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講了“四個偉大”，即黨的偉大覺醒和偉大創造、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講了“沒有可以奉為金科玉律的教科書，也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引用了魯迅先生關於“什麼是路”的名言；還講了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
我是改革的親歷者，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大約在20年前還擔任過省體改委主任，對改革很有感情，對於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刻骨銘心的認同。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今天，個人有很多感慨。限於時間，僅就改革開放與解放生產力、解放思想，以及與哲學、經濟學的解放，談點粗線條的認識。
一、改革開放與解放生產力
從理論上講，鄧小平同志關於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論斷，與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運動學說，是一脈相承的。前者是基本結論，後者是理論依據。
鄧小平同志講，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我以為這是對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規律的深刻揭示。鄧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本質，開宗明義就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他還說，過去我們只講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不講解放生產力，不完全。
毛澤東同志在1957 年2月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 擴大) 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並且認為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 “教科書在這裡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講要克服這個矛盾，但是不承認矛盾是動力。”他還說: “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毛澤東同志也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進行了分析，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對抗性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需要解放生產力，其直接原因有兩條: 一是中國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尋求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又符合自身實際的路子，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需要適應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二是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廣泛深刻的革命，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不斷地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從實踐上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18日的重要講話中，講了我們黨作出改革開放重大決策之初的國際國內形勢，他指出：“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而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導致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然後引用了鄧小平同志的一句話：“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1978年10月，也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出訪日本，他在乘新幹線的途中告訴記者，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
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放生產力的基本途徑就是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刻指出了改革的內在邏輯：要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必須多方面改變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這一年早些時候，國務院務虛會和全國計劃會就有類似的表述，後面的表述是改變工農業企業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以適應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這兩次會議還對此前的改革有一個基本判斷，這就是“在收了放、放了收的老套中循環”。國務院務虛會還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場革命規模的巨大，變化的廣泛、激烈、深刻，任務的繁重、緊迫，意義的深遠，都不亞於我們黨過去領導的任何革命。這兩次會議是對改革開放的醞釀和準備。還是這一年的上半年，兩個代表團赴日歐考察，都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先是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林乎加率領的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然後是谷牧副總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歐洲五國。中央政治局分別聽取了彙報，谷牧的彙報長達七個小時。務虛會前後開了兩個多月，計劃會開了一個半月。圍繞總結近30 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聚焦了一個主題，即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通過日歐考察，形成了三個方面的認識：一是戰後日歐經濟和科技發展很快; 二是歐洲發達國家資本過剩，急於尋找市場；三是國外管理經驗和國際通行規則值得研究和運用。由此，形成了基本結論，下定決心搞改革開放。這兩次會議實際上有一個潛臺詞，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通過解放生產力來體現。我認為，國務院務虛會和全國計劃會的理論深刻程度超過了六年後召開的莫干山會議和七年後召開的巴山輪會議，這也說明我們在重視專家學者理論貢獻的同時，還要高度重視決策者、管理者在實踐中的理論創造。
二、改革開放與解放思想
要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就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如果思想不解放，仍然被舊的、過時的思想所束縛，墨守成規，那麼手腳就被捆住了，步子就邁不開，也容易把新事物看成異端。
什麼是解放思想，其實就是理論聯繫實際，認識符合實際。然而用什麼理論來聯繫實際，所聯繫的又是什麼實際，這是改革開放之初亟待解決的大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說明“兩個凡是”的危害性，就不能面向社會實踐，著眼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用什麼理論來聯繫實際，鄧小平同志從1977 年就開始強調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他說：“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
關於聯繫什麼實際，鄧小平同志說: “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我認為理論聯繫實際就是一個直面和應對各種重大現實問題和嚴峻考驗的實踐過程。馬克思說，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當時黨和人民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就是要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正因為如此，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明確支持和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同志後來還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即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當然，解放思想也不是隨心所欲地胡思亂想，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有底氣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才能真正直面現實，回應時代問題，才能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也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才能避免無休止的爭論，在思想方法和原則問題上形成共識。
看是否符合實際，比議論“左”與“右”、保守與改革更有意義。說到這裡，使我想起了不久前輿論關注民營企業發展的問題。有的同志藉助案例分析，得出了民營企業比較困難的判斷，引起了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視。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民營企業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應該退出歷史舞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國有企業還要進一步退出市場，還需要圍繞姓“社”姓“資”的問題進行討論，再來一次思想大解放。顯然，這兩種觀點都不符合實際。首先，公有制為主體，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其次，從總體上看，各級政府以及全社會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基本不存在所有制、政策和輿論歧視；第三，一些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案例，要放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大背景下分析。經濟下行，可能引起企業組織結構的變動，民營企業中中小型企業多一些，受到的影響可能大一些。因此，從政策上考慮，需要研究經濟下行過程中的中小企業發展問題，需要研究去產能過程中的社保和再就業問題。從當前的情況看，需要解放思想的重點應該是由粗放型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問題。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陳雲同志多次講毛主席在延安三次給他強調，人犯錯誤主要不是沒有經驗，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
我們黨從不同時期的歷史任務和自身實際出發，多次開展集中教育活動，不斷加強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歷次集中教育活動，都會有主題、有重點，通常比較集中的是“兩個路線”的教育，即思想路線教育和群眾路線教育；主要致力於防止“兩個脫離”，即防止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是黨自身建設中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我個人覺得，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
三、改革開放與哲學、經濟學的解放
從學術理論的視角看，通過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是與哲學、經濟學的解放相聯繫的。哲學解放和經濟學解放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內容，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精神動力和學理支撐。
1．哲學解放提振了民族精神
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要使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裡和課堂上解放出來。他在延安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曾兩次組織學哲學用哲學。黑格爾有一句名言，“教給哲學說德語”。德國的偉大詩人海涅說: “德國被康德引入了哲學的道路，因此哲學變成一件民族的事業。”我認為圍繞改革開放，哲學在三個方面的解放，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圍繞真理標準討論的哲學解放。本來，毛澤東同志多次講過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甚至常識。為什麼真理標準討論在黨內和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呢? 主要是因為要從本本主義、從“兩個凡是”中解放出來。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根據當時黨內的思想狀況指出: “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目標。”真理標準討論，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進一步的普及和強化，使注重實踐昇華為新時期的民族精神。
二是圍繞發展動力的哲學解放。鄧小平同志講， “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著眼於激發基層和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從唯物史觀的視角深刻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放權、鬆綁，鼓勵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樣一些概念和說法出現的頻率很高，在黨員幹部中有廣泛的共識，基層和人民群眾的創業、創新熱情受到鼓勵，成為時代風尚，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前，個人和基層的創新創造，受到很大的抑制，那個時候的理論依據是“一大二公”。按指令性計劃安排，由企業和集體組織生產的，便是社會主義的；大家在一起，由上至下有組織地生產勞動，才能有效率，才能有創造，平均分配才是最公平的；企業和生產隊沒有自主權，個人的勞動和工作崗位確定後，也沒有通過競爭再選擇的機會; 在計劃外開闢新的生產門路，或者搞多種經營，就是搞資本主義；不允許個人經商辦企業。
三是圍繞內因與外因對立統一關係的哲學解放。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說：“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他還介紹和分析了蘇聯哲學界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德波林認為事物一開始只有差異，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有矛盾，矛盾發生前，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是外因。毛澤東同志批判了德波林的唯心論，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並指出，黨內的教條主義受到了這一學派的影響。我認為，注重內因與外因的對立統一，應該是我們黨的一個傳統，但在對外開放的實踐中，一開始思想認識也不是完全統一的。一種觀點主張開放就要全盤照搬，不講以我為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對外開放是資本主義化，民族產業也得不到保護和發展。對此，40年來的對外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從內因方面講，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堅持互利雙贏多贏；從外因的角度講，我們充分利用戰略機遇期，充分利用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成果和管理經驗，包括與發展中國家開展互利性合作，同時積極參與全球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貢獻。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積極主動地學習與運用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併為世界做出新的貢獻，這是生機與活力的彰顯，是智慧與力量的表達。
2．經濟學解放推動了中國原創性經濟發展理論的成長
改革開放之初，影響我們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西方經濟學》。經濟學解放的主題，是從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實際與實踐出發，在學習與借鑑的基礎上，生長出自己的理論。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的解放在三個方面有重大突破。
一是計劃與市場都是調節手段。把計劃與市場從經濟制度屬性中剝離出來，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取向，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涉及到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計劃與市場多一點少一點，不涉及姓“社”姓“資”的問題，檢驗的標準是“三個有利於”。不僅過去我們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特徵，西方學者也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獨有的，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第二個層次是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的關係。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信息是分散的、不斷變化的，計劃是主觀的，必須藉助市場來處理。上個世紀發生過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與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的爭論。中國既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發揮作用。這與國家建設的歷史、國家結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市場的侷限性具有相關性。西方國家爆發的經濟金融危機，也說明政府作用的必要性。
二是公平與效率能夠有效地結合起來。西方經濟學認為“利己主義”是發展的動力，而且“私利”有利於“公德”。也就是說，個人為了私利而生產商品、改進技術，加在一起就可以增加社會財富，推動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這就是所謂的“激勵相容”。因此市場化必須與私有化結合在一起。顯然，這首先是將資源配置方式與私有制綁架在一起。實際上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通過一定的實現形式，形成獨立的市場主體，都可以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與壯大。至於“私利”有利於“公德”，我認為，只不過是自發的倫理願望，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中，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從指導思想到制度設計，再到政策舉措，都體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結合。鄧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在黨的文件與文獻中，最先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接著有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注重公平的提法，後來還有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注重公平的提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格局，有利於保障公平與效率的有效結合。在政策舉措上，打好“精準扶貧”的攻堅戰，在民生問題上堅持底線思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高收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等，都有利於避免兩極分化，促進共同富裕。而且實現共同富裕還有時間要求，即“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然而採取這些舉措是否影響發展的效率呢? 沒有。改革開放四十年，GDP 年均增長9．5%，持續如此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堪稱世界奇蹟。公平與效率的有效結合，是真正的“激勵相容”。
三是在解決“短缺”之後需要致力於超越“過剩”。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分析社會主義條件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弊端時，我國經濟理論界接受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觀點。科爾奈認為計劃是主觀的，相對於需求而言是被動的、滯後的，國家與國營企業是父子關係，存在著預算的軟約束，短缺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普遍現象。我認為，其所以短缺，還應該有工業化處於起步階段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從總體上解決了憑票證供應的“短缺”問題，生產促進和適應了排浪式消費，這應該是我們對 “短缺經濟”的超越。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我們已經有相當多的行業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情況。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矛盾是: 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又要避免市場盲目性引發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法避免的“過剩”。中央所作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採取“三去一降一補”的重大舉措，以及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攻堅戰，加上我們長期執行的戰略規劃、產業政策、區域政策、財政貨幣政策，就是要致力於防範與避免經濟和金融風險，超越“過剩”。
說到資本主義無法超越“過剩”，無法避免危機，使我聯想起英國女王視察倫敦經濟學院時的提問，以及英國社會科學院的教授給女王的回信。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當年11月，英國女王訪問了倫敦經濟學院，女王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人預見到危機的到來？2009年7月，過去了8個月之後，英國的經濟學教授給女王作了回覆，回覆稱2009年6月，英國社會科學院就此召開了一次論壇。信中提出的結論性建議特別有意思，他們說：“探討如何讓財政部、內閣辦公室、商務、創新和技能部及英格蘭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管理局的僱員發展出一套全新的、共享的大局觀能力，讓您再也無需問這個問題。”據說在寫回信的人員中排名第一的蒂姆· 貝斯勒教授曾訪問過復旦大學。回信說到政府的“大局觀能力”，有點類似於我們的語言，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行政架構中、在他們市場經濟的規則中，是做不到的；也說明他們的經濟學家對避免經濟金融危機感到力不從心，很無奈。
以上我們分析了哲學和經濟學解放的主要內容，那麼引起哲學、經濟學解放的原因是什麼呢? 當然是社會實踐。哲學、經濟學解放帶來的理論創新成果也會服務於社會實踐。我認為可以把德國作為一個案例，幫助我們理解哲學、經濟學解放與社會實踐的關係。馬克思、恩格斯把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哲學稱為德國古典哲學。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發揮作用的時間是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古典哲學與經濟學的歷史學派產生影響的時間相連，前後100多年。德國古典哲學興盛在德國崛起之前，德國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形成與發展的過程，正是德國由封建割據到統一、由欠發達國家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過程。德國古典哲學在系統總結歐洲哲學的基礎上，使傳統哲學達到了頂峰，代表和反映了德國民族精神和啟蒙時代精神的精華。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總結了當時歐洲發達國家和美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從德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出發，對當時西方主流的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奧地利學派進行了批判，認為經濟學要研究生產力理論，主張國家干預，認為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因素不僅僅是分工，還有倫理、道德方面的社會影響，要重視研究精神資本( 有學者認為應理解為現在所說的人力資本) 。而且還非常鮮明地強調，經濟學研究要運用歷史的方法，反對演繹、抽象、靜態的分析方法。經濟學歷史學派在當時的德國具有正統地位。新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擁有德國社會科學教授的審批權力，他不允許運用演繹方法的經濟學者在大學教書。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國古典哲學，但也繼承了其中的科學成分；馬克思也批判了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的起點。德國古典哲學和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給我們以深刻啟示：一是後發國家可以通過總結，實現認識上的歷史超越； 二是哲學、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要體現民族精神，要反映發展實際。
（本文轉自光明網。原載復旦學報。作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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