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令中原帝國實力衰落，頹唐的中原士族已無力擔綱東亞大陸的普遍理想。歷史的使命便隨之落到了草原邊疆的胡族肩上。
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在融合過程中，先後經歷了胡人本位，混一胡漢的初步嘗試，最終由拓跋珪成功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二元帝國北魏。這也為嗣後的隋唐大帝國奠定了基礎，鳴響了隋唐盛世的前奏。
節選自《樞紐》第三章“第二輪歷史大循環：豪族社會”第二節“塞北的精悍氣血與江南的衣冠禮樂”。
自西漢後期，匈奴遭遇到週期性的繼承危機而分裂為南北二部。呼韓邪單于帶領南匈奴投奔中原帝國，並被皇帝安頓在帝國北部邊境，嗣後數百年間以內部邊疆戰略、外部邊疆戰略等交替使用，以利益最大化。數百年間，不斷有其他胡人陸續遷入中原的北部和西北部邊境地區居住。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結束三國鼎立的形勢
到了司馬氏的晉代，中原變成典型的“內斂帝國”，高度依賴於皇權與豪族間的合作，無人有興趣外向處理邊疆問題，而將邊疆完全交付內附的胡族來應對，一旦天下有變，則事不可收拾矣。
王衍之輩的作為已經證明，中原士族已無資格作為東亞大陸上的普遍理想之外化的擔綱者。其中無有反省能力的人，自視甚高又目光短淺，只知炫耀辯才與財富；有反省能力的人，也只能在退隱中尋求內心的寧靜，而無能擔綱武德與天下之重任。
歷史使命遂落在入主中原的北族肩上，其肩負武德的軍事貴族，融合中原的理想與財富，終於建立起超越於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國。這個過程很血腥痛苦，已經在浮華中徹底喪失了政治能力的中原帝國，不得不在鮮血的滌盪中完成涅槃，與來自塞北的力量共同完成秩序的重構，使得普遍理想獲得現實的存在。
東晉十六國
初出草昧的胡族，倏入中原，野蠻之氣難脫，全不知該如何治理天下，目光短淺無法避免。五胡十六國時，所立諸國遂旋生旋滅，繼起者或會反思教訓，調整策略，逐漸摸索出可行的治理辦法。
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從劉曜的前趙開始的胡族本位國家，到苻堅的前秦混一胡漢的失敗嘗試，再到北魏的混一胡漢的二元帝國之成功建制。
這樣一個過程，就是普遍帝國的自我探索過程，最終，北魏的建制為嗣後的隋唐大帝國奠定了基礎。
初時，西晉皇族內部爭權奪利，釀成八王之亂。久居中原的南匈奴質子劉淵乘亂而起，回到幷州的族人當中，率眾外出征伐，並於初有基業後稱帝。因漢匈歷年和親，劉淵有一半的漢朝宗室血統，故而他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並建漢高祖以下諸皇帝的神位進行祭祀，將自己的統續接到西漢，慨然有掃平天下重建漢室之志。
八王之亂
然而，畢竟胡人建制無法贏得中原認同，而以復漢為戰略目標卻會影響到對於胡人的動員，所以，在劉淵去世後，經過幾番篡弒的短暫過渡，新上臺的統治者劉曜將國家定位為胡人國家，國名由漢更改為趙；否則，人口占少數的胡人，將被人口占多數的漢人徹底吸收掉，胡人政權的部落認同感喪失，其賴以為根基的武力也將難以持續。
劉曜定都關中，史稱前趙；其手下大將石勒在關東裂地，稱趙王而自立，史稱後趙。
前趙後趙時期，胡人統治者嚴格胡漢之分，視中原人等如奴隸，統治暴虐不堪，水準低劣難當。終致冉閔反叛，推翻石趙，建立冉魏。然而冉閔復對胡人大開殺戒，死者枕藉，比石趙還要殘暴，因此冉魏根本不可能建立帝國，不過是胡趙的鏡像物而已。冉閔最終敗於前燕慕容氏之手。
暴虐的胡人統治
從劉曜到冉閔，諸多政權的統治之所以無法成功，在於他們無法找到超越胡漢的治理辦法，甚至根本沒有這種願望。
譬如，石勒對中原一度採取的是草原上常見的“外部邊疆戰略”，統領其部落軍，主要目標在於劫掠而不在於統治；到了其子石虎，發現倘若不治理中原，則無可劫掠了，方不得不考慮建立中原式官僚體系的問題。
然而其胡人本位的政策，意味著會將漢人在本質上推到對立面上去，敵人便內在於帝國當中；冉魏不過剛好把這個關係掉轉過來，但敵人同樣內在於帝國當中，這樣一種統治是註定失敗的。
而擊敗冉閔的前燕，悄然間在東北發展起一種二元的統治策略。慕容氏早先曾作為曹魏的盟友攻打盤踞遼東的公孫氏，得以趁機瞭解中原的政治。
在西晉初期登上部落首領之位的慕容廆，是第一個建立起兼容中原與部落兩種治理的君主。
西晉末年，中原動盪，大量漢人逃亡東北，這給慕容廆帶來了急需的人力資源與人才儲備。在漢人謀臣的幫助下，慕容氏逐漸懂得依憑農耕地區的財富來贖買部落中的軍事貴族，克服週期性的繼承危機，再依憑部落軍事力量來控制農耕地區的財富，以形成正向循環的治理策略。
這種治理策略可能只是出於現實需求的考慮，但它有著極為深遠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意涵。
它終於克服了胡人國家那種將敵人內在化的困境，而提供了超越胡-漢、超越農-草的普遍治理框架；這種框架為普遍理想的外化提供了一個現實案例，普遍的理想有了獲得肉身的可能性，只待此肉身獲得精神自覺，便會有普遍帝國的成立。但前燕並未獲得足夠的機會發展起普遍帝國，便遭遇了氐族苻堅的前秦。
前秦統一北方之戰
苻堅清晰地意識到胡漢分隔所帶來的問題，對他來說，若欲建立帝國的統治，有兩種選擇：或者強化自身統治族群共同體，一如石趙或冉閔所為；或者打碎任何共同體，形成一君萬民的政治格局，由君主來象徵超越一切之上的統一秩序。
苻堅決意混一胡漢，絕不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重用寒族漢人王猛為相，君臣信任關係史上罕有。在王猛的推動下，苻堅進行深刻的政治改革，採納儒家禮儀，中原官制，撫卹百姓。當苻堅的手下功勳宿將不滿於王猛得勢，與其發生口角之際，苻堅痛斥“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整”。
同時，苻堅也清楚，唯有依靠胡族，帝國的軍事力量才有保障。於是，各種投奔而來的胡族英雄，苻堅一併收留重用。鮮卑英雄慕容垂，因前燕內亂而投奔來到前秦，王猛目其非池中之物，勸苻堅早除之，苻堅反說：“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為示之以誠，苻堅不僅未除慕容垂，反令其帶領追隨而來的鮮卑部落軍，戍守帝國重地。
淝水之戰
苻堅超越胡漢的意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其政治步驟走錯了。在打造起一君萬民的統一帝國之前，便先放棄了氐族共同體，甚至欲保留關東的鮮卑軍事貴族，作為自己對抗關中氐族軍事貴族的依憑，卻又未能建起獨立於共同體之外直屬君主的軍隊。
結果是其他少數民族的共同體仍然很強大，君主能控制的軍隊卻渙散了。帝國的統一遂陷於危險當中，淝水一敗竟致國家解體，苻堅只能抱恨而終。
最終，起自東北、已定居長城沿線代地頗久的拓跋鮮卑崛起，認真總結前此諸多胡國之成敗利鈍，終於一統北方，建立北魏。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完成北方統一，
與南朝的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北魏道武帝建元稱帝后，其政略屢次為鮮卑軍事貴族所阻，這在草原的軍事貴族民主制當中十分常見，但是道武帝已經統領中原，獲得了外生於部落經濟的經濟資源，在與貴族的博弈中獲得不對稱優勢，可以中原之財富反控軍事貴族。
在一次戰爭勝利後，道武帝即借勢推行一種新的政策，“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道武帝所離散的不僅僅是其他胡人的部落，也包括了其本族的部落，諸部落戰士遂成為直屬皇帝的軍人。
但是，道武帝不可能將鮮卑軍人變成類似於中原帝國的職業軍人，否則草原騎兵所獨有的戰鬥力便會喪失。所以他只是離散掉自然形成的諸部落，而以皇帝的命令，將鮮卑各族重新編為八部，設八部大人統領之。這樣，既破除了原生性的部落共同體對於帝國一統、君主集權秩序所構成的威脅，又保留了部落制的形式，確保草原騎兵的戰鬥能力。
這種治理辦法極為高明，北魏皇帝的統治基礎無疑還是鮮卑人，但皇帝不再以鮮卑人的身份來統治帝國了，純粹基於草原資源的鮮卑單于，是不會有能力重新編制部落的。帝國混一胡漢，打造以中原御草原、復以草原御中原的二元治理架構，皇帝居於各方之上作為均衡力量。
草原部落的騎兵
如此一來，草原上的週期性繼承危機便破除了，但君主統治的並不是秦皇漢武所統治的那種散沙狀社會，軍事貴族民主制的遺風猶在。八部大人對於自己的所屬還有著一種基於擬血親共同體的統領關係，比如首領與其屬下經常會結成養父養子的關係，這種關係帶來軍隊的戰鬥力，君主無法也無意盡除。
從而，八部大人作為新的軍事貴族，對於君主還有一定的約束力，帝國作為君主與貴族共治之政治體存在，一種上下同心的政治秩序建立起來。而未曾南渡的中原士族也逐漸進入到北朝的統治機構中，擔綱治理重任，其多剛勇矯健之風，能實心用事，非南朝士族可比。
北族以其未經修飾的純然元氣，再造中原樸拙之風，久已頹唐的理想，終見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復生，頗有西周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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