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耿飈：敢說阿爾巴尼亞“壞話”的第一人

文章摘自：人民網

“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動亂年代的耿直外交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風波乍起，面對林彪、“四人幫”對外交路線的嚴重破壞，耿飈堅持原則，執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頂住壓力，不屈鬥爭。

耿飈

由於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興風作浪，外交大權曾一度旁落。1967年初，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奉命分批迴國參加運動。耿飈時任駐緬甸大使，回國時一下飛機即被受極“左”思潮影響的造反派批鬥。

迎著突如其來的狂風惡浪，耿飈深深地震驚。沉思之後，他與黃鎮共同起草了由26位資深大使簽名的大字報，駁斥極“左”思潮，批評“中央文革”要員王力。大字報貼出後，受到了外交部幹部群眾的歡迎。91位司局級幹部也聯名貼出一份大字報，和耿飈、黃鎮的大字報相呼應。這樣，一股正氣衝破極“左”思潮的濃霧，在外交部內迅速升起。

在“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授意下，耿飈遭受殘酷迫害，被扣上外交部“二月逆流”和“耿黃反黨集團”的帽子。在耿飈和黃鎮之後簽名的許建國、仲曦東、曾濤、康矛召4位大使，則被扣上“耿黃集團”的“四大金剛”頭銜。有人批鬥和誘逼耿飈交待“幕後指使人”，企圖把矛頭指向外交工作領導者周恩來和陳毅。耿飈毫無懼色地回答，自己就是“幕後指使人”，表現出共產黨人高風亮節的可貴品質。耿飈夫人趙蘭香回憶說:在“文革”風暴當中，我也被逼揭發耿飈的“問題”，我深深地瞭解耿飈一生清白、正派，為黨和國家鞠躬盡瘁，如果要“揭發”，也只能是功績，我頂住了壓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當中，我們夫妻就像兩棵緊靠在一起的大樹，共同抵抗著狂風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

耿飈長期堅持勤儉辦外交，嚴於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擔任主管亞洲司和總務司的外交部副部長時，由於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員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飈積極組織力量，種豆、捕魚，改善工作人員生活，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批鬥他的一條“罪狀”。耿飈全家近10口人擠到一間很小的房子裡。因為住不下，耿飈只得叫已經成家的長子、長女自己想辦法借房子住，還把心愛的小女兒耿炎送到濟南，拜託老戰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讓女兒去一家工廠當了名普通鉗工。他在逆境中堅貞不屈，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無私無畏的膽略和氣概。

1968年底，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過問、督促下，耿飈和黃鎮得以“解放”，走出“牛棚”。1969年4月，耿飈在黨的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16日，他飛赴地拉那，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在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期間，耿飈發現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實際效果並不好。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1954年以來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而援阿軍事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超出了阿爾巴尼亞國防的實際需要。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霍查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耿飈還發現，阿爾巴尼亞還存在一種不顧本國情況盲目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如阿爾巴尼亞向中國提出援建電視臺時說，要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中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都稀罕得很，更不用說廣大農村了。中國幫阿爾巴尼亞搞了紡織廠，但阿爾巴尼亞沒有棉花，還要中國用外匯買進棉花給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織成布，做了成衣，還硬要賣回中國。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耿飈看到: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中國援助的化肥，被亂七八糟地堆在地裡，任憑日曬雨淋。類似的浪費現象不勝枚舉。

這種情況，引起了耿飈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想，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這符合國際主義原則，但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爾巴尼亞來說，只能養成他們的懶惰、依賴心理，而無助於他們的經濟建設。在當時國內極“左”思潮氾濫的情況下，誰敢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

經過反覆激烈的思想鬥爭，耿飈給當時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寫了一封長信，如實地向國內反映真實情況，並耿直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建議國內對援阿的規模、內容和方法，均須重新考慮，通盤修改。

喬冠華對耿飈大膽、如實地反映情況十分欽佩和讚賞，但在當時情況下，感到無能為力，只是將他的信轉報中央。後來耿飈回國，李先念說:“耿飈，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我對這件事也有意見，但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毛澤東看了耿飈的信後，大加稱讚說:“耿飈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

耿飈所提意見，最終被中央採納，中國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隨之有所改變。

“打不倒！趕不走！整不死！”——主持中聯部的艱難歲月

在20世紀70年代艱難歲月裡，耿飈主持中聯部工作8年。

70年代初，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黨的外事工作幾乎陷於停頓。1971年1月初，周恩來宣佈:中央決定任命耿飈為中聯部部長。

耿飈到中聯部後，當務之急是解決幹部問題和領導班子問題。當時部裡100來人，既缺翻譯又缺領導幹部和調研骨幹。他一方面抵制“四人幫”向中聯部安插親信，另一方面立即制止將“五七”幹校幹部分配到地方的“拆廟”行動，陸續將幹部分批調回部裡工作，並且從部外調進一批忠於革命事業、有豐富的外事工作經驗、仍遭受極“左”路線迫害的老同志。耿飈頂住壓力，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多方做說服工作，強調要實事求是地對待幹部，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逐步建立起中聯部領導班子，恢復中聯部組織機構。

九一三事件之後，耿飈頂住了江青以“李進”筆名在《人民畫報》（當時《人民畫報》的主管單位外文局屬中聯部領導）上開闢攝影專欄的要求，強調說“不能搞特殊。我們還是按照原則辦事”。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工、青、婦未恢復對外活動前，對工運、青運、婦運的研究工作和必要的外事活動，暫由中聯部負責統管。12月22日，耿飈召集工、青、婦軍代表、負責人開會，商議成立工青婦組及其職責範圍、人員編制、具體人選問題。1972年2月初，中聯部工青婦組成立，為下一步恢復和發展群團組織和工作創造了條件。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外交工作有了新的開拓和進展。1971年10月，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率團訪華，隨之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耿飈有針對性地考慮如何開展中聯部的工作，首先可以同各國的社會黨、社民黨進行交往，也可以同第三世界國家中主張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執政黨建立關係。周恩來聽完報告後說:“你這個想法很好。”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中聯部邀請了少數國家的社會黨或民族主義政黨的成員來華訪問。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支持造反派公開向耿飈發難，並以“贈書”為名，施加政治壓力。但是耿飈不屈服，批示道:“不必表態，也不必道謝”，並準備以辭職相抵制。周恩來說:“耿飈同志，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增強了他抵制“四人幫”的決心。周恩來因病住院期間，中央決定由鄧小平副主席參加一項外事活動，王洪文硬要擠進來，企圖突出自己，耿飈巧妙作了周密安排，使王洪文的圖謀落了空。

耿飈在主持中聯部工作期間，主動為中央當參謀出主意，使各項工作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進展。

“堅決執行黨中央交給的任務”——粉碎“四人幫”之際

1976年9月30日晚7時，耿飈接到通知到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座談會。看見“四人幫”的幾個部下得意忘形地坐在第一排，耿飈感到憤憤不平。他立即找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汪東興接受了他的意見，將座位作了調整。

華國鋒在考慮解決“四人幫”時，曾向有關領導強調說:新華社、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社、飛機場、郵電局等單位要由衛戍區控制起來。“四人幫”是靠“造反”和筆桿子起家，控制著黨和國家的輿論工具，輿論一旦出現問題，則可能出現混亂局面。經葉劍英、李先念推薦，10月2日晚上華國鋒緊急召見了中聯部部長耿飈，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華國鋒說:“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3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韓念龍、劉振華決定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韓念龍、劉振華走後，耿飈特意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彙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6個字改了3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乾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別時，華國鋒對耿飈強調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裡等著。”

10月5日，華國鋒給耿飈打電話，並派車把耿飈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華國鋒親自給耿飈倒了杯茶，然後他們就接著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耿飈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耿飈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臺，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門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耿飈當時堅決表示:“我堅決執行黨中央交給我的任務，保證不出任何差錯。”華國鋒說:“具體任務到時會向你交代。你這幾天不要出門，在家等我電話，一定要是我親自打的電話才算數。”

10月6日晚，耿飈在家裡剛收聽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節目，桌上的紅色電話機就響了，他拿起話筒，傳來的是華國鋒的聲音。華國鋒要耿飈迅速驅車趕到中南海懷仁堂。

當晚，華國鋒向耿飈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臺。從現在起，你不要再回家去了，一切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同志給你安排。接管電臺以後，所有電臺的工作人員，都不準擅離工作場所，所有的廣播內容，都要經過你們的審查。有事你直接向我請示！”

葉劍英也走過來，囑咐耿飈:“要防止發生混亂，防止洩密，注意安全。”

華國鋒問耿飈:“你要不要帶支手槍？”耿飈說:“手槍不必帶了，但是必須要有你的手令。”華國鋒當即提筆在一張白紙上給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寫了一道手令。耿飈接過手令後，向邱巍高了解到廣播事業局是警備一師守衛的，便要求把這個師的副師長找來，一起參加行動。

10月6日晚9時50分，北京的夜色深沉凝重，耿飈從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親自帶領，迅速行動，一舉控制了廣播事業局及電臺、電視臺。

在邱巍高和北京衛戍區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的陪同下，耿飈步入廣播大樓，指定兩名戰士24小時武裝守衛在廣播室門口，要求“哨兵交班必須要有團長批准；不管是誰擅自強行衝進直播室搶話筒發佈消息，堅決嚴懲！要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捍衛黨的宣傳陣地”！

隨後，按照耿飈指示，邱巍高、王甫緊急作了具體佈置:一是控制電臺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加強了崗哨和驗證；二是保持電臺秩序的穩定，內緊外鬆，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要求戰士們絕對忠於黨中央。

戰士們向邱巍高報告:在大樓北面找到了局長辦公室。局長鄧崗還沒下班，耿飈與邱巍高和全副武裝的戰士走進鄧崗辦公室，耿飈就從口袋裡掏出華國鋒的手令給他看。手令上寫著:

鄧崗同志:

為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飈、邱巍高同志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

華國鋒 十月六日

鄧崗看完手令，心裡明白幾分。耿飈收起手令，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請示，也可以。”鄧崗連忙說:“沒必要了。”耿飈接著說:“那好，請你把領導班子的人統統找到你辦公室來，就說有事要商量。”

在鄧崗打電話召集負責人的同時，耿飈把邱巍高拉到一邊，部署了下一步的行動方案。此刻，年已65歲的耿飈又如當年指揮軍事戰役那般鎮定自若，從容不迫。

不久，中央廣播事業局核心組的11名成員全部到齊，在鄧崗辦公室正式開會。佩槍的邱巍高緊挨耿飈坐著，室內的氣氛異常緊張。耿飈平靜地把華國鋒的手令唸了一遍，然後說:“我要求你們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從現在起，你們就在辦公室學習、工作、休息，不得擅自離開廣播大樓，不得回家。”隨後，鄧崗又召集各部門領導開緊急會議，又一次傳達了中央的指示。這些工作做完後，耿飈給華國鋒打電話報告說:“我們已經把中央臺控制住了，廣播局的領導人都在我這裡，請黨中央放心。”

此刻，中央政治局正在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地會客廳召開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從6日晚10點一直開到次日凌晨4點，歷時6個多小時。會議一致通過了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

夜深了。耿飈考慮，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3人，工作難以運轉，便悄悄對邱巍高說:“應該再調一些人來。”邱巍高表示同意，但說:“要找人，衛戍區只有武的，沒有文的，還是從中聯部找人吧。”耿飈請求中央從中聯部調來了副部長張香山和馮鉉，還有其他一些同志，與電臺同志一道負責審查播出的節目，防止洩密或發生混亂。據張香山回憶，他到達廣播局後，聽耿飈介紹情況時，“耿飈同志還叫鄧崗把直播室門上的鑰匙交給他保存”；耿飈向他們交代任務主要掌握兩點:一是必須錄播，不許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洩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二是凡是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

一年後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飈回顧當時接受任務的情況時說:“葉劍英元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那天晚上親自坐鎮。我去接受任務的時候，葉帥就坐在一個高凳子上等著，中央領導親自交代任務。”

10月6日晚上發生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廣大幹部群眾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個別人思想上比較緊張，但表面上也佯作正常。耿飈奉命奪回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總的來說比較順利，取得了這場特殊戰鬥的重大勝利。

10月14日，黨中央公佈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在舉國歡慶之時，耿飈圓滿地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艱鉅任務，和其他同志撤離廣播大樓。10月15日，他參加了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會議決定，在中宣部未恢復前，先成立臨時的中央宣傳口，由耿飈負責，宣傳口辦事機構的編制由耿飈確定，人員由他挑選。耿飈立即將宣傳輿論陣地管起來，改變了“四人幫”長期把持宣傳輿論陣地，為其亂黨、亂軍、亂國大造輿論的不利局面。朱穆之回憶說，在玉泉山見到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耿飈同志也在，華國鋒宣佈，由耿飈、我和李鑫負責宣傳工作，耿飈負總責。主要任務是管路線方針政策，主要工作是整頓和加強中央主要宣傳部門，清理隊伍，撥亂反正，同時調集幹部，組建機關。

當時的北京軍區副政委遲浩田後來回憶說，在唐山抗震前線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讓他連夜趕回北京到中南海西樓報到。“一進門，我就見到耿飈。他一把拉緊了我的手，大聲地說，你來了，我真高興啊！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四人幫’被我們抓起來了！接著就張開雙臂擁抱我。”正說著，紀登奎走了進來，熱情地說:“上次你在軍報，落了個‘復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這次讓你到人民日報社去，再搞一次‘復辟’，把權奪回來！”耿飈向遲浩田宣佈進駐黨報的安排:要他與孫軼青進駐人民日報社。與此同時，很早參加革命、並長期受“四人幫”迫害的劉西堯也接到通知，被派到光明日報社。10月10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借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和建立毛澤東紀念堂，刊登了《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的社論，振奮人心。在耿飈率領下，黨中央派出的一批得力幹部，完成了中央對宣傳輿論戰線的和平接管。

耿飈擔任中央宣傳口負責人後，立即指示公開批准上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故事片《洪湖赤衛隊》、《甲午風雲》和《海霞》等一批被“四人幫”不讓放映的影片。耿飈為消除“四人幫”在宣傳輿論戰線的破壞和影響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呼籲儘快讓鄧小平、陳雲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來工作。

1976年底，葉劍英收到耿飈的來信。信中說:“人民日報社許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搞的欺騙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罪行，他們於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現送上請參閱。”葉劍英認真地看了，他利用耿飈提供的這份材料和進一步瞭解到的其他事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揭露“四人幫”蓄意欺騙黨中央和毛澤東，製造“天安門事件”的罪行，說明這一歷史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為後來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在葉劍英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力爭下，終於衝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門事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得到徹底平反。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耿飈相繼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次年3月，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協助鄧小平和李先念兩位副總理處理外交事務，領導和協調各對外部門的工作。同時，還分工領導國家民航總局和國家旅遊局。1979年1月，耿飈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1981年3月兼任國防部部長。2000年6月23日，耿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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