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李白大家都非常熟悉，他一生作詩無數，但他書作傳世極少，存世真跡《上陽臺帖》彌足珍貴，堪稱“國寶”。
《上陽臺帖》卷前有宋徽宗瘦金書標題“唐李太白上陽臺”，卷後有元人張宴，明人項元汴以及清帝乾隆、嘉慶、近代張伯駒等鑑藏印。已故國學大師啟功曾撰文《李白墨跡》，確認其為李白真跡。
啟功先生認為：
一，此帖有李白題款，有宋徽宗親自鑑賞的題跋，題簽。宋徽宗上距李白的時間，以宣和末年（1125年）上溯到李白卒年，即唐肅宗寶應元年（762年），僅僅360多年，如同今人鑑定晚明書法，並不困難。南宋鑑定家趙孟堅等人的鑑定意見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二、所謂字如其人，李白用筆不循故常、天馬行空，與李白的豪邁詩風相吻合，時代風格明顯。
三、經反覆鑑定，“太白”二字為用毛筆寫出來的，與全文書寫方式一致，並無任何鉤摹痕跡，不是後添款，鑑定為李白真跡。
所以，對於啟功先生對《上陽臺帖》的鑑定意見，部分專家是存疑的。因為覺得啟功先生提出的幾條理由每條都不太夠有說服力。
首先，啟功先生認為《上陽臺帖》因為有宋徽宗的題跋、題簽，所以《上陽臺貼》是真跡。這是一種何等智慧又狡黠得說法，是不是他對這幅作品充滿了疑問或者持有否定意見，但又迫於某種避諱，對此貼的鑑定給出了一種不能讓世人完全認可的說法，值得我們思考。作為當代我國最卓越的書畫鑑定專家是不可能因為別人的鑑定結論而影響自身的判斷的。
其次，缺乏邏輯性。宋徽宗編寫的《宣和書譜》裡邊，明確收錄了李白的幾幅作品，其中根本就沒有《上陽臺帖》，而且在之後的官方收錄記載裡，《上陽臺帖》僅從清代開始才有了第一次明確的收藏著錄，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上陽臺帖》可能連宋代都不到？並且在清代梁清標家《裝餘偶記》第六卷中明確記載，唐李太白上陽臺書，紙本，徽宗標籤，後有祐陵題，系贗本，與女史箴後題出自一手。惟張晏、杜本、王〇等跋佳。由此可以看出，徽宗題字應為偽造，如果徽宗題字為真，《宣和書譜》為何不收錄此帖，理論上根本說不通。
第三點，書法作品和落款是一個有機整體，書法文人在創作完作品後都會直接留款，又何來後加之說，這是最基本的常識性問題。啟功先生卻把這點作為鑑定《上陽臺貼》的基本意見之一，是不是有點太過牽強，或者從這一點我們是否能夠直接推斷啟功先生在鑑定此貼時的無奈。如果這件作品根本就不是李白本人所寫，落款“太白”為毛筆所寫與前文一致又如何，沒有任何參照價值。
第四點在於所謂“宣和七璽”的缺失。存世至今且在宋代《宣和書譜》中有所記述的舊藏法書（傳世著名書法作品之堪為楷模者謂之法書），大多是帖前有宋徽宗題簽，簽下押雙龍圓璽，帖的右下角鈐“宣和”連珠璽，左上角和左下角分別鈐“政和”和“宣和”小璽，後隔水與拖尾接縫處鈐以“政和”連珠璽，尾紙上則鈐以“內府圖書之印”九疊文大印。（如下圖）
雙龍”圓璽和宋徽宗“宣龢”，“宣和”，“政龢”諸璽
內府圖書之印”九疊文大印
在上陽臺帖中，我們看不到“宣和”、“政和”諸璽和內府圖書九疊文大印的痕跡。
一直以來，書畫鑑定界人勇於各抒己見，儘管這些意見可能還只是假設和推測。我們本無需苛求鑑定專家們。因為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譬如留下的作品太少，無法建立基準作品，亦無其他的文獻可徵引，對於一些藝術品的作者、年代的判斷只能付之闕如，鑑定古書畫確實很難。但是，如果某些爭議源於鑑定家們在不同的鑑定心理影響下，採用的方法互異，對所取證據的適用度的掌握不同，導致推理過程寬嚴不一，其負面影響在於，即使是鑑定權威的意見，也常常缺乏公信力。所以，我們希望今後能多借助現代科技的賦能，讓書畫鑑定具有客觀性。可反覆檢驗，不會因鑑定家的立場、心理、目的不同而改變檢驗的結果，所得結果因此能具有很強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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