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习近平
今年是“五四”爱国运动100周年，又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文将与读者一道回顾“五四”这段历史，思考“五四”运动对我们的启示，弘扬“五四”爱国精神。
油画《五四运动》，周令钊1951年作品（图片来自网络）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影响
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战争造成1400多万人死亡，交战双方是英、美、日、中等27国组成的协约国和德奥意同盟国。在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会，非但没能赢得合法权益，还将德国所强占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准备让代表陆征祥等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时任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发表文章，怒斥巴黎和会为分赃会议，他与同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等人一起散发宣言，主张收回山东，“五四”运动爆发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一《五四运动》（图片来自网络）
运动大约分两个阶段，1919年5月3日到6月3日为第一阶段，6月3日到6月底为第二阶段。
5月3日，北京各界群众集会，抗议“巴黎和会”的无理决定，当晚，北京一千多学生也在北大集会，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以示爱国决心，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会议致电参加“和会”专使拒绝在“合约”上签字。5月4日，在天安门集会的三千多学生，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当年签“二十一条”主要活动人物，原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3人。学生到英美使馆交涉，被使馆以“星期日，公使不在”为由拒绝。
队伍改到东城赵家楼曹汝霖宅。曹、陆躲藏了，学生痛打了在那里的章宗祥一顿，见曹宅过于豪华，且有日本女人在里面，便火烧赵家楼。当天军警逮捕学生许德珩（作者注：许德珩在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31人和1名市民。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并得到进步教授的支持。斗争使当局释放了学生，学校相继复课。不久，军阀政府又采取进一步镇压学生的措施。总统徐世昌签发几道训令，传讯被捕学生，追究“五四”运动“主使人”，更换教育总长等。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去职出走。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并派代表到各地联络，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大学未名湖南岸蔡元培雕塑（蓬州闲士 摄）
李大钊发文指出：我们反对分赃会议，乃是反抗侵略，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军阀政府一面采取镇压手段，一面以放暑假、毕业考、文官考试等阻止和分化学生运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北京大学李大钊铜像（蓬州闲士 摄）
6月3日，北京数千学生开展更大规模宣传活动、街头演讲等，虽然几次被捕学生达九百多人，但学生们没有屈服，有的甚至带上行李准备坐牢。“六三”以后，工人阶级参加进来了。当时，我国产业工人已达二百多万，上海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上海产业工人和海员工人六七万人的大罢工开始了，运动很快蔓延到南京、武汉、成都等150多个大小城市。商人也参加了斗争。各地工人、学生掀起拒签合约的斗争。“六三”后工人阶级参加战斗和斗争规模的扩大，产生了重大影响。迫于重重压力，政府才承认了“误捕学生之罪”，释放了被捕学生，批准曹汝霖辞职。6月27日，北京学生代表数百人到总统府要求徐世昌电令专使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旅居各国的华侨、华工、中国留学生向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发出数千封电报，呼吁拒绝签字。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更包围了代表团住地，不许他们签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于6月28日正式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终于实现了。
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大罢工（图片来自网络）
最终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没有出席合约签字仪式，拒绝签字（图片来自网络）
“五四”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谈到“五四”时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诞生，但它是在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骨干。特别是“六三”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由于“五四”运动的指导思想、领导成分、阶级关系和革命方向等的变化，中国革命已进入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经过近30年的艰苦斗争后，才取得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1年9月11日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中指出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制造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觉醒，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引自《学习活页》）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
油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陈衍宁1977年作品（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图片来源：新华社）
除了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外，党领导下工人、学生掀起的“二七”大罢工、“五卅”“一二九”等运动也是“五四”爱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笔者的故乡——云南昆明，有1938年迁去的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师生传承“五四”精神开展的1945年“一二一”运动，反对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的运动等。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总务长郑天挺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记载了两次“五四”期间学生斗争的情况：一是1940年5月4日纪念“五四”，学校放假，他“归途遇学生游行，火炬甚盛，惜雨大，不能驻观。”一次是1945年5月4日，学校有200多人参加的讲演会，潘光旦讲了民主与科学等“五四”精神，校长梅贻琦（注：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警告学生“勿游行。”但下午口号声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惊醒了作者的午睡。还有教授曾昭伦，闻一多等“随队尾”。游行队伍秩序良好，“事前事后之周虑均远胜当年，可谓大进步。”还说到游行人数“或云二千许或云万人”……
油画《五卅运动》，陈达青1959年作品（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保存中华文化与教育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当年11月1日南迁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火逼近，于1938年4月迁抵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片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
为了更好地继承“五四”爱国运动精神，笔者认为，应很好总结“五四”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二、“五四”爱国运动的启示
（一）人民力量必胜，反人民势力必败
“五四”运动以大规模、长时间的斗争，人民力量取胜，反人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失败告终，已成为历史的规律。
“五四”运动后我国百年来学生、工人运动，都一再证明这一历史规律。“五四”以来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都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最终都是人民取得胜利，这是“五四”和近百年历史的启示。
油画《毛泽东在井冈山》，郑洪流1977年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图片来自网络）
这点不仅“五四”运动和新中国历史可以证明，早在70多年前，一些前辈和名人对人民必胜就作了预见。1945年5月10日刊登于昆明《民主周刊》上的闻一多先生《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文，谈到了“五四”时期和先生写文章时期（1945年前后）的各种现实后，文章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是处于一种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封建的主人地主官僚与殖民国的主人帝国主义，这两个势力能同时并存于我们这里，已经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一种奇异的关系，一种相反又相成，相克而又相生的矛盾关系……”闻一多的结论是……“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的。二十六年前（按：指1919年）如此，今天也如此。在“五四”的镜子里，我们看出了历史的法则”。（见《闻一多精选集》）
清华大学闻一多雕塑（蓬州闲士 摄）
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蓬州闲士 摄）
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蓬州闲士 摄）
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记（蓬州闲士 摄）
（二）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必须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五四”以前，我国也有不少工人、学生运动，虽起过一些作用，但结果都失败了。只有“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了领导作用，最终才取得胜利。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我国农民、学生和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以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曾经多次发生。据《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统计：有记载的罢工150余次，农民抗捐抗粮，抗税斗争有200起以上，还有1918年5月，北京大学及各专科学校学生2000多人的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秘密协定，另有上海等地学生要求废除卖国条约等等，最终都失败了。只有“五四”爱国运动与过去的运动不同，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的“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五四”运动开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历尽各种挫折，最终取得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三）从要民主要科学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在“五四”前后和新文化运动中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距离斗争的胜利还很遥远，一些前辈也认识到“五四”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斗争还远未结束。在闻一多先生的《红烛》中就记载了1944年5月8日，西南联大文艺晚会上，闻先生在《新文艺和文学遗产》的发言中称：“今天晚上在场发言的，建设新文艺的人物有八位教授（指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李广田等）。而我和罗先生（罗常培）是干破坏的，破坏旧的东西……。月亮出来了，（原注：闻先生指着初从云中钻出的满月说，）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就会给月亮盖住，我们要特别注意……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
闻一多诗集《红烛》（图片来源：新华报业网）
事实是，民主和科学的确是“五四”和“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旗帜。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斗争很艰巨。只有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组织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民主和科学才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
正如2011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的“唯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一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边缘的中国进入了历史新纪元，才向世界彰显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真理。”
2011年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图片来源：新华社）
（四）前辈和先烈们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五四”运动和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五四”时期，前辈们“破指血书”和冒着生命危险，斗争—失败—再斗争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特别是在后来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甚至牺牲生命的烈士们，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2015年清明节时国家民政部统计，全国在历次革命战争和建设中牺牲的烈士达2000万人，而其中有姓名可考的仅180万人。2019年清明节时公布的数字称，有姓名的仍不到百分之十，大多是无名烈士。先烈们不忘国耻的国家民族情怀，我们要永远铭记和学习！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图片来自网络）
2018年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缎带（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8年9月30日上午，习近平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7年6月21日上午，习近平在吕梁市兴县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5年9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更需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精神，让“五四”精神历久弥新、历久弥坚。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自作出无愧于人民的合格答卷。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6年6月30日，蓬安县委书记、县长蒲国慰问离休党员干部董绍元（图片来源：蓬安门户网）
董绍元，又名董绍园，白族，1932年8月生，云南昆明人，原蓬安县实验中学历史教师，1994年9月离休，现任蓬安县老干部党支部副书记。曾获蓬安县优秀共产党员、南充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南充市老干部先进个人、四川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
1949年8月参加地下组织民青。云南解放时，在昆明县西碧乡武工队及第五六区区政府任助理。1951年初，调云南省人事厅任科员，副组长，团支书。1956年9月调干考入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蓬安县工作，先后在蓬安师范学校、蓬安中学、蓬安县杨家中学、蓬安县实验中学等学校任历史教师。在《四川法制报》《中学生学习报》《巴蜀史志》《晚霞》等报刊发表文章30余篇。个人事迹入选《永不淡忘的历史功绩》（2009年10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委老干部局主编）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1992年国家民委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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