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季，毛澤東、中央軍委決定在全軍範圍內開展“打虎”運動，主要目的是懲戒和肅清軍內的貪汙腐敗分子，震懾全體官兵尤其是軍隊高級幹部自進城後日趨嚴重的拜金主義思想。第一波“打虎”運動於1952年8月結束，這一階段的“打虎”運動時機、火候、力度把握得都比較好，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及時給廣大官兵特別是高級幹部注入了“清醒劑”。
源起：增加生產，厲行節約， 支援抗美援朝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為何在各項事業熱火朝天推進之時開展“打虎”運動？這要從東北局的一份報告說起。
1951年8月31日，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在東北局的黨員幹部會議上提出，自東北轉入以經濟建設工作為中心後，一些黨員幹部經不住資產階級的誘惑，產生了嚴重的貪汙蛻化。不僅如此，東北一級機關中也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建議開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以揭發、打擊貪汙蛻化和官僚主義現象。隨後，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貪汙蛻化、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在東北展開。11月1日，高崗將開展此項運動的情況向黨中央作了彙報。報告中，高崗第一次將增產節約和反貪汙鬥爭聯繫起來。毛澤東閱後敏銳地覺察到，政府部門各級幹部反貪汙腐化問題不僅是東北，而且是全國範圍內都相當迫切的問題。
當時，為支持抗美援朝戰爭，1951年國家全年預算比1950年增加了60%，其中總預算的32%直接用於朝鮮戰場，這還不包括蘇聯政府的軍事貸款。國家準備在1952年建設多個重點項目，需要鉅額的資金投入。當時的新中國面臨一個尖銳的矛盾：支出大幅度增加，而財政收入卻十分有限。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在當時的情況下，增產節約是唯一的辦法。此時，各地反映黨員幹部貪汙受賄、腐化墮落的報告一份接一份報到中央。報告顯示， 經濟工作部門貪汙現象最嚴重。12月1日，黨中央在《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中明確規定：所有黨員，凡是利用職權實行貪汙、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12月5日，毛澤東進一步明確要求各地“迅速訂出自己的反貪汙計劃，並開始著手發動這一斗爭”，要求政府系統（重點在財經部門及總務人員）、軍事系統（重點在後勤部門）、黨派團體系統都要迅速開展“三反”運動。還專門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節委）。
展開：大張旗鼓地進行“三反”鬥爭
“三反”運動部署剛下達，裝甲兵司令部就率先提交了工作報告。對此，毛澤東表示：這個報告著重在精簡節約和反對浪費方面，並且還只是部分的開始，但已很有意義，使人高興。他要求“全軍立即展開這一斗爭，發動全體指戰員，進行精簡節約，反對浪費，反對貪汙，並將這二者既分開而又聯繫起來”。當時，軍隊浪費現象非常嚴重，貪汙現象也非常普遍。從1950 年12月到1951年4月底，華北軍區貪汙案件就佔全部受紀律處分總數的30%—40%。基於這種情況，毛澤東特別提出，要在軍事系統的後勤部門展開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12月13日，總政向毛澤東彙報了精簡節約和“三反”的部署情況。毛澤東認為，總政關於“三反”鬥爭的分析和佈置是正確的，希望其他各部門“凡未作這種分析和佈置的，都應作出自己的分析和佈置，並向中央作報告”。12月 19日，毛澤東進一步要求全軍：整編工作必須結合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去進行，否則“整編工作就會失去應有的意義，整編內容就會殘缺不全”。隨後，華北、西北、中南、西南軍區都按照毛澤東關於“務必將整編 和‘三反’結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的指示進行“三反”運動。
為加強中央直屬機關對“三反”運動的領導，成立了以周恩來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安子文、楊尚昆、肖華分別為第二、第三、第四書記。同時，還成立了軍隊系統總黨委，肖華任第一書記、徐立清為第二書記。各大軍區開始行動起來。西南軍區以“革命軍人的戰鬥姿態”，“毫無畏首畏尾拖泥帶水模樣”開展“三反”鬥爭。“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有些被動”的華東軍區“現在已完全主動了”。甚至在最前線作戰的二十六軍都開展了“三反”運動。毛澤東還要求各大軍區也應仿照西南軍區每週一次簡報的做法，以便“互相比賽戰鬥成績，由中央加以評判”。毛澤東對“三反”鬥爭進展緩慢的大軍區進行了批評，指責中南軍區“至今沒有一個徹底發動‘三反’鬥爭的號召文件”，要求務必“在一月份全軍整整齊齊進入‘三反’鬥爭”。
1952年1月4日，毛澤東親筆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如果不徹底肅清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1月10日，毛澤東肯定了空軍黨委的做法，即首長帶頭檢討，以發動群眾揭發批評；再號召自動坦白，同時設立意見箱讓群眾檢舉。同日，西南軍區直屬部隊召開團以上幹部大會，深入動員開展“三反”運動。賀龍在會上講話：“過去我們打游擊戰爭，有原則，有立場，生活很艱苦，乾得很有勁，進了城市有些人就經不起資產階級的誘惑、進攻。”“這次毛主席打了一個大雷，才把全國各大行政區和全國人民驚醒。”
高潮：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
儘管經過前期“疾風暴雨”式的動員，但“三反”運動並沒有像預計的那樣“真正發動起來”。如何突破運動瓶頸，將全軍的大小“老虎” 搜尋乾淨？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毛澤東認為分配“打虎”數量是較有效的方法。
1952年1月18日，毛澤東提出搜尋老虎應遵循“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應查出多少來”的原則，強調要“特別注意查出大貪汙犯”。在給中南軍區和華東軍區的電報中，毛澤東提出“尤其 注意打一億元（舊幣，下同）以上的大‘老虎’”。他估計華東、中南、西南軍區“至少有大‘老虎’200個 以上”，華東、中南軍區的老虎可能更多，要求各大軍區“提出一個大‘老虎’的估計數字”。幾天後，毛澤東又提請全軍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
各地形成了一股“打虎”熱潮。“打虎”過程中，各單位想出了很多“打虎” 辦法，總結了很多經驗。如中南軍區總結了七條尋找大貪汙犯嫌疑蹤跡的方法；空軍在發現問題較多的部門加大組織力量，進行“搜山”，對逮捕的“大老虎”組織力量審訊，再確定重點“老虎”，分工包乾；華北軍區由懂政策、會算賬、突擊力強的人組成“打虎”基幹隊，專案專人，包打包查。軍委直屬系統的“打虎”強調鬥智為主，攻心為上，分化敵人，利用矛盾，以“虎”攻“虎”。
隨著各大軍區“打虎”數量節節攀升，毛澤東認定搜“虎”正未有窮期。讓毛澤東認為全軍 “老虎”還可挖的，是華北軍區第十軍的“打虎” 戰果。最初，第十軍捉到“大老虎”59只，計劃還可捉到30只—40只“大老虎”。毛澤東認為第十軍無生產無大建築，過去被認為比較規矩，尚且查出這麼多“老虎”，那些有生產有大建築，或過去不大守規矩的部隊和機關“老虎”要更多。
由於定預算“指標”，過分強調“打虎”實績，導致各單位爭當先進，你追我趕，出現了一些“左”的現象。為此，毛澤東強調在“打虎”的關鍵階段“可疑錯，不可打錯，防止逼供信”，“在運動到了高潮時期，必須喚起同志們注意這一點”。
處理：“不得放縱一個壞人， 不得冤枉一個好人”
毛澤東告誡全軍，落實定案階段要做好甄別工作，“不得放縱一個壞人，不得冤枉一個好人”，“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是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當時，中小貪汙分子佔總數的95%以上，而貪汙金額則在1000萬元以下，黨中央研究決定，對這些人從輕處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利於教育”。
據不完全統計，“打虎”運動中全軍揭發的貪汙人員在最後的定案階段有88.25%免於處分，有10.89%的人受行政處分，有0.86%的受刑事處分，19人被處死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軍第一波“打虎”運動於1952年8月結束。儘管此次運動存在一些不足，但總的看來是成功的，時機、火候、力度把握得都比較好，及時給廣大官兵特別是高級幹部注入了“清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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