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9月到1935年2月，博古當了4年多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博古年紀輕，資歷淺，沒業績，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24歲就擔任黨的最高負責人，是在半推半就之中被王明等人推上他並不擅長的總負責崗位的。博古的問題主要是經驗和能力問題。博古的失敗，架起了毛澤東從地方領導人到紅軍統帥的橋樑。
油畫《遵義會議》，彭彬，1977年
脫離國情，不接地氣，從學校到機關，沒讀懂社會這本書。博古是個書生，1907年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世家，家境清貧，17歲開始編輯《無錫評論》，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23歲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團中央組織部部長，1931年4月任團中央書記，5個月後直升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
博古涉世不深，閱歷不足，充其量在書齋和機關從事過3年又9個月具體工作，對社會的認識尚在啟蒙階段，滿腦子都是剛從蘇聯學來的斯大林版馬列主義，還沒來得及消化吸收、接上中國的地氣。毛澤東年長博古14歲，出身湖南湘潭農家，在農村的泥土中滾大，深受湖湘學派“經世致用、實事求是”學風的影響，自幼好讀社會這本無字天書，切身經歷過清末民初的社會鉅變，成功領導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擔任過中共中央中央局秘書、組織部部長、農委書記，代理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創建過湖南的共產黨，籌組過湖南的國民黨，對中國社會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
博古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入主中央之時，毛澤東腳踏實地，已經在井岡山和贛南、閩西的山溝裡形成一套理論，帶出一支軍隊，佔領一塊地盤，成為這裡的精神領袖和最高領導人。
油畫《反“圍剿”的勝利》，崔開璽、鄭洪流、張文源、艾軒
照搬教條，不善實務，從學生到領袖，沒上足政治這堂課。不到兩年，博古完成從回國留學生到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過渡，在政治上遠未發育成熟，是一個早產的政治領袖，根本適應不了當年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
博古“左”傾中央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火箭式提拔重用一大批留蘇青年學生，排擠打擊經驗豐富的各級領導幹部，引起黨內矛盾；在軍事上搞冒險主義，連戰連敗，損兵折將，引起軍隊不滿；政治上搞關門主義，斷定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拒絕與抗日反蔣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合作，錯失第五次反“圍剿”大好時機；經濟上搞竭澤而漁，過度借糧徵兵，濫發紙幣，弄得中央蘇區民心動搖，經濟衰退。
本來是博古的同學和支持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不滿博古所作所為而加入毛澤東陣營。負責軍事的政治局常委周恩來也轉向支持毛澤東。博古弄得四面楚歌、天怒人怨，成了孤家寡人。毛澤東則不然，秋收起義失敗後成功退往井岡山，改編袁文才、王佐綠林武裝，整合朱德、陳毅及彭德懷帶上山的起義部隊，領導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武裝鬥爭、根據地建設和黨的建設，長征途中取得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支持，均非常人所能為，表現出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領導力。
油畫《湘江·1934年》，張慶濤
盲從顧問，不懂軍事，從筆桿到槍桿，沒闖過戰爭這道關。戰爭年代，黨的最高領導人必須懂軍事，善謀略，會打仗，能帶兵。博古的倒臺，軍事失敗是導火索。
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之前，從未與軍事沾邊，到達中央根據地以後，一味依賴軍事顧問李德，把紅軍指揮權託付給了這個不懂中國的德國人。李德有點歐洲作戰經驗，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面對國民黨50萬大軍的第五次“圍剿”，指揮數萬紅軍以劣勢兵力和裝備，“禦敵於國門之外”“以堡壘對堡壘”“分兵把守”“短促突擊”，以陣地戰方式硬拼消耗，結果丟掉了中央根據地。長征途中的湘江之戰，又損兵折將，減員過半。
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博古與李德徹底失去紅軍將士的信任。毛澤東是個軍事天才，從井岡山到第四次反“圍剿”，五年的戰爭實踐一再證明，只要有毛澤東指揮或者按照毛澤東的辦法指揮，紅軍就打勝仗。
博古、李德的失敗，再一次說明紅軍不能沒有毛澤東這個靈魂。博古時期，毛澤東先後被剝奪黨權、軍權、政權，靠邊站二年多，遭遇平生最慘重的打壓，但終究沒有被壓住。
作者：李明聖，中共北京市委前線雜誌社總編輯，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4期
排版：林苗苗
監製：李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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