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行最慘的一次戰爭。鴉片戰爭之後，國人皆知西方專好堅船利炮，無堅船利炮要割地賠款。北洋海軍，船不可謂不堅，炮不可謂不利，為什麼反而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
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於外形。“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另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當飯吃的消化了，強身健體；當衣服穿的只撐起了一個模樣。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澤諭吉這個順序走的，而清朝則反著走。結果一個成功了，另一個失敗了。德國“鐵血宰相”曾分別接待過中國和日本兩個代表團，後來有人問他對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他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
日本秉承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母國是一樣的：國不知有民， 民不知有國。人民只有宗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與堅忍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國人的書叫《支那論》，說中國人“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其實以此來形容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效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有沒有財富。明治維新時，日本還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是“納稅人的參政權”。大久保利通說：“國家強大源於民眾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腐朽的制度不僅阻礙民族發展，為敵國入侵提供可能性，並在關鍵時刻出賣民族利益。甲午戰敗後賠了那麼多錢，可戰前買軍艦，竟一分也掏不出來。有了國民， 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戰爭從來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軍人的事。威海衛陷落後，南洋艦隊曾深入向日本海軍請求，歸還南洋艦隊的兩艘船隻，因為這兩艘艦是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會操的，而非作戰，理應歸還，此事成了海戰史上的笑柄。
甲午戰爭其實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19 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亞洲各國相繼沉淪，只有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參與者，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上，與日本明治時期那代人，應該同樣值得尊重。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中日雙方都在西方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進行戰略轉移。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徵的國家戰略上始終止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北洋海軍官兵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批優秀的軍人， 他們絕大多數治軍勤勉，刻苦學習西方海軍建設經驗，努力鑽研海軍科技戰術。他們在甲午海戰中視死如歸、英勇殺敵的壯舉和寧死不屈，自殺向國的崇高民族氣節，都是不可更改的歷史事實。百餘年過去，逝者已矣，生者當自省。今天，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客觀評價北洋海軍官兵，還他們以公平，還歷史以公平，這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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