我們挖地三尺，也能把他的資產給你拿出來拍賣。”紀長武還承諾，3到6個月內，全款到位。彭琴嫌太久，因為還揹著借款的利息，但也只能咬牙忍著，接著籤合同，交了7萬。
一位被害人與森耀的合同封面。圖片 陳龍
然而錢一交，森耀方面就變了臉色。彭琴說，這官司不用打，只需要執行。紀長武說，沒有判決書，沒法執行。他私下問彭琴，“我要給你打贏了，你給我你怎麼表示？”彭琴只能說，錢執行到位後另算一筆。事後彭琴氣憤，“你看這就他們僱的這些個，這叫正規律師……”
一個又一個禮拜，一個又一個月，沒有絲毫進展。年近七旬的彭琴一次次來找森耀。在森耀大廈六樓，她見到的是一幅幅“無賴嘴臉”、“流氓派頭”。她質問為什麼拖了好幾個月，森耀的人威脅她，“你再這麼的，我順窗戶給你撇出去。”彭琴不服軟，“你試試。真吹你，那我可這真是找對地方了。”隨後立刻冒出一幫打手，“我說幹啥？你們黑社會啊？你們這什麼地方……”
2015年至2016年7月，號稱“東北最大律師事務所”的森耀律師大廈。受訪者供圖
怕孩子責怪，彭琴至今瞞著兩個孩子。有一天在醫院，她聽說紀長武受審，因敲詐罪被判15年，拍手稱快。“敲詐當事人一百多少萬。法官讓他還錢，他說，我不還，我沒有，我錢花了。這就是他們森耀的律師。”
田成香的丈夫2015年4月從小區三層高的天井裡掉下去。丈夫住院期間，家人找物業賠償遭拒，不得不問親戚借錢看病。他們找到森耀，希望早點拿到賠償，付醫藥費。8個月後，丈夫去世，物業的律師主動來和解，希望賠付20萬後家人不再追究，田家希望賠償金60萬。
這時，“正規律師”名單上排第8位的森耀律師楊純華打斷調解，“他就拍著胸脯，說有我呢，這都準贏的，差好幾十萬。” 楊純華保證，他能為他們拿到五六十萬賠償金。代理費商定3萬，田成香先交了1萬5。然而此事一直沒有進展，他們不僅沒得到60萬，連20萬也沒了希望。森耀事件後期，剛畢業的兒子受到不明力量的威脅，不僅不為父親伸冤，反而力勸母親“這事不要再追究了，提也別提”。
雖然早已放棄了為丈夫申訴，但田成香有時候還是積極地跟著大夥一起跑各個部門，畢竟，丈夫出事後的一系列麻煩，都是因為森耀。有一天她跟難友們說笑，“老公死了四年，我一直在跟森耀鬥，頭髮都等白了……”
姜秀雲多年來一直做皮草生意，2014年，她先後發現丈夫在外面跟兩個女人同居，她忍不了，決定離婚。
2015年11月，她找到森耀，希望離婚分割1000多萬的財產，把丈夫佔有的財產都拿回來。第二天籤的合同結尾手寫道，“甲方協助乙方做到王某淨身出戶。”分給她的律師，是紀長武，要價20萬。“幹哈這麼多錢呢？你不是官司不贏分文不收嗎？”姜秀雲反問。對方回答，“我們打官司也需要錢啊，還得給人家法院點好處。”紀長武誇口，“我還能給你打回來一千三四百萬。”姜秀雲說，“一千萬就行了，我不需要那麼多。”
“一聽這人說話，就是個律師，嘴岔子挺厲害的。”姜秀雲信了森耀，交了20萬。可沒過幾天，森耀又問她要了兩次差旅費，她交了2千，又交了5千。12月1日紀長武通知會見，姜秀雲去了森耀律所，紀長武說，“你這一千萬的官司，20萬不夠啊，還得交5萬。”姜秀雲覺得20萬都交了，也不差5萬，又去財務窗口交了。沒想到再上樓見到紀長武，他又說，“25萬不夠，還得再交50萬。”
姜秀雲腦子一下子炸了，“我一看，完了，上當了！”果然，一直到森耀事發，森耀沒再找過她，她打電話給紀長武時，對方就以“嗓子壞了”等各種理由推脫。而2018年5月一審判決後給出5500個受害人名單，姜秀雲不在其中。“警方就說我是正規律師辦的案，不算被害人。”
因為被法院排除在“受害人名單”之外，他們到各個部門申訴。此為信訪部門的駁回通知。圖片 陳龍
民間借貸執行難成重災區
森耀案的受害者中，相當比例的案件都是民間借貸導致糾紛的執行難問題。在森耀的受害者很多都相信，一家律所便能有“能量”為他們擺平執行的問題。
鄭敏借給朋友9萬4，錢不多，也被森耀一系列廣告和“實力象徵”給迷惑。“我當時就說，這官司我自己打也能打贏，因為有欠條的。但官司贏了以後，你能不能保證給我執行回來？”對方保證連帶執行。於是她交了1萬零5百元的代理費和差旅費，聽從安排在家等。誰知法院開庭時沒有任何人通知她，案件以自動撤訴處理。森耀案發後的2016年9月，她自己去立案，沒請律師，贏了案子，卻依然拿不回錢。“去找森耀的時候，欠錢的那家單位還在，後來就倒閉了。都是森耀給我拖黃了……”
張春燕2000年借給朋友29萬，出於信任並沒有打條子，但對方承認，2009年補了欠條。但沒過一年，朋友兩口子離婚。“他們是婚前找我借的錢，一審時，男的自己把債務攬過來，把有錢的媳婦給摘清了。”張春燕找到了森耀，商定代理費3萬5，先交2萬5。也同樣是“什麼事都沒做，連個律師也沒給我”。因為和森耀籤合同的時間是2015年2月，她也被排除在名單之外。
秦桂英同樣是欠款問題，貨款13萬，找到森耀時，同樣是聽信了“這官司打不贏我們不接”的甜言蜜語，也信了羅景昕的廣告，覺得森耀“有手段”。2015年5月籤合同，她就交了1萬代理費。派給她的律師宋洪文，在事後公安出具的森耀律所28名正規律師名單中，排第6位。秦桂英把證據相關的資料、光盤和U盤交給宋洪文。
開庭的前五天，秦桂英請宋洪文和他的朋友在森耀大廈旁的喜家德吃飯，當面給他1千元，晚上，宋洪文給她發來一個銀行賬號，又問她要1萬，暗示需要行賄。開庭時，坐在辯護席上的宋洪文一句話沒說，秦桂英完全不懂應對，案子竟然輸了。森耀案發後，她找到宋洪文，要求退錢，宋洪文只退了1萬1千元，但拒絕退還代理費，還說，“你愛哪告哪告去。”
錯過時機，投訴無門
2018年8月23日出爐的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四名主犯的一審判決書後面，附了5503個森耀案受害人的名單，長達98頁。然而，也正是這份名單，讓一大批受害人陷入困境。
一審判決書顯示，檢察機關起訴宋立國、宋立輝等人犯罪行為起訖時間為2015年3月到2016年7月；同時“公訴機關指控的是森耀律所非訴組實施的詐騙犯罪，而未指控在森耀律所註冊的28名執業律師”。這樣，“森耀案受害人”身份被劃出了兩個紅線，剩下1100多名2015年3月以前籤合同、代理律師在28名執業律師名單內的當事人，被排除在外。
2016年7月，被害群眾在森耀律師大廈前維權。後期森耀一再變換馬甲，此時已更名為“京成律所”。
至今，28名職業律師中，只有紀長武被以敲詐罪獲刑十五年。
近一年以來，被排除的1100“沒名人”陷入焦灼。他們認為森耀案是一個集體詐騙案，2015年3月以前也屬於詐騙，“真律師”也實施了詐騙。他們多次給相關部門投公開信，呼籲政府一視同仁，將他們也納入被害人名單，但始終無果。
而在案件起訴階段，起訴書中便以排除了紅線外的1100多人，而這些受害者也沒有察覺，從而錯過了最佳維權時機。
2019年3月初，沒在森耀“被害人名單”上的人們，到市檢察院申訴，聽取一名法官解釋。圖片 陳龍
毫無疑問，檢察機關要證明沒有律師執照的人謊稱是律師代理案件構成詐騙罪，要比證明有律師執照的人沒有誠實代理構成詐騙罪要簡單直接得多。而要證明後者，檢察機關還要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地去考察具體細節。
按照法院一審判決，這1000多個被害人的情況不屬於刑事案件，可以走民事訴訟程序，通過民事賠償維權。但受害者們大半年來卻幾乎無人立上案。2月底，《鳳凰週刊》記者跟隨一批被害人前往道外公安分局經偵大隊、哈爾濱市司法局、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等部門，看到的是各部門互相推諉的情況。
《鳳凰週刊》所見的森耀合同，幾乎千篇一律，條款看似正常，只在封面上寫上大字體的“官司不贏分文不收”和“北京總部”的電話，合同結尾有手寫的附加條款，一般都是森耀對辦理時間和結果的承諾。但所有人的合同落款和印章都是森耀律所，沒有填寫律師。
“公安說受害人身份由法院認定，所以不給立案，檢察院說立了案才接收，司法局說森耀案已交給公檢法處理，道外經偵隊躲我們，信訪局直接不受理我們的事情，政法委、紀委開了協調會也沒答覆……”一位受害者告訴記者，因為所有合同都是和森耀律所籤的，即使律師沒有被抓，他們也不能起訴律師，而現在被排除在森耀集體詐騙案以外，他們沒有了起訴對象，無法立案。而許多人的案子很快就要過三年的訴訟時效了。
一個裝飾公司老闆，在短短三四年時間裡，用律所坑害6600多名受害人，重創了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和秩序的信任，性質之惡劣，在中國司法史上創下了首例記錄。森耀“禍患”還遠未結束，數千名受害者雖然大部分被登記名冊，等待案件的最終審結，但還有上千人不被認定為受害人，陷入無助。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鳳凰週刊】創作，獨家發佈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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