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喇家村，類似龐培古城那樣留存下來的考古奇蹟，比龐培城的災難還要早兩千多年的死亡現場。
喇家村，位於青海省省會西寧市東南方向190公里的一個地方，屬於史前時代晚期。喇家村是一座有400口人的村子，位於民和縣南端官亭鎮小盆地的黃河上游岸邊。村前，舒緩的黃河水在寬闊的河床流過，階地上林木蒼翠，麥浪起伏，這裡是大西北少見的富庶之地。如今喇家村厚重的莊廓就沉沉地疊壓在古老的遺址上，在田地間和溝渠裡，到處散落著新石器時代的陶片和石器。就連那些乾打壘的厚牆裡，也砌築著許多陶器碎片，還夾雜著石器和玉料等。穿行在喇家村裡，就好似進入了時空隧道，回到了四千多年前先人們的世界。
青海有煙波浩渺的青海湖、林立的冰峰雪山和蒼茫冷峻的戈壁灘，在絕大多數人眼中，它還是一片不毛之地，無法孕育文明的種子。事實果真如此嗎？1998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葉茂林等專家為了尋找一個合適的區域作綜合考古研究，本來已經選定了黃河南岸的一片谷地。可當他們來到官亭鎮，來到喇家時，卻出乎意料地發現了幾件典型的仰韶文化器物——花瓣紋彩陶、尖底瓶和成堆的陶環。他們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這可是在藏區，難道四千多年前中原文化就已經輻射到了這裡？於是他們便有了一個意外決定，發掘的地點也就改到了黃河北岸。
在喇家的第一次小規模試掘，就意外發現了寬大的壕溝遺蹟。第二次發掘中，又意外發現了史前災難遺蹟——三座房屋內因災難致死的20具人骨，其中一座編號為F4的房屋內發現了14個個體的人骨架。根據這些人骨在房內的分佈，考古學家大致把他們分為六組：
第一組：斜倒在房屋中間火塘上面的是一位16歲左右的成年男性，下肢和腳的位置較低，上肢位置很高，雙手上舉，左臂骨折。這位小夥子應該是這房裡最重要的男人，他身體向前傾斜，跨開兩腿，似乎是在坍塌之際想要支撐住房頂，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他死亡時身體還沒有完全著地，匍匐向前，在泥濘裡掙扎，最後被夾在淤泥中窒息而死。
第二組是在他身旁的一位八九歲的男性少年，側屈在圓形火塘旁邊。他的身體多處非正常彎曲，右臂上舉彎曲成90度，右下肢反折在胸前，這種肢骨反折現象只有在強有力的撞擊或擠壓下才會發生。
第三組極其感人心魄：一位約29歲的女性懷中抱一幼兒，蹲踞倚靠在牆邊，臀部坐在兩件陶罐上，陶器都已經被她壓碎。她上身前傾，緊倚牆壁，屈膝跪地，右掌撐地，左臂把幼兒緊摟在懷中，低著頭，臉頰緊貼幼兒頭頂。幼兒面向這位女性，身體緊貼在她的懷中，右臂緊緊摟著她的腰部。
第四組：房間一角，有5具人骨擠在一處。三個孩子投向一位三十多歲婦女的懷抱。這位女性，跪蹲著倚在牆下，身體前傾。三個孩子擁向她，頭顱聚攏，有的還緊緊用手拉住她。旁邊還有一個少年，在一瞬間撲向三個孩子，他的左手搭在成年女性的背上，右臂摟著她的腰，用身體護住三個小孩和這位女性長輩。
第五組：有4具人骨，都是孩子，小的三四歲，大的十多歲，他們聚在一起，相擁而死，姿勢各異，或側身，或俯身，都屈肢，有的骨架變形扭曲。
第六組：此人是F4房間裡最年長的男性，年齡在40—45歲。他死亡的位置離門道最近，緊靠門道口西側，身體向西俯臥。
考古學家的最後統計顯示，14人中有9人尚未成年，如果包括18歲及以下的則有11人，其中10歲以下的就有6人。成年人只有3人，3人中確定為男性的只有1人。14人中最小的1—2歲，最大的40—45歲，平均年齡只有16歲。這麼多未成年人，顯然不是出自同一個家庭。這14具人骨年齡不同，姿態各異，只有在突遇災難時才會有如此慌亂的景象。
在這座房屋之外，相距不過兩米的編號為F3的房址中，也發現了可能在同一時間因同樣原因死去的成年女子和一個幼兒。兩人死時的位置是在房址的東牆邊，成年女子雙膝著地跪在地上，臀部坐在腳跟上，用雙手摟抱著幼兒。幼兒則用雙手緊摟著成年女子腰部。成年女子臉面向上，頜部前伸，似乎正在祈求蒼天賜年幼的孩子一條生路。絕望、悲楚之狀，不忍卒睹。在4號房址東面不遠的7號房址中，同樣發現類似的場面：成年女子也是坐在地上，用她的身體保護著孩子，最終也雙雙死於非命。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場災難？是天災還是人禍？通常，考古學家多習慣於首先用人與人之間的行為來解釋所發現的遺存，諸如一次血腥的戰爭或種族屠戮、一次殺祭、一種特殊的埋葬儀式或者居室墓葬行為等。但種種跡象表明，這些人軀體完整，並非屍骨不全，沒有被砍頭、肢解，沒有創傷面。自然災害中，瘟疫氾濫的存在性也得不到充足的物證支持，因為瘟疫不可能使同一群人在同一地點、同一瞬間死亡。
在考古工作之初，考古學家們就發現在房址內到處充斥著幾近紅色的填土。這些填土成片相連，土質明顯區別於本地的黃土，在地層斷面上也發現有明顯的波浪狀沙坡痕跡，地質專家認為這是黃河大洪水沉積的紅土洪積層。另外，在附近多個洪水沉積層自然剖面上，學者們還找到了14個旋迴的洪水淤積層，說明緊隨其後的是一個洪水多發期。如果是洪水，第一組死者擺出奇異姿勢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由於臨死前跨步舉手的姿勢，他身體下面就形成了一個小的空間。在洪水襲來時，泥漿灌進了坍塌的房屋中，滲入並填滿了房內所有的空隙。水和泥漿的進入使這個男子的屍骨稍稍上浮，從而造成屍骨在這個地方的這種奇特姿態。而屍骨和房址地面之間就是洪水帶來的沉積紅土，這些紅土把人托起，從而使人離地面有5—30釐米遠。也只有因為洪水，第六組那個最年長的男性的位置才能作合理解釋，他顯然是在洪水湧入房間後，因牆體受損倒地而亡的。或許他本來試圖封堵入水口，但卻受到自東向西而來的洪水的猛烈衝擊，孤力難擋，一下子被洪水淹沒。
可是洪水並不足以解釋一切。有跡象表明，在洪水之前，似乎還有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大難，造成房屋倒塌。這是因為考古學家們又發現了地震的證據。這證據來自聚落遺址中一個有奠基坑、殺祭坑和埋藏坑的小廣場，廣場表面是一層層人工鋪就、踩踏而成的硬麵。然而本該平整的硬地面卻呈現出很大的起伏變形——這種情況想必是地震造成的。地震噴砂的砂脈砂管——地震時砂土從地下噴湧出來的通道——和地裂縫也相繼被找到，表明地震發生在洪水之先，並形成了最初的房屋坍塌等災難。
黃土是一種風積粉塵堆積物，對於保存人類居住遺址等遺存來說，是一種極好的物質，因為黃土的沉積速度快，不顯酸性，而且使許多能夠破壞有機物遺存的物質無法滲入。加上黃河洪水一次次的沖刷，覆蓋了劫後的廢墟，從而使地震突發的瞬間和遇難人群的臨危狀態得以完好保存。
人們在面對著絕境中相互救助的死難者的遺骨時，都會被強烈地震撼，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出這種聯想：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夜裡，也極有可能是一個暴雨如注的清晨，突然，劇烈的地震爆發了，緊接著滔滔洪水襲來……他們在叫喊著什麼？我們無法想象。連命都保不住的人們，沒有誰去搶救財物——現場那麼多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就在牆角擱置著。大難臨頭之際，他們選擇了相互救助：一群孩子驚恐地擁作一團，一位母親用自己的身軀庇護幼兒，一個少年想託舉房頂的身軀還沒有完全倒下，一個幼兒坐在地上似乎還在啼哭……他們掙扎著、扭曲著的軀體，給人以求生的悽美震撼。救助生命——在這一刻映射出的他們人生觀的最後底線，與現代社會竟無二致，是他們遺傳給了我們這個生物學的求生法則，還是文化傳統的本能？他們沒有被倒塌的牆壁壓死，也沒有被火燒煙燻而死，他們是被活活窒息而死的，是被地震和洪水帶來的泥石流奪去了生命……這幕短短一瞬間上演的人間悲劇，就這樣在封存了四千多年後，被考古學家們完整地揭示出來。同時揭示出的還有我們祖先最直接、最真實、最完美的人性，要講述喇家殘酷而絕美的災難，怎是這三個“最”字可以概括的？
然而，考古是不允許聯想的，即使合乎邏輯的推理也要冒很大風險。這是一個靠證據說話的學科，是今天得出的認識到明天可能就會被新發現的證據推翻的學科，是隨時都要準備著修正結論的學科。考古學家可能是天下做學問的人裡，最不怕犯錯誤的。一直是不幸偵探的化身的考古學家，即便遇到這樣難得的奇蹟，也要作出遠比我們的想象謹慎得多的研究，他們的結論更理性，甚至更冷靜，有時你甚至會覺得他們寫下的所謂科學文字竟如此的冷漠無情，成為我們沸騰熱血的冷卻劑。請看他們從體質人類學角度關於死者死因的分析：
我們對出土人骨作了全面觀察，目前從體質人類學角度尚無法判斷他們的具體死因，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此次在兩座房址中發現的16具人骨，皆系一次性突然死亡，應是一次突發事件造成的結果。同時有幾點情況值得探討：
1.本次所鑑定的16個個體中，死亡年齡廣泛，以婦女和未成年人為主且同齡者較少，由此他們應該不屬於自然死亡，而是死於一場突發性的大災難。
2.喇家遺址人骨除了在骨骼上發現個體死後由於某種自然原因形成的骨骼斷裂和變形外，骨骼上均未發現任何死前形成的創傷。骨骼反映的死亡姿勢雖然各異，但都屬於一種自發性的條件反射的掙扎或護衛動作，即在災難來臨時，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同時在骨骼上也未發現任何捆綁等強制行為的痕跡和線索，由此，應該排除戰爭死亡、活埋或宗教祭祀等其他人為造成死亡的可能。
3.骨骼雖然保存較差，但比較清楚，未發現任何火烤的痕跡和線索，由此應該排除火災死亡的可能。
4.除了在F4×Ⅳ號上發現有腰椎骨質增生現象及F4Ⅲ號和F3Ⅰ號發現有齲齒現象外，未發現任何其他疾病的線索。同時我們看到，由於事件的突發性，人們沒有任何反抗、逃跑或遷徙的餘地，甚至舉家同時罹難，由此看來，也不應該是瘟疫等大規模疾病引起的持續死亡。
5.以上說明他們並非死於戰爭、瘟疫、火災及宗教祭祀。他們的死亡原因應從出土狀態去找。我們注意到在房址中有厚厚的紅色淤積層，骨骼被夾在淤積層內。F4Ⅰ號清理完畢後，仍能在骨骼上面發現紅色淤土。因此他們可能死於大洪水。而房址附近地勢較高，可以設想，在大洪水來臨時，地勢較高的房子成了最後的避難所，甚至形成水中孤島，但他們最後仍然逃脫不了被洪水吞沒的厄運。由此F3和F4內的兩位母親才出現了向上天乞求生存和護衛孩子的姿態。
看來，無論考古學家如何謹慎求證，喇家的災難場景還是打動了他們在研究時隱藏起來的感性神經，他們作出的解釋——母親保護自己的孩子，和一般人看到畫面後的第一反應是一樣的。可是，考古結論的得出，正如張忠培先生所言，是“被材料牽著鼻子走”的，因為國內最權威的吉林大學古DNA實驗室檢測的結果是：喇家擁抱幼兒的女性與幼兒之間竟然不是母子關係！這令我們對人類在最危難時刻，本能地救助自己親人的美好期望和心理積澱全部落空。
既然這不是家庭相助，也不是親人相佑，那該是什麼樣的人群關係呢？如果他們只是同村，或是鄰居，而不是嫡親同脈，那麼他們在危難時刻的捨己相救，豈不是讓我們已被打動了的情感神經，要經歷再次的感動麼？
喇家在反覆考問著我們的道德水準和科學精神的底線。按常理，我們當然以為他們是母子，是親人。可換成理性的分析，我們竟看到了危難之際人性的本質。至此，考古學家們推導出的兩個結果，誰對誰錯都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從誤判和更正中已經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經歷了兩次生命的洗禮，一次來自親情，一次出乎人性。親情與人性，一個都不能少。一次考古誤讀，卻多給了我們一次關乎生命的體驗和感動。
考古學家們後來發現，被地震和洪水雙重襲擊的喇家，依地勢看，比較高一些，也許是當時躲避洪水的最後高地。他們設想，洪水大概來得異常兇猛，人們根本無法抗拒，就瀕臨滅頂了。在性命攸關之際，有多少家庭拼盡了全力，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這裡，家長自己卻被洪水無情吞沒。他們哪裡知道，這應急躲避的房子，最後也成了孩子們共同的墳墓。史前人類在突發性的自然災害面前的確迴天乏力，即便今日，如前文說到的菲律賓泥石流災難不也一樣吞噬著人們的生命麼？在自然面前，人類永遠是那麼渺小，我們有什麼理由自恃微薄之力，放言豪邁，捨棄敬畏之心呢？
喇家遺蹟的畫面感如此強烈，如此震撼人心！喇家遺蹟呈現給我們的生命形態，似乎在切切向我們喊著：活著，真好！
至此，我們應該從龐培和喇家帶來的情感旋渦中，回到本章題目的要旨上來了。
在公眾的心目中，考古發現總有那麼一點神秘、幾分浪漫和無數好奇。之所以有不少人有這種感覺，是因為他們對考古發掘和發現知道得不多，瞭解得不夠。他們能看到的，幾乎都是發掘的最後成果，而見不到從發掘伊始到發現結束的全過程。其實，把一個遺址或一座墓葬的整個發掘過程報道出來，已經不僅是媒體，更是所有考古人的公共職責了。這樣，人們就能看到，考古人是如何走遍深山險谷、田野河灘、荒漠沙磧、丘陵草原，甚至進入茫無人煙、野獸出沒的地方；就能明白考古人是怎樣艱辛地發掘古遺蹟、古墓葬、古窖藏，從種種遺蹟和遺物中，探索著千萬年以前人類古老文明的起源和歷史演變；就能懂得考古學對於發現、瞭解和保護我們自身的歷史，起著何等重要的作用，卻又因這門學科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而充滿著挑戰。
從物質遺存來研究歷史有獨特的難度等級，這就是英國考古學家霍克斯所說的，研究技術和經濟較為容易，研究社會結構比較難，研究意識形態最為困難。其次，許多地下的文物或由於容易腐爛，或由於人為和自然作用的破壞而無法保留下來，考古學家今天所能研究的只不過是古代人類殘存下來的一小部分遺物。
因此，考古學所研究的大多是人類物質文化中不易消失或幸運殘留至今的內容，任何從考古調查和發掘入手的歷史重建，只能反映過去人類生活的某個側面。於是，考古學家的工作就只能像偵探一樣，將殘缺、凌亂而又錯綜複雜的證據和線索拼湊起來，以便重現過去某一段歷史的景象。有些人以為考古學就是拿著鏟子在田野裡挖掘和採集考古標本，其實那僅僅是“幹考古”。現代考古學已經超出了這種發掘技術的範疇，它不僅包括髮掘、記錄、採集、描述的一套過程，同時還包括了採用各種科技手段和方法來提取信息，用科學理論並根據所收集的證據，來對人類發展歷史作出闡釋的過程。總之，考古學這門學科的精髓，就在於努力發展更為完善的方法來研究過去，使考古學家早點摘去所謂“不幸的偵探”的帽子。
讓我們為在災難中不幸罹難的喇家村先民們默哀......
【注】
中央電視臺根據初步研究成果適時拍攝了電視片《史前部落的最後瞬間》，播出後創下“發現之旅”欄目開播以來最高收視率記錄，獲得了中國電視的最高獎項金鷹獎和國際優秀電視紀錄片獎。緊接著，喇家遺址被迅速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喇家的發現也被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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