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琛与李文敏合影
1956年前后，我姐姐在中国戏校跟陈丽芳先生（程砚秋先生的弟子）学《硃痕记》，这时巧遇由赵荣琛先生领衔的大风剧社正在大众剧场演出全部《牧羊山》，我便和姐姐一起去看戏。当时，我对赵老师很陌生，以前也从未看过怹的戏。然而，这一看就把我给迷上了，怹的身上是那么好看，唱的又是那么吸引人，特别有韵味。看过戏后，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认识赵荣琛。
为找到赵老师，我甚至还到有关的派出所去打听过。后来在熊承旭老师和闵兆华爱人玲玲姐的引见下终于见到了赵老师。
之后不久，学校里王少楼、孙甫亭、侯喜瑞等老师也要为我们排演全本《牧羊山》，这几位老师都是当年程砚秋先生的老搭档，对此戏很熟悉，而教我们的老师只能说后面的老《硃痕记》，因此学校就让我到赵老师家里去学，所以这出全本《牧羊山》既是我看赵老师演的第一出戏，也是我向老师学的第一出戏。
我正式拜师是在1957年，是年赵荣琛老师41岁，我当时还没毕业，只有19岁。我是赵老师首开山门收的第一个弟子，我父亲当时特意在前门外鲜鱼口内的便宜坊烤鸭店安排我向赵老师行了拜师礼。按京剧界的辈分儿论，我父亲的辈分大，赵老师称父亲“李先生”；对我拜师事，父亲的态度非常开明，怹很支持我的艺术选择。
在我正式拜师后，学校请赵老师到学校来上课，除我之外，同堂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学。当时有的同学认为自己大戏都唱了，就不再愿意学小戏了，还点着要求赵老师给说《荒山泪》。赵老师倒也不反驳学生们的无知，《荒山泪》就《荒山泪》！怹上起课来十分认真，一次课下来，同学们就适应不了了！连说：“舌头都不听使唤了，连字都念不好就不用说唱了。”说实在话，因为我们的唱念基础太差了，还从没有人这么叫真儿地要求过呢！直到现在，我接触过的学生和一些演员，仍然很少有经过这样严格训练的。所以很多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但这绝不是什么神秘化，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唱念基本功！
李文敏
我初到老师家时时怹还住在朝阳门南小街的贵人官，那是个三层小院，老师住在中间院子，一排都是北房。当时老师的长子大维刚刚一岁，小家伙儿走路跌跤了，我过去给他扶起来，他一看是我就又爬在地上了，非得叫“大大”扶他起来才行。“大大”是赵老师的堂姐，家里的孩子们唤她“大大”，我们都叫她二姑。二姑很能干，尤其疼爱老师的几个孩子。她还做得一手好菜，自制的肉松、香酥鸭子、扬州丸子、泡菜，色香味俱佳，感觉比饭馆里做的还要可口。二姑的文化修养很高，谙熟音韵学，我经常看到她同老师一起切磋，研究戏文，她对老师的艺术和老师这个家庭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到老师家以后，二姑对我也非常好，她总说我学程派不是“投机”，是“真想学”。二姑对程派也有研究，在太极拳和剑术方面也都很有造诣。这里还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廉锦枫》这出戏里，廉锦枫背剑本来是不带袍（穗子）的。当时我们青年剧团有个武花脸演员叫张通豹，他喜欢向二姑请教剑术，便向二姑学了这套剑，后来他又转教给了教梅派戏的贾世珍老师。贾后来在教《刺蚌》时便做了发挥，把这套剑揉了进去，并改成了剑上带袍，由此便一直“传承”下来了。
从我第一次看到赵荣琛老师的表演，我就深深地被老师的艺术所感染和打动。从拜师之日起，几十年来，我对老师艺术的崇拜和认定始终没有动摇过。
在我与老师相处之中，怹给我触动和影响最大的是怹的文化素养，怹不是一个“唱戏的”，而是一位学者型的演员。深厚的文化修养使怹对名利也看得比较淡，生活中比较低调，不爱张扬，平日里就是埋头钻研业务。记得有一次在怹的生日宴会上，怹说了些文言，出口成章，我真是听都听不懂，干着急，觉得简直不配做老师的学生了！在说戏时，怹也会把一些词句念法的道理阐述给我听，如《锁麟囊》的[四平调]中有一句词是“似麒麟为何绣双角”，这个“角”单念时按上口字应念为：jue，而这一段唱的辙口是押摇条辙的，所以这个字在这儿就不能按上口字的读音了，而必须念：jiao。再如《三娘教子》的定场诗中的头两句老词是“云雾不知天早晚，雪深哪顾路高低。”赵老师说：“这‘云雾’是名词，在与下句‘雪深’的对仗中，名词对形容词是不合适的，应该念做‘云密’就对了。”随着跟老师学戏，我开始认识到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必要性，认识到了学文化与演戏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后来，我在教学中，也以此来引导学生们对文化学习要重视。
赵老师对于艺术的传承、发展有着非常理性化的认识，从来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出移植于地方戏的“程派新戏”问世，它以“纯粹程腔”做标榜，一时间吸引了观众的耳目。这时，有一个已拜了赵老师的年轻演员也学演了这出当红的新戏，并因此声名鹊起。而赵老师对此却不以为然，冷漠处之。这个学生以为老师的态度是出于门户之见，便央求老师把不合适的腔改一改再唱。老师说：“我与其改一改，还不如自己编一出呢！”在赵老师的教导下，我认识到，“纯粹程腔”式的编创方法其实是有悖于程派的创腔规律的，它只是表面现象，根本不符合程派“因字生腔”的原理。所以，我本着这个认识，即使后来当这出戏的编剧做了我们学校的顾问，授意我教这出戏时，我也没有附势顺应。
赵老师平生在艺术上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去怹家里，一进门经常看到怹一个人在房间里关着门琢磨，有时天黑了也不开灯，拿把胡琴自拉自吟，琢磨唱腔。还有时是和好友欧阳中石老师或二姑在一起探讨艺术问题，如《六月雪》“探监”的[快三眼]“再不能与婆婆承欢堂上”一句，后唱作：“再不能奉甘脂承欢堂上”，究竟哪个词更贴切，更好唱，都做了深入的研究。老师所唱很注重文化性，丝毫没有俗气的东西。
很多的观众喜爱赵老师的艺术，每次演出结束后，都有一些观众等在后台门口要见见怹。对此，老师总是真诚地、很有礼貌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致谢，从来没有忽视过观众的诚意。有两次我请老师到剧场看学生的演出，散戏后老师应邀与我们一起上台谢幕，走到幕侧时，怹每次都要停下来检查、整理一下仪表，一定要把中山服的风纪扣扣好才走出来见观众，老师的一举一动，自尊、儒雅的风范感染了身边的学生们，给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一场“文革”浩劫，赵老师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连家中保留的剧本也都损失殆尽。“文革”结束后，当怹得以重新开始工作，劫后余生的老师对于能够利用晚年的时间在艺术上有所作为还是很有想法的，怹对我也说过：想趁着白登云、钟世章、于世文、苏盛贵、钱元通、孙振泉等当年的老搭档都健在，大家一起回忆着，能够一年中恢复四出戏。然而，老师的这个美好的愿望，竟得不到当时有关领导的理解和支持，请求得不到任何回音，后随着老先生们一位一位相继辞世，便留下了无可弥补的历史遗憾。那些年，也曾有人想联系为老师灌制录音，以保留资料，但必须要自己找好销路才能开机制作。对此，老师也只好付与一笑，无奈了之。在经历了诸多的打击和遗憾之后，老师终于选择了辞去北京市人大常委，出国定居。记得在签证批下来之后，老师以他一贯的缓慢语气，把复杂、矛盾的心情以自嘲的方式表示出来：“按说国家是限制人才外流的，没想到我这个手续竟办得如此顺利！”坐在怹身边，听着怹的话，作为跟随怹三十多年的学生——我能够理解老师，可我又能替怹担代什么呢？！
当年我与老师一起在“青年”工作时，剧团外出演出比较艰苦，基本上都是自带行李，夏季出门还要带蚊帐。那时也不怎么住旅馆，大部分情况是演出后就住在后台。每到一个码头，我都给老师把行李扛到住所，把蚊帐支好了。我那时二十多岁，还是挺能干的，大行李一扛就起来了。对老师的照顾我是诚心诚意的，对怹是发自内心的爱护、关心，认为一切都是自己应当应份的。
无论是在“青年”的时候还是后来与老师分开工作了，只要老师有演出，我总是侍候在怹身边。因为与怹相处年头长了，可以说，就是怹想带哪一朵花，我递过来都能碰怹的心气儿。老师是慢性子人，怹演出经常赶场并不是个好习惯。其实，怹也很早就到剧场了，容妆陆师傅的手里非常好，我们在一旁也很少有疏漏之处。可。就是那么沉得住气，也实在是没办法。
记得我向老师学《大登殿》是在南京中华剧场的后台。说戏前，我每次都是先去老虎灶打了水给老师沏好茶。有时赵老师晚上有演出，白天我就请他休息，不能光想着自己学戏而影响老师的嗓子。我觉得，对老师真正关心就要体现在方方面面，待老师晚上演出结束后吃过夜宵兴致来了，怹就又开始给我说戏了，此时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我那时还陪着老师清晨一起到景山公园喊嗓子、练功。我和怹都骑着自行车前往，一路上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公园。老师还仔细指导我练习身段的一些基本要领，教会了我与身段有关的太极拳的一些基本动作，使我深受启发。师生边教边走，有时引得游园的人们也围过来驻足观看。
在学《三击掌》时，我念“驷马难追”一句总也念不好，找不准念字的规律，总念成“死马难追”，意思不对了。记得当时要吃饭了，我就嘴里老念着，唯恐吃过饭又忘了，俗话说：就饭吃了！我每次从老师家学完戏出来在车站等车时也总是背戏，弄得旁人都看我，以为是个神经病人呢！经常是背着背着就坐过了站。
那时，赵老师的家离我家很远，我去老师家里学戏，交通很不方便。老师性格内向，性子慢，有时不知不觉就坐了大半天。准备告辞时，老师说：“你吃过饭再走。”我不想给老师家里添麻烦，就找辙要走。老师又说：“吃过饭我再给你说说。”这下我真是又舍不得走了。饭后晚间，老师说戏的兴致来了，可一会儿就又快到了公共汽车末班车的时间了，我也不言语，只管学下去。经常是晚上11点多才从老师家离开，到了半路上就没有公交车了，我就独自走回到家去。虽然十几里路，夜静身单，但一边走一边背着戏，回味着老师的教导，心里感到很充实、很温暖，走到家已是深夜时分了。有时，我去老师家赶上老师外出了，撞了锁。事后老师知道了就说：“下次来前先打个电话吧”，可我觉得这不合于我做学生的身份，就说：“没关系，您不在我再回去！”
李文敏与张火丁
“文革”后期，陕西的秦腔剧团进京，他们那个带队的负责人是个内行，很懂戏，特意请了赵老师去他们在京的住地崇文门旅馆给女学员们辅导样板戏的唱腔。赵老师教得非常认真，虽然是现代戏《龙江颂》、《红灯记》、《平原作战》，但老师在唱法上的阐述、指导，真是非同一般，细致入微、鞭辟入理。当时我每天风雨无阻地跟着去听课，一坐几个小时，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愿去，怕耽误了，唯恐少听一句！那一段学习使我对于唱法的理解又上了一个层次，受益良多，至今难忘。
1966年，赵老师在一次随团参加游行途中，走到西安门大街时怹去小便，结果突然尿血，后到宣武医院照膀胱镜检查出可能膀胱上长了东西，随后住院做了手术。手术后，我先在护士台看到了老师的病理报告，写的是移上形皮癌。我当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护士问我：“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学生。”护士当时要求不要把病情真相告诉病人。后来我跟师娘说了，师娘很难过，说：“孩子们这么小，都还在上学，没有工作，如果晚十年呢，孩子们也大些了！”老师当时将近五十岁，时值“文革”的前夕。医院离老师家较远，交通不便，当时师娘每天过来给老师送鸡汤，我对师娘说：“我离得近一些，您就别跑了！”老师这个病很痛苦，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我当时到医院照顾怹，为怹洗头、洗脸。后来，老师身体恢复得很快也很好，出院后又吃了很多中药调理。尤其是在遭遇了“文革”之后，又经过了三十多年，这对一位癌症患者来说也算是奇迹了。
“文革”开始后，赵老师受到监管，不能回家。存款也被冻结了。当时怹家里有二姑、师娘带着四个子女，都没有工作，团里只给一点生活费。这时候，只有老师的一个外甥女婿、年轻的工人冯栋和我像特务接关系似的悄悄地送去一点关心。冯栋和我是前后脚进的老师家，当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大男孩儿。他崇拜老师的艺术，在老师家尽心尽力地帮忙、服务，后来做了老师的外甥女婿。在老师故去后，冯栋极其尽孝，他为老师穿上寿衣、寿鞋，还亲手为老师赶制了停灵的一切用品。那天在八宝山追悼会结束后，也是冯栋和我还有我的儿子王硕一起留下来等着接老师的骨灰，一起为老师精心挑选了骨灰盒，直到安放了骨灰后才离开。
在1989年，赵老师因病住进了友谊医院，我每次去看怹时总要给怹做点菜带去。怹说：“你做的菜还不错”，挺喜欢吃的。我就又根据怹的口味调换着给怹送，有时做点油爆虾、炒猫耳朵，等怹吃过饭就搀着怹在医院的后花园里散步，每次我要走时，怹都要把我送到医院大门口，我也是恋恋不舍地才离去。其间，我跟老师说请怹出院后给我写几个字吧，没想到怹说：“要写给你的我早就想好了！”后来，怹写了“求艺而不辍，悔人以成才”十个大字赠我，表达了老师三十多年来对我的厚望，也是对我的最好勉励。
现在，每至清明，我都要到万安公墓老师的坟前为他扫墓。我站在老师的墓碑前对老师说：“您的学生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情，您的艺术正在年轻一代人身上努力地传扬，您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本文选摘自《梨园家事——李文敏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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