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令中原帝国实力衰落，颓唐的中原士族已无力担纲东亚大陆的普遍理想。历史的使命便随之落到了草原边疆的胡族肩上。
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在融合过程中，先后经历了胡人本位，混一胡汉的初步尝试，最终由拓跋珪成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二元帝国北魏。这也为嗣后的隋唐大帝国奠定了基础，鸣响了隋唐盛世的前奏。
节选自《枢纽》第三章“第二轮历史大循环：豪族社会”第二节“塞北的精悍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
自西汉后期，匈奴遭遇到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而分裂为南北二部。呼韩邪单于带领南匈奴投奔中原帝国，并被皇帝安顿在帝国北部边境，嗣后数百年间以内部边疆战略、外部边疆战略等交替使用，以利益最大化。数百年间，不断有其他胡人陆续迁入中原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居住。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三国鼎立的形势
到了司马氏的晋代，中原变成典型的“内敛帝国”，高度依赖于皇权与豪族间的合作，无人有兴趣外向处理边疆问题，而将边疆完全交付内附的胡族来应对，一旦天下有变，则事不可收拾矣。
王衍之辈的作为已经证明，中原士族已无资格作为东亚大陆上的普遍理想之外化的担纲者。其中无有反省能力的人，自视甚高又目光短浅，只知炫耀辩才与财富；有反省能力的人，也只能在退隐中寻求内心的宁静，而无能担纲武德与天下之重任。
历史使命遂落在入主中原的北族肩上，其肩负武德的军事贵族，融合中原的理想与财富，终于建立起超越于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这个过程很血腥痛苦，已经在浮华中彻底丧失了政治能力的中原帝国，不得不在鲜血的涤荡中完成涅槃，与来自塞北的力量共同完成秩序的重构，使得普遍理想获得现实的存在。
东晋十六国
初出草昧的胡族，倏入中原，野蛮之气难脱，全不知该如何治理天下，目光短浅无法避免。五胡十六国时，所立诸国遂旋生旋灭，继起者或会反思教训，调整策略，逐渐摸索出可行的治理办法。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刘曜的前赵开始的胡族本位国家，到苻坚的前秦混一胡汉的失败尝试，再到北魏的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之成功建制。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普遍帝国的自我探索过程，最终，北魏的建制为嗣后的隋唐大帝国奠定了基础。
初时，西晋皇族内部争权夺利，酿成八王之乱。久居中原的南匈奴质子刘渊乘乱而起，回到并州的族人当中，率众外出征伐，并于初有基业后称帝。因汉匈历年和亲，刘渊有一半的汉朝宗室血统，故而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建汉高祖以下诸皇帝的神位进行祭祀，将自己的统续接到西汉，慨然有扫平天下重建汉室之志。
八王之乱
然而，毕竟胡人建制无法赢得中原认同，而以复汉为战略目标却会影响到对于胡人的动员，所以，在刘渊去世后，经过几番篡弑的短暂过渡，新上台的统治者刘曜将国家定位为胡人国家，国名由汉更改为赵；否则，人口占少数的胡人，将被人口占多数的汉人彻底吸收掉，胡人政权的部落认同感丧失，其赖以为根基的武力也将难以持续。
刘曜定都关中，史称前赵；其手下大将石勒在关东裂地，称赵王而自立，史称后赵。
前赵后赵时期，胡人统治者严格胡汉之分，视中原人等如奴隶，统治暴虐不堪，水准低劣难当。终致冉闵反叛，推翻石赵，建立冉魏。然而冉闵复对胡人大开杀戒，死者枕藉，比石赵还要残暴，因此冉魏根本不可能建立帝国，不过是胡赵的镜像物而已。冉闵最终败于前燕慕容氏之手。
暴虐的胡人统治
从刘曜到冉闵，诸多政权的统治之所以无法成功，在于他们无法找到超越胡汉的治理办法，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愿望。
譬如，石勒对中原一度采取的是草原上常见的“外部边疆战略”，统领其部落军，主要目标在于劫掠而不在于统治；到了其子石虎，发现倘若不治理中原，则无可劫掠了，方不得不考虑建立中原式官僚体系的问题。
然而其胡人本位的政策，意味着会将汉人在本质上推到对立面上去，敌人便内在于帝国当中；冉魏不过刚好把这个关系掉转过来，但敌人同样内在于帝国当中，这样一种统治是注定失败的。
而击败冉闵的前燕，悄然间在东北发展起一种二元的统治策略。慕容氏早先曾作为曹魏的盟友攻打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得以趁机了解中原的政治。
在西晋初期登上部落首领之位的慕容廆，是第一个建立起兼容中原与部落两种治理的君主。
西晋末年，中原动荡，大量汉人逃亡东北，这给慕容廆带来了急需的人力资源与人才储备。在汉人谋臣的帮助下，慕容氏逐渐懂得依凭农耕地区的财富来赎买部落中的军事贵族，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再依凭部落军事力量来控制农耕地区的财富，以形成正向循环的治理策略。
这种治理策略可能只是出于现实需求的考虑，但它有着极为深远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涵。
它终于克服了胡人国家那种将敌人内在化的困境，而提供了超越胡-汉、超越农-草的普遍治理框架；这种框架为普遍理想的外化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普遍的理想有了获得肉身的可能性，只待此肉身获得精神自觉，便会有普遍帝国的成立。但前燕并未获得足够的机会发展起普遍帝国，便遭遇了氐族苻坚的前秦。
前秦统一北方之战
苻坚清晰地意识到胡汉分隔所带来的问题，对他来说，若欲建立帝国的统治，有两种选择：或者强化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一如石赵或冉闵所为；或者打碎任何共同体，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由君主来象征超越一切之上的统一秩序。
苻坚决意混一胡汉，绝不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重用寒族汉人王猛为相，君臣信任关系史上罕有。在王猛的推动下，苻坚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采纳儒家礼仪，中原官制，抚恤百姓。当苻坚的手下功勋宿将不满于王猛得势，与其发生口角之际，苻坚痛斥“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
同时，苻坚也清楚，唯有依靠胡族，帝国的军事力量才有保障。于是，各种投奔而来的胡族英雄，苻坚一并收留重用。鲜卑英雄慕容垂，因前燕内乱而投奔来到前秦，王猛目其非池中之物，劝苻坚早除之，苻坚反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为示之以诚，苻坚不仅未除慕容垂，反令其带领追随而来的鲜卑部落军，戍守帝国重地。
淝水之战
苻坚超越胡汉的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政治步骤走错了。在打造起一君万民的统一帝国之前，便先放弃了氐族共同体，甚至欲保留关东的鲜卑军事贵族，作为自己对抗关中氐族军事贵族的依凭，却又未能建起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直属君主的军队。
结果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体仍然很强大，君主能控制的军队却涣散了。帝国的统一遂陷于危险当中，淝水一败竟致国家解体，苻坚只能抱恨而终。
最终，起自东北、已定居长城沿线代地颇久的拓跋鲜卑崛起，认真总结前此诸多胡国之成败利钝，终于一统北方，建立北魏。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完成北方统一，
与南朝的齐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北魏道武帝建元称帝后，其政略屡次为鲜卑军事贵族所阻，这在草原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当中十分常见，但是道武帝已经统领中原，获得了外生于部落经济的经济资源，在与贵族的博弈中获得不对称优势，可以中原之财富反控军事贵族。
在一次战争胜利后，道武帝即借势推行一种新的政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道武帝所离散的不仅仅是其他胡人的部落，也包括了其本族的部落，诸部落战士遂成为直属皇帝的军人。
但是，道武帝不可能将鲜卑军人变成类似于中原帝国的职业军人，否则草原骑兵所独有的战斗力便会丧失。所以他只是离散掉自然形成的诸部落，而以皇帝的命令，将鲜卑各族重新编为八部，设八部大人统领之。这样，既破除了原生性的部落共同体对于帝国一统、君主集权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又保留了部落制的形式，确保草原骑兵的战斗能力。
这种治理办法极为高明，北魏皇帝的统治基础无疑还是鲜卑人，但皇帝不再以鲜卑人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了，纯粹基于草原资源的鲜卑单于，是不会有能力重新编制部落的。帝国混一胡汉，打造以中原御草原、复以草原御中原的二元治理架构，皇帝居于各方之上作为均衡力量。
草原部落的骑兵
如此一来，草原上的周期性继承危机便破除了，但君主统治的并不是秦皇汉武所统治的那种散沙状社会，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遗风犹在。八部大人对于自己的所属还有着一种基于拟血亲共同体的统领关系，比如首领与其属下经常会结成养父养子的关系，这种关系带来军队的战斗力，君主无法也无意尽除。
从而，八部大人作为新的军事贵族，对于君主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帝国作为君主与贵族共治之政治体存在，一种上下同心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而未曾南渡的中原士族也逐渐进入到北朝的统治机构中，担纲治理重任，其多刚勇矫健之风，能实心用事，非南朝士族可比。
北族以其未经修饰的纯然元气，再造中原朴拙之风，久已颓唐的理想，终见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复生，颇有西周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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