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舉行“下一次經濟衰退”研討會。與會專家共同分析討論了美國應對2007—2008年金融危機及“大衰退”的效果、取得的經驗教訓、可能引發下一次危機和衰退的因素，以及可行的防備措施和需要著力改進的領域。
傳統貨幣政策對刺激增長效果有限
經濟政策研究所主席西婭·M.李（Thea M. Lee）談到，雖然目前尚無法確定下一次經濟衰退會在何時發生，但是必須評估美國應對最近一次衰退的有效性，並思考如何消除政策上的拖延和阻礙。在應對“大衰退”的過程中，美國出現了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失誤，其共同的思想基礎是將勞動者視作美國經濟的最大危險，擔心他們會權利過大、地位過高、從某些經濟恢復措施中受益過多。然而，現今美國經濟的最大威脅是普通勞動者與富裕階層之間巨大的力量差距，這是總結上一次危機、預防下一次危機所需的認識框架。
經濟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喬什·拜文斯（Josh Bivens）表示，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對下一次衰退的防備很不充分，原因是缺少實施經濟刺激的財政和貨幣空間。他認同這個結論，但不認同其理據。所謂缺乏財政空間的依據是，目前聯邦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是“大衰退”前的2倍多，但這種估量方法是基於過去的支出和稅收決策而進行“回頭看”，所以準確度較低。更合理的方法是，考察美國相對於其他發達經濟體的預期財政赤字或預期稅收負擔。如果用“向前看”的方法估量，美國並不缺少財政空間，而市場也是這樣認為的。在當前利率非常低的情況下，市場依然願意持有公債。所謂缺乏貨幣空間的依據是短期利率較低，但過去的衰退表明，傳統貨幣政策對於抵禦衰退、刺激增長，效果很有限。
在拜文斯看來，美國可能走向下一次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政治和思維方面。第一，總需求增長受到“結構性拖累”，其中最大的一個“拖累”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居高；另一個“拖累”是通脹目標設定太低。第二，如果不能適當限制金融業的力量，美國對下一次衰退的抵禦能力會被削弱。美國應對“大衰退”措施的一個特徵是，用於緩解普通居民家庭壓力的政策和用於幫助金融業渡過危機的政策力度不對稱。自2007年8月起，美聯儲推出了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的空前規模的計劃並取得成效，但這也削弱了應確保整體復甦而不只是銀行業復甦的緊迫意識。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政策制定者過度聚焦於保證銀行的償付能力，忽視了對金融業政治影響力的約束。如果新一輪危機來襲，金融機構仍有可能提前爭搶到援助。因此，下一次衰退來襲時，政府應將扶持普通居民家庭作為一個重點。第三，關於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助於快速結束衰退、恢復就業的理論和經驗證據已經很多，但這些理論和經驗證據尚未充分滲透到政策制定者的頭腦中。相反，根深蒂固的思維慣性令許多政策制定者認為，預算赤字在何時何地都是不好的。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克里斯蒂娜·羅默（Christina Romer）對本報記者說，幾乎所有人都低估了2007—2008年金融危機及“大衰退”對美國的衝擊力度，這部分是因為人們不切實際地希望當美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其他經濟體能支撐美國渡過難關。然而，這次危機的起因和影響都是全球性的，許多國家和美國一樣陷入困境。這次危機提示我們，這個世界是高度互聯的，如果全球經濟不健康，美國經濟下行乃至“一起墜落”的風險將大大增加。因此，當前美國需謹防外部因素成為本國下一次經濟衰退的誘因。
不平等可能誘發下一次危機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約翰·格倫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達裡克·漢密爾頓（Darrick Hamilton）表示，“大衰退”是一次被錯過的機遇。雖然美國經濟已經好轉，但上層階級掌握著過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情況未得到根本改變，種族財富差距尤其顯著。經濟危機對包括非裔在內的脆弱人群的衝擊格外強烈。雖然人們常說教育是“平等助推器”，但它並非“萬能藥”。據漢密爾頓等人的研究，許多擁有本科學位的非裔家庭財富甚至少於沒有高中學位的白人家庭。按照“種族+受教育程度”的組合劃分，“大衰退”後，高學歷非裔人口是所有組合中房屋所有權損失率最高的，而房屋所有權是衡量居民財富的一個關鍵指標。
在過去幾十年裡，無論是經濟衰退期還是增長期，生產率提高給美國帶來的收益幾乎全部流向資本家和中上收入階層，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接近停滯，而高收入者中白人佔大多數。另外，白人內部也只是少數精英享有鉅額財富和政治話語權，廣大工薪階層生活境遇下滑，身心健康狀況惡化，感到被忽視和遺忘。因此，消除不平等需要跨種族的聯合努力，白人主導階層必須放棄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身份特權。
漢密爾頓告訴本報記者，現在美國公眾對政府信心不足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感到自己的聲音未得到傾聽和重視，擁有良好想法的人不一定有機會提出意見、對策，而且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力過大。政府有三項核心職責：提高公民政治參與度，實現社會包容，保證經濟穩定持續發展。
漢密爾頓建議，將最近一次衰退和復甦作為發起新一輪社會運動的一個契機，這次社會運動應以道德為基石，關注機會平等和社會向上流動渠道暢通，大膽破除不公正的種族、經濟或政治身份優勢。好消息是變化正在發生，如今美國年輕人已不再滿足於一心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的發展模式，他們正在重新定義“經濟福利”，使其增加道德、可持續、人道主義的維度。
美國智庫華盛頓公平增長中心執行主任、首席經濟學家海瑟·鮑什伊（Heather Boushey）表示，不平等是妨礙經濟穩定、加重經濟衰退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在其文章中提出，如果將不平等作為變量加入經濟預測模型之中，短期預測結果不會變化，但從長期來看，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將升高。政治學研究和實例表明，經濟不平等加劇，同時是政治極化的原因和結果，兩個現象互相作用，使政府更難應付經濟危機。如同拜文斯所言，不平等問題未得到解決，將使得防範和應對下一次衰退的難度比人們以為的高得多。
鮑什伊介紹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副主任喬納森·D. 奧斯特里（Jonathan D. Ostry）與該機構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在他們合著的新書《面對不平等：如何選擇包容性增長》中表示，極富者與其他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擴大，常被視為經濟增長的意外結果或必須接受的現實。但事實上，不平等程度取決於政府選擇怎樣的政策。例如，是否允許資本暢通無阻地跨國流動、實行何種程度的財政緊縮、在多大程度上放寬市場管制。過去三四十年間，美國政治家們選擇拉動經濟增長，因而也對不平等上升負有大部分責任。而且，從世界各國的數據來看，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區或國家經濟增長期越短，經濟穩定性越差。
原標題：美國金融危機原因有待深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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