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鬥、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
——習近平
今年是“五四”愛國運動100週年，又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本文將與讀者一道回顧“五四”這段歷史，思考“五四”運動對我們的啟示，弘揚“五四”愛國精神。
油畫《五四運動》，周令釗1951年作品（圖片來自網絡）
一、“五四”運動的爆發和影響
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次非正義的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戰爭造成1400多萬人死亡，交戰雙方是英、美、日、中等27國組成的協約國和德奧意同盟國。在戰後召開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參會，非但沒能贏得合法權益，還將德國所強佔在山東的一切特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軍閥政府準備讓代表陸徵祥等簽字，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時任北大教授的陳獨秀髮表文章，怒斥巴黎和會為分贓會議，他與同為北大教授的李大釗等人一起散發宣言，主張收回山東，“五四”運動爆發了。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之一《五四運動》（圖片來自網絡）
運動大約分兩個階段，1919年5月3日到6月3日為第一階段，6月3日到6月底為第二階段。
5月3日，北京各界群眾集會，抗議“巴黎和會”的無理決定，當晚，北京一千多學生也在北大集會，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以示愛國決心，與會者聲淚俱下，熱血沸騰。會議致電參加“和會”專使拒絕在“合約”上簽字。5月4日，在天安門集會的三千多學生，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懲辦當年籤“二十一條”主要活動人物，原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3人。學生到英美使館交涉，被使館以“星期日，公使不在”為由拒絕。
隊伍改到東城趙家樓曹汝霖宅。曹、陸躲藏了，學生痛打了在那裡的章宗祥一頓，見曹宅過於豪華，且有日本女人在裡面，便火燒趙家樓。當天軍警逮捕學生許德珩（作者注：許德珩在解放後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等31人和1名市民。5日，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總罷課，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會，並得到進步教授的支持。鬥爭使當局釋放了學生，學校相繼復課。不久，軍閥政府又採取進一步鎮壓學生的措施。總統徐世昌簽發幾道訓令，傳訊被捕學生，追究“五四”運動“主使人”，更換教育總長等。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迫去職出走。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總罷課，並派代表到各地聯絡，掀起了更大規模的鬥爭。
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遺址（圖片來自網絡）
北京大學未名湖南岸蔡元培雕塑（蓬州閒士 攝）
李大釗發文指出：我們反對分贓會議，乃是反抗侵略，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軍閥政府一面採取鎮壓手段，一面以放暑假、畢業考、文官考試等阻止和分化學生運動，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北京大學李大釗銅像（蓬州閒士 攝）
6月3日，北京數千學生開展更大規模宣傳活動、街頭演講等，雖然幾次被捕學生達九百多人，但學生們沒有屈服，有的甚至帶上行李準備坐牢。“六三”以後，工人階級參加進來了。當時，我國產業工人已達二百多萬，上海是產業工人集中的城市，上海產業工人和海員工人六七萬人的大罷工開始了，運動很快蔓延到南京、武漢、成都等150多個大小城市。商人也參加了鬥爭。各地工人、學生掀起拒籤合約的鬥爭。“六三”後工人階級參加戰鬥和鬥爭規模的擴大，產生了重大影響。迫於重重壓力，政府才承認了“誤捕學生之罪”，釋放了被捕學生，批准曹汝霖辭職。6月27日，北京學生代表數百人到總統府要求徐世昌電令專使拒絕在合約上簽字。旅居各國的華僑、華工、中國留學生向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發出數千封電報，呼籲拒絕簽字。在巴黎的華工和留學生更包圍了代表團住地，不許他們簽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於6月28日正式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終於實現了。
五四運動爆發，上海工人大罷工（圖片來自網絡）
最終中國在巴黎和會的代表沒有出席合約簽字儀式，拒絕簽字（圖片來自網絡）
“五四”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同志談到“五四”時指出：“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沒有誕生，但它是在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發生的。”當時中國已經有了大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骨幹。特別是“六三”以後，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
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準備。由於“五四”運動的指導思想、領導成分、階級關係和革命方向等的變化，中國革命已進入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又經過近30年的艱苦鬥爭後，才取得了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正如習近平同志在2011年9月11日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領導幹部要學點歷史》中指出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製造的民族危機，激發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覺醒，增強了全民族的凝聚力。為改變中華民族屈辱的命運，中國人民以及他們的先進分子和仁人志士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終於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引自《學習活頁》）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鬥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
油畫《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陳衍寧1977年作品（圖片來源：中國軍網）
2019年4月30日，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丁林 攝，圖片來源：新華社）
除了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外，黨領導下工人、學生掀起的“二七”大罷工、“五卅”“一二九”等運動也是“五四”愛國精神的繼承和發揚。筆者的故鄉——雲南昆明，有1938年遷去的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師生傳承“五四”精神開展的1945年“一二一”運動，反對迫害李公樸、聞一多的運動等。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兼總務長鄭天挺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記載了兩次“五四”期間學生鬥爭的情況：一是1940年5月4日紀念“五四”，學校放假，他“歸途遇學生遊行，火炬甚盛，惜雨大，不能駐觀。”一次是1945年5月4日，學校有200多人參加的講演會，潘光旦講了民主與科學等“五四”精神，校長梅貽琦（注：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警告學生“勿遊行。”但下午口號聲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聲驚醒了作者的午睡。還有教授曾昭倫，聞一多等“隨隊尾”。遊行隊伍秩序良好，“事前事後之周慮均遠勝當年，可謂大進步。”還說到遊行人數“或雲二千許或雲萬人”……
油畫《五卅運動》，陳達青1959年作品（圖片來源：中國軍網）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為保存中華文化與教育命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當年11月1日南遷湖南長沙，合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後因戰火逼近，於1938年4月遷抵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片來源：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在線）
為了更好地繼承“五四”愛國運動精神，筆者認為，應很好總結“五四”運動對我們的啟示。
二、“五四”愛國運動的啟示
（一）人民力量必勝，反人民勢力必敗
“五四”運動以大規模、長時間的鬥爭，人民力量取勝，反人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勢力失敗告終，已成為歷史的規律。
“五四”運動後我國百年來學生、工人運動，都一再證明這一歷史規律。“五四”以來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以及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都付出了重大代價和犧牲，最終都是人民取得勝利，這是“五四”和近百年曆史的啟示。
油畫《毛澤東在井岡山》，鄭洪流1977年作，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圖片來自網絡）
這點不僅“五四”運動和新中國歷史可以證明，早在70多年前，一些前輩和名人對人民必勝就作了預見。1945年5月10日刊登於昆明《民主週刊》上的聞一多先生《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一文，談到了“五四”時期和先生寫文章時期（1945年前後）的各種現實後，文章指出“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是處於一種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封建的主人地主官僚與殖民國的主人帝國主義，這兩個勢力能同時並存於我們這裡，已經說明了它們之間的一種奇異的關係，一種相反又相成，相剋而又相生的矛盾關係……”聞一多的結論是……“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後勝利永遠屬於人民的。二十六年前（按：指1919年）如此，今天也如此。在“五四”的鏡子裡，我們看出了歷史的法則”。（見《聞一多精選集》）
清華大學聞一多雕塑（蓬州閒士 攝）
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蓬州閒士 攝）
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蓬州閒士 攝）
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記（蓬州閒士 攝）
（二）學生運動、群眾運動必須和無產階級、工人運動相結合，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
“五四”以前，我國也有不少工人、學生運動，雖起過一些作用，但結果都失敗了。只有“五四”運動是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併發揮了領導作用，最終才取得勝利。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我國農民、學生和群眾的抗捐抗稅鬥爭，以及工人自發的經濟鬥爭，曾經多次發生。據《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統計：有記載的罷工150餘次，農民抗捐抗糧，抗稅鬥爭有200起以上，還有1918年5月，北京大學及各專科學校學生2000多人的遊行請願，要求廢除中日秘密協定，另有上海等地學生要求廢除賣國條約等等，最終都失敗了。只有“五四”愛國運動與過去的運動不同，正如《中國共產黨歷史》指出的“五四愛國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掀起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賣國的全國規模的革命鬥爭。”“五四運動期間，中國工人階級以巨大的聲勢參加了反帝愛國鬥爭。雖然工人罷工是自發的，但工人階級以自己特有的組織性和鬥爭堅定性，在運動中發揮主力軍的作用，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從“五四”運動開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在黨的領導下，歷盡各種挫折，最終取得了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
（三）從要民主要科學到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在“五四”前後和新文化運動中的確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距離鬥爭的勝利還很遙遠，一些前輩也認識到“五四”運動雖然勝利了，但鬥爭還遠未結束。在聞一多先生的《紅燭》中就記載了1944年5月8日，西南聯大文藝晚會上，聞先生在《新文藝和文學遺產》的發言中稱：“今天晚上在場發言的，建設新文藝的人物有八位教授（指朱自清、沈從文、馮至、李廣田等）。而我和羅先生（羅常培）是幹破壞的，破壞舊的東西……。月亮出來了，（原注：聞先生指著初從雲中鑽出的滿月說，）烏雲還等在旁邊，隨時就會給月亮蓋住，我們要特別注意……要記住我們這個五四文藝晚會是這樣被人陰謀破壞的；但是我們不用害怕，破壞了，我們還要來！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我們還要幹！我們還要科學，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勢力……。”
聞一多詩集《紅燭》（圖片來源：新華報業網）
事實是，民主和科學的確是“五四”和“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和中國革命的旗幟。但是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鬥爭很艱鉅。只有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的組織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只有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偉大勝利的今天，民主和科學才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揮。
正如2011年9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講話中指出的“唯有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肩負起了這一使命，才使受盡屈辱、瀕臨危亡邊緣的中國進入了歷史新紀元，才向世界彰顯和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歷史真理。”
2011年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出席中央黨校2011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並講話（ 新華社記者 謝環馳 攝，圖片來源：新華社）
（四）前輩和先烈們為了國家民族利益前仆後繼，不怕犧牲的精神，是“五四”運動和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
“五四”時期，前輩們“破指血書”和冒著生命危險，鬥爭—失敗—再鬥爭的精神，我們應該學習。特別是在後來的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英勇鬥爭甚至犧牲生命的烈士們，是我們應該永遠銘記的：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2015年清明節時國家民政部統計，全國在歷次革命戰爭和建設中犧牲的烈士達2000萬人，而其中有姓名可考的僅180萬人。2019年清明節時公佈的數字稱，有姓名的仍不到百分之十，大多是無名烈士。先烈們不忘國恥的國家民族情懷，我們要永遠銘記和學習！
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圖片來自網絡）
2018年9月30日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慄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出席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這是習近平整理花籃上的緞帶（新華社記者 謝環馳 攝，圖片來源：新華網）
2018年9月30日上午，習近平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新華社記者 黃敬文 攝，圖片來源：新華網）
2017年6月21日上午，習近平在呂梁市興縣瞻仰晉綏邊區革命紀念館（新華社記者 李學仁 攝，圖片來源：新華網）
2015年9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30名抗戰老戰士老同志、抗戰將領、幫助和支持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或其遺屬代表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李學仁 攝，圖片來源：新華網）
在祖國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更需要繼承和發揚“五四”愛國精神，讓“五四”精神歷久彌新、歷久彌堅。我們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各自作出無愧於人民的合格答卷。
2014年3月17日，習近平在河南蘭考縣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圖片來源：新華網）
2016年6月30日，蓬安縣委書記、縣長蒲國慰問離休黨員幹部董紹元（圖片來源：蓬安門戶網）
董紹元，又名董紹園，白族，1932年8月生，雲南昆明人，原蓬安縣實驗中學歷史教師，1994年9月離休，現任蓬安縣老幹部黨支部副書記。曾獲蓬安縣優秀共產黨員、南充地區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南充市老幹部先進個人、四川省特級教師、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
1949年8月參加地下組織民青。雲南解放時，在昆明縣西碧鄉武工隊及第五六區區政府任助理。1951年初，調雲南省人事廳任科員，副組長，團支書。1956年9月調幹考入南充師範學院（今西華師範大學）歷史系，1960年大學畢業分配到蓬安縣工作，先後在蓬安師範學校、蓬安中學、蓬安縣楊家中學、蓬安縣實驗中學等學校任歷史教師。在《四川法制報》《中學生學習報》《巴蜀史志》《晚霞》等報刊發表文章30餘篇。個人事蹟入選《永不淡忘的歷史功績》（2009年10月四川省委組織部、四川省委老幹部局主編）和《當代中國少數民族名人錄》（1992年國家民委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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