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群眾利益無小事，一枝一葉總關情。信訪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與群眾聯繫的橋樑和紐帶。
今天，小花就聊一下毛主席關注群眾來信來訪的故事。
原來，我黨信訪工作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都和毛主席有著分不開的關係。
不管是抗日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毛主席一直非常注重和群眾之間的聯繫，他很喜歡接近普通百姓，經常深入到群眾中搞調研。新中國成立後，主席也很喜歡外出。
春天他便想看看地裡麥子的生長情況，到了秋天他又想問問農民莊稼的收成怎麼樣。
但主席喜歡接近群眾的舉動常常會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煩惱，因為每次主席外出時，人們一旦發現主席，便會開心的奔走相告，場面常常會失去控制。
1958年8月主席到天津一所飯莊吃飯，卻被對面樓上晾衣服的婦女發現了，頃刻間主席就被人群包圍了，那一天足足五個小時，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都抓不到的毛主席卻都沒能突出群眾的包圍。
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
出於安全的考慮，主席的每次外出視察都有了一定的限制，但這些並不能影響主席和老百姓的聯繫，他經常能收到群眾的來信。
主席搬到北京的時候，人民來信開始多起來。在繁忙的國事活動當中，他一直堅持親自受理人民來信。
泉籍教授給毛主席寫信12天收到照片
1950年，福建永安年僅16歲的鄭俊華寫信向毛主席反映情況。12天后，中共中央給鄭俊華所在學校的劉校長回信：鄭俊華同學，你於1月5日寫給毛主席的信，已收到了。現寄給你毛主席的照片一張。留作紀念。
一個16歲的中學生，寫信給毛主席反映情況，居然很快就能得到回覆。鄭俊華激動萬分。1953年，學業優秀的鄭俊華考取北京醫學院（後稱北京醫科大學，今為北京大學醫學部）。
毛澤東讀了李慶霖老師的來信，潸然淚下......
50多年前，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在中華大地頓時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高潮。
今天的老知青，一定還記得福建省有個小學教師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后來促成調整知青政策的信，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千百萬知青的命運和生活軌跡，這位寫信人就是當年向毛澤東“告御狀”而紅極一時的人物――李慶霖。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邊，讀了由王海容轉交過來的李慶霖來信，雙眼慢慢紅起來，淚水潸然而下。
“利民之事，絲髮必興”。毛主席當即給寫信人覆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主席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由此可見，毛主席當時對李慶霖敢於坦誠直言是很讚賞的。
毛主席的覆信傳到莆田縣城，廣大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走相告，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時時刻刻和人民群眾心連心。
後來人民來信越來越多，就成立了中央書記處秘書室，專門為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領導人處理信訪工作。如果對重要的人民來信辦理有所延誤，不及時送閱，就會受到他的批評，這種批評有時是非常嚴歷的。他每天都要親自閱讀人民群眾寫給他的每一封信的摘要。重要的信件，還要仔細閱讀全文，指示處理意見，甚至派秘書登門看望，據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主席很多時候一天要回18封群眾的來信。
毛主席對此也曾批示: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繫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構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和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
這個批示發出20天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就作出了《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的頒佈實施，也是新中國信訪制度正式確立的起點。
從新中國成立後，在毛主席的堅持和指導下，黨的信訪工作從無到有，逐步完善，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瞭解下情，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當官民為本！現在有的領導很忙，那麼我們不妨一問：他忙什麼？群眾利益高於一切，你不忙群眾利益你還能忙什麼？
“治政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察其疾苦。”希望我們所有的公僕們都能少些官場上的應酬，多些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心，像毛主席當年那樣親閱、親復群眾來信，直接傾聽群眾的心聲，認真解決群眾的訴求。只有這樣做，才是真正“接地氣”的好乾部，才是人民群眾真正的貼心人。（來源：一代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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