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明崇禎二年，金天聰三年的己巳之役，是明清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皇太極親率大軍自十月二十六日破長城關隘入明，勢如破竹。由遵化、三屯營進駐薊州然後直逼北京，其後南至良鄉、固安，東突永平、山海關，蹂躪順天、永平兩府州縣。明軍則從潰敗轉入相持，直至圍追堵截，雙方大戰於北京城下四次。皇太極於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出關，前後盤踞明朝境內長達四個月，明軍收復全部失地更是遲至五月初，距離金軍入關已經半年有餘。
金軍入關之初所向披靡，然而當深入到北京城下，與袁崇煥的寧遠軍兩戰不勝，陷入了進退維谷。由於崇禎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逮捕袁崇煥導致了局勢的惡化，關寧兵東潰，皇太極才得以僥倖避免合圍，隨後東逃，希望打通山海關卻連連受阻，並遭遇到明軍東夾擊，說是出關不如說是敗退，很是倉皇。其戰果遠非清朝官方宣揚的那樣輝煌，也不是今人所謂的給予明朝慘痛一擊的一役。
我們要知道清軍入關是在1644年，皇太極這次入關之旅雖然用反間計除掉了自己最大的對手——督師袁崇煥，但是距離滿清政權得以在華北站住腳跟還有足足十五年的時間。此時皇太極剛剛即位不到三年，從最後的倉皇逃逸的程度來看，無論是從政治上的鮮明性還是戰略上的可行性，很明顯都沒有做充足的準備。
那麼被後世歷代清朝皇帝奉為太宗的皇太極，為何如此倉促草率地發動對明戰役呢？
皇太極不惜勞師遠征，深入從未涉足的明朝關內，除了性格上具有的草原人與生俱來的冒險性之外，還應看到其內心急於樹立權威的渴望，以證明自己繼承汗位是實至名歸。
皇太極能以努爾哈赤第八子繼位，表面上是出自努爾哈赤兒子代善的倡議，並由三大貝勒共同推舉，而實則是彼此間達成的妥協：皇太極放棄天命年間與濟爾哈朗等小貝勒的政治結盟，而承認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對宗室子弟小貝勒的管轄權。
身為大汗卻不得干涉各旗內的事務，這意味著皇太極仍為不足20牛錄的正黃旗之主。而代善兩紅旗55牛錄、阿敏鑲藍旗61牛錄，各佔全國牛錄約四分之一，加上莽古爾泰的正藍旗22牛錄，對皇太極在人數上呈壓倒性優勢。
同時，天聰初年的政治格局則全面實行努爾哈赤晚年設計的“八王共治”，一切大政方針都需要眾貝勒的商議。聽政時四大貝勒並坐，代善與皇太極居中，而私見時皇太極尚須對三大貝勒行兄長禮。以皇太極的抱負和才具，自然不會甘心受此虛汗之名。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大汗，必須削弱三大貝勒的政治地位。儘管皇太極手段高明，並有小貝勒的支持。
但名聲是名聲，總得需要拿的出手的現實政績和戰果。因此戰爭，尤其是伐明，或者說取代明朝，對於皇太極來說就是最好的途徑。
然而消滅一個國家豈是言語與想法之間就能使敵方檣櫓灰飛煙滅？況且是明朝這一噸位是自己數十倍之多的對手。而皇太極在剛剛登上大汗位置不到三年就急渴渴地開啟徵明步伐，本國內的政治形勢之嚴峻可見一斑。
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極即位剛兩月，代善、阿敏兩大貝勒率領大軍萬人征討喀爾喀蒙古，這是皇太極即位以來金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咯爾咯蒙古，即是當年幫助明太祖朱元璋建國的重要政治盟友——朵顏三衛中泰寧、福餘二部，對朝鮮、明朝以及金國都極為重要，金國要想對外擴張，必須先制服喀爾喀。此役，代善、阿敏迅速獲得成功。
次年，阿敏率大軍東征朝鮮，迫使朝鮮訂立城下之盟，解除了金國南下的後顧之憂。然而此行不出兩月，當五月皇太極率領金國大軍傾巢而出，攻掠明朝錦州、寧遠一線，希望用勝利折服三大貝勒，不料卻重蹈生父努爾哈赤的覆轍，損兵折將，大敗而歸。這對於亟欲樹立權威的皇太極來說無疑是一次極大的挫折。
強攻明遼西防線不得手，皇太極不得不與明遼東督師袁崇煥虛與委蛇，施放議和的煙幕彈，假借將目標轉移蒙古地區，時時窺探明朝內部情況，尤其是崇禎對於前線大將袁崇煥的曖昧態度。
雖然在天聰二年，皇太極親率大軍征討察哈爾，從而把蒙古部落在關外連成一片，取得了登基以來的第一場大勝仗。但若論功業，仍不足與代善、阿敏兩大貝勒相比。此時若能一鼓作氣得到一場對外作戰的重大勝利，無疑將極大增加皇太極對三大貝勒的權威砝碼。因此皇太極天聰三年在關內長達半年的北京城大戰才孕育而生。
除了內部政治上的原因，皇太極貿然發動這場對明戰爭的另一原因與金國內部的經濟壓力有關。
皇太極在寧錦失敗後，金國國內爆發了大饑荒，米價大漲，甚至出現了人人相食的局面。朝鮮方面雖然被迫開市，然而所能提供的糧食也很有限。東蒙古諸部落已經歸順皇太極，因此不能再當做劫掠的對象，而繼續用兵在寧錦防線與袁崇煥正面硬戰，又會有重蹈覆轍的可能。因此皇太極用一偏師在正面牽制住袁崇煥的大軍，率大軍繞道取寧錦防線的背後，從薊州直接插到了北京，又在河北山東大肆劫掠一番，實際上是為了解決國內物資匱乏的問題。
此次皇太極在整體戰役上是失敗的，沒能達到獲取一場大勝以在政治上壓制對手的目標，但是我們可以看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拋開此役皇太極是否有想一舉攻破北京，滅亡明朝的戰爭目的不說，皇太極的第一要義還是緊緊地圍繞在鞏固自身權力地位，以及內政經濟上做文章。
這一點在他的繼承人順治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經濟服務於戰爭，戰爭給予經濟和政治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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