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榮琛與李文敏合影
1956年前後，我姐姐在中國戲校跟陳麗芳先生（程硯秋先生的弟子）學《硃痕記》，這時巧遇由趙榮琛先生領銜的大風劇社正在大眾劇場演出全部《牧羊山》，我便和姐姐一起去看戲。當時，我對趙老師很陌生，以前也從未看過怹的戲。然而，這一看就把我給迷上了，怹的身上是那麼好看，唱的又是那麼吸引人，特別有韻味。看過戲後，我心裡就只有一個念頭：怎樣才能認識趙榮琛。
為找到趙老師，我甚至還到有關的派出所去打聽過。後來在熊承旭老師和閔兆華愛人玲玲姐的引見下終於見到了趙老師。
之後不久，學校裡王少樓、孫甫亭、侯喜瑞等老師也要為我們排演全本《牧羊山》，這幾位老師都是當年程硯秋先生的老搭檔，對此戲很熟悉，而教我們的老師只能說後面的老《硃痕記》，因此學校就讓我到趙老師家裡去學，所以這出全本《牧羊山》既是我看趙老師演的第一齣戲，也是我向老師學的第一齣戲。
我正式拜師是在1957年，是年趙榮琛老師41歲，我當時還沒畢業，只有19歲。我是趙老師首開山門收的第一個弟子，我父親當時特意在前門外鮮魚口內的便宜坊烤鴨店安排我向趙老師行了拜師禮。按京劇界的輩分兒論，我父親的輩分大，趙老師稱父親“李先生”；對我拜師事，父親的態度非常開明，怹很支持我的藝術選擇。
在我正式拜師後，學校請趙老師到學校來上課，除我之外，同堂的還有其他幾位同學。當時有的同學認為自己大戲都唱了，就不再願意學小戲了，還點著要求趙老師給說《荒山淚》。趙老師倒也不反駁學生們的無知，《荒山淚》就《荒山淚》！怹上起課來十分認真，一次課下來，同學們就適應不了了！連說：“舌頭都不聽使喚了，連字都念不好就不用說唱了。”說實在話，因為我們的唱唸基礎太差了，還從沒有人這麼叫真兒地要求過呢！直到現在，我接觸過的學生和一些演員，仍然很少有經過這樣嚴格訓練的。所以很多人對此是不能理解的。但這絕不是什麼神秘化，因為這才是真正的唱唸基本功！
李文敏
我初到老師家時時怹還住在朝陽門南小街的貴人官，那是個三層小院，老師住在中間院子，一排都是北房。當時老師的長子大維剛剛一歲，小傢伙兒走路跌跤了，我過去給他扶起來，他一看是我就又爬在地上了，非得叫“大大”扶他起來才行。“大大”是趙老師的堂姐，家裡的孩子們喚她“大大”，我們都叫她二姑。二姑很能幹，尤其疼愛老師的幾個孩子。她還做得一手好菜，自制的肉鬆、香酥鴨子、揚州丸子、泡菜，色香味俱佳，感覺比飯館裡做的還要可口。二姑的文化修養很高，諳熟音韻學，我經常看到她同老師一起切磋，研究戲文，她對老師的藝術和老師這個家庭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到老師家以後，二姑對我也非常好，她總說我學程派不是“投機”，是“真想學”。二姑對程派也有研究，在太極拳和劍術方面也都很有造詣。這裡還有個不為人知的秘密：在《廉錦楓》這出戏裡，廉錦楓背劍本來是不帶袍（穗子）的。當時我們青年劇團有個武花臉演員叫張通豹，他喜歡向二姑請教劍術，便向二姑學了這套劍，後來他又轉教給了教梅派戲的賈世珍老師。賈后來在教《刺蚌》時便做了發揮，把這套劍揉了進去，並改成了劍上帶袍，由此便一直“傳承”下來了。
從我第一次看到趙榮琛老師的表演，我就深深地被老師的藝術所感染和打動。從拜師之日起，幾十年來，我對老師藝術的崇拜和認定始終沒有動搖過。
在我與老師相處之中，怹給我觸動和影響最大的是怹的文化素養，怹不是一個“唱戲的”，而是一位學者型的演員。深厚的文化修養使怹對名利也看得比較淡，生活中比較低調，不愛張揚，平日裡就是埋頭鑽研業務。記得有一次在怹的生日宴會上，怹說了些文言，出口成章，我真是聽都聽不懂，乾著急，覺得簡直不配做老師的學生了！在說戲時，怹也會把一些詞句念法的道理闡述給我聽，如《鎖麟囊》的[四平調]中有一句詞是“似麒麟為何繡雙角”，這個“角”單念時按上口字應念為：jue，而這一段唱的轍口是押搖條轍的，所以這個字在這兒就不能按上口字的讀音了，而必須念：jiao。再如《三孃教子》的定場詩中的頭兩句老詞是“雲霧不知天早晚，雪深哪顧路高低。”趙老師說：“這‘雲霧’是名詞，在與下句‘雪深’的對仗中，名詞對形容詞是不合適的，應該念做‘雲密’就對了。”隨著跟老師學戲，我開始認識到了學習文化知識的必要性，認識到了學文化與演戲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重要。後來，我在教學中，也以此來引導學生們對文化學習要重視。
趙老師對於藝術的傳承、發展有著非常理性化的認識，從來不隨波逐流，趨炎附勢。在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出移植於地方戲的“程派新戲”問世，它以“純粹程腔”做標榜，一時間吸引了觀眾的耳目。這時，有一個已拜了趙老師的年輕演員也學演了這出當紅的新戲，並因此聲名鵲起。而趙老師對此卻不以為然，冷漠處之。這個學生以為老師的態度是出於門戶之見，便央求老師把不合適的腔改一改再唱。老師說：“我與其改一改，還不如自己編一出呢！”在趙老師的教導下，我認識到，“純粹程腔”式的編創方法其實是有悖於程派的創腔規律的，它只是表面現象，根本不符合程派“因字生腔”的原理。所以，我本著這個認識，即使後來當這出戏的編劇做了我們學校的顧問，授意我教這出戏時，我也沒有附勢順應。
趙老師平生在藝術上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去怹家裡，一進門經常看到怹一個人在房間裡關著門琢磨，有時天黑了也不開燈，拿把胡琴自拉自吟，琢磨唱腔。還有時是和好友歐陽中石老師或二姑在一起探討藝術問題，如《六月雪》“探監”的[快三眼]“再不能與婆婆承歡堂上”一句，後唱作：“再不能奉甘脂承歡堂上”，究竟哪個詞更貼切，更好唱，都做了深入的研究。老師所唱很注重文化性，絲毫沒有俗氣的東西。
很多的觀眾喜愛趙老師的藝術，每次演出結束後，都有一些觀眾等在後臺門口要見見怹。對此，老師總是真誠地、很有禮貌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致謝，從來沒有忽視過觀眾的誠意。有兩次我請老師到劇場看學生的演出，散戲後老師應邀與我們一起上臺謝幕，走到幕側時，怹每次都要停下來檢查、整理一下儀表，一定要把中山服的風紀扣扣好才走出來見觀眾，老師的一舉一動，自尊、儒雅的風範感染了身邊的學生們，給年輕人樹立了榜樣。
一場“文革”浩劫，趙老師受到了殘酷的迫害，連家中保留的劇本也都損失殆盡。“文革”結束後，當怹得以重新開始工作，劫後餘生的老師對於能夠利用晚年的時間在藝術上有所作為還是很有想法的，怹對我也說過：想趁著白登雲、鍾世章、於世文、蘇盛貴、錢元通、孫振泉等當年的老搭檔都健在，大家一起回憶著，能夠一年中恢復四齣戲。然而，老師的這個美好的願望，竟得不到當時有關領導的理解和支持，請求得不到任何迴音，後隨著老先生們一位一位相繼辭世，便留下了無可彌補的歷史遺憾。那些年，也曾有人想聯繫為老師灌製錄音，以保留資料，但必須要自己找好銷路才能開機制作。對此，老師也只好付與一笑，無奈了之。在經歷了諸多的打擊和遺憾之後，老師終於選擇了辭去北京市人大常委，出國定居。記得在簽證批下來之後，老師以他一貫的緩慢語氣，把複雜、矛盾的心情以自嘲的方式表示出來：“按說國家是限制人才外流的，沒想到我這個手續竟辦得如此順利！”坐在怹身邊，聽著怹的話，作為跟隨怹三十多年的學生——我能夠理解老師，可我又能替怹擔代什麼呢？！
當年我與老師一起在“青年”工作時，劇團外出演出比較艱苦，基本上都是自帶行李，夏季出門還要帶蚊帳。那時也不怎麼住旅館，大部分情況是演出後就住在後臺。每到一個碼頭，我都給老師把行李扛到住所，把蚊帳支好了。我那時二十多歲，還是挺能幹的，大行李一扛就起來了。對老師的照顧我是誠心誠意的，對怹是發自內心的愛護、關心，認為一切都是自己應當應份的。
無論是在“青年”的時候還是後來與老師分開工作了，只要老師有演出，我總是侍候在怹身邊。因為與怹相處年頭長了，可以說，就是怹想帶哪一朵花，我遞過來都能碰怹的心氣兒。老師是慢性子人，怹演出經常趕場並不是個好習慣。其實，怹也很早就到劇場了，容妝陸師傅的手裡非常好，我們在一旁也很少有疏漏之處。可。就是那麼沉得住氣，也實在是沒辦法。
記得我向老師學《大登殿》是在南京中華劇場的後臺。說戲前，我每次都是先去老虎灶打了水給老師沏好茶。有時趙老師晚上有演出，白天我就請他休息，不能光想著自己學戲而影響老師的嗓子。我覺得，對老師真正關心就要體現在方方面面，待老師晚上演出結束後吃過夜宵興致來了，怹就又開始給我說戲了，此時心裡真是美滋滋的！
我那時還陪著老師清晨一起到景山公園喊嗓子、練功。我和怹都騎著自行車前往，一路上說著話，不知不覺就到了公園。老師還仔細指導我練習身段的一些基本要領，教會了我與身段有關的太極拳的一些基本動作，使我深受啟發。師生邊教邊走，有時引得遊園的人們也圍過來駐足觀看。
在學《三擊掌》時，我念“駟馬難追”一句總也念不好，找不準念字的規律，總念成“死馬難追”，意思不對了。記得當時要吃飯了，我就嘴裡老念著，唯恐吃過飯又忘了，俗話說：就飯吃了！我每次從老師家學完戲出來在車站等車時也總是背戲，弄得旁人都看我，以為是個神經病人呢！經常是揹著揹著就坐過了站。
那時，趙老師的家離我家很遠，我去老師家裡學戲，交通很不方便。老師性格內向，性子慢，有時不知不覺就坐了大半天。準備告辭時，老師說：“你吃過飯再走。”我不想給老師家裡添麻煩，就找轍要走。老師又說：“吃過飯我再給你說說。”這下我真是又捨不得走了。飯後晚間，老師說戲的興致來了，可一會兒就又快到了公共汽車末班車的時間了，我也不言語，只管學下去。經常是晚上11點多才從老師家離開，到了半路上就沒有公交車了，我就獨自走回到家去。雖然十幾里路，夜靜身單，但一邊走一邊揹著戲，回味著老師的教導，心裡感到很充實、很溫暖，走到家已是深夜時分了。有時，我去老師家趕上老師外出了，撞了鎖。事後老師知道了就說：“下次來前先打個電話吧”，可我覺得這不合於我做學生的身份，就說：“沒關係，您不在我再回去！”
李文敏與張火丁
“文革”後期，陝西的秦腔劇團進京，他們那個帶隊的負責人是個內行，很懂戲，特意請了趙老師去他們在京的住地崇文門旅館給女學員們輔導樣板戲的唱腔。趙老師教得非常認真，雖然是現代戲《龍江頌》、《紅燈記》、《平原作戰》，但老師在唱法上的闡述、指導，真是非同一般，細緻入微、鞭闢入理。當時我每天風雨無阻地跟著去聽課，一坐幾個小時，甚至連上廁所都不願去，怕耽誤了，唯恐少聽一句！那一段學習使我對於唱法的理解又上了一個層次，受益良多，至今難忘。
1966年，趙老師在一次隨團參加遊行途中，走到西安門大街時怹去小便，結果突然尿血，後到宣武醫院照膀胱鏡檢查出可能膀胱上長了東西，隨後住院做了手術。手術後，我先在護士臺看到了老師的病理報告，寫的是移上形皮癌。我當時嚇得不知如何是好，護士問我：“你是他什麼人？”我說：“我是學生。”護士當時要求不要把病情真相告訴病人。後來我跟師孃說了，師孃很難過，說：“孩子們這麼小，都還在上學，沒有工作，如果晚十年呢，孩子們也大些了！”老師當時將近五十歲，時值“文革”的前夕。醫院離老師家較遠，交通不便，當時師孃每天過來給老師送雞湯，我對師孃說：“我離得近一些，您就別跑了！”老師這個病很痛苦，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我當時到醫院照顧怹，為怹洗頭、洗臉。後來，老師身體恢復得很快也很好，出院後又吃了很多中藥調理。尤其是在遭遇了“文革”之後，又經過了三十多年，這對一位癌症患者來說也算是奇蹟了。
“文革”開始後，趙老師受到監管，不能回家。存款也被凍結了。當時怹家裡有二姑、師孃帶著四個子女，都沒有工作，團裡只給一點生活費。這時候，只有老師的一個外甥女婿、年輕的工人馮棟和我像特務接關係似的悄悄地送去一點關心。馮棟和我是前後腳進的老師家，當時他還是個十幾歲的大男孩兒。他崇拜老師的藝術，在老師家盡心盡力地幫忙、服務，後來做了老師的外甥女婿。在老師故去後，馮棟極其盡孝，他為老師穿上壽衣、壽鞋，還親手為老師趕製了停靈的一切用品。那天在八寶山追悼會結束後，也是馮棟和我還有我的兒子王碩一起留下來等著接老師的骨灰，一起為老師精心挑選了骨灰盒，直到安放了骨灰後才離開。
在1989年，趙老師因病住進了友誼醫院，我每次去看怹時總要給怹做點菜帶去。怹說：“你做的菜還不錯”，挺喜歡吃的。我就又根據怹的口味調換著給怹送，有時做點油爆蝦、炒貓耳朵，等怹吃過飯就攙著怹在醫院的後花園裡散步，每次我要走時，怹都要把我送到醫院大門口，我也是戀戀不捨地才離去。其間，我跟老師說請怹出院後給我寫幾個字吧，沒想到怹說：“要寫給你的我早就想好了！”後來，怹寫了“求藝而不輟，悔人以成才”十個大字贈我，表達了老師三十多年來對我的厚望，也是對我的最好勉勵。
現在，每至清明，我都要到萬安公墓老師的墳前為他掃墓。我站在老師的墓碑前對老師說：“您的學生沒有做對不起您的事情，您的藝術正在年輕一代人身上努力地傳揚，您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本文選摘自《梨園家事——李文敏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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