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要原諒原生家庭之痛,《何以為家》打臉那些不負責任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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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結果,在剛過去的五一檔期中,有一部影片靠著超硬的口碑,打敗了多部明星、製作、話題都遠超於它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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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來自黎巴嫩的電影《何以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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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評分8.9,比《復聯4》都要高。

影片以一段慘痛的經歷,重新將"原生家庭之殤"擺在眼前。電影中的一句臺詞就足以吸引眼球:"我要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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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呈現的環境可謂混亂不堪:生育七八個孩子,然後因為養不起他們而拋棄他們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甚至有大部分把此作為自己的搖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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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樣的人相比,男孩贊恩無疑是一個極為清醒的角色,可以說是清醒到不真實。電影以贊恩的視角展開,觀眾就很自然的把自己代入到他的身份。

所以,當贊恩的父母做出種種荒誕的事情的時候,大多數人不經意間就會產生強烈的同情心與憤怒感。這是一個巧妙的安排,一來有利於贊恩這一角色的塑造,無論是離家出走的無奈還是獨自生活的掙扎,觀眾都可以很輕鬆的瞭解到他的心理變化及情緒反應;二來放大了情感表達的效果,對觀眾產生共鳴起到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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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採用雙線敘事,贊恩的經歷是以回憶的方式呈現,主線是一場法庭戲,即前文所述:"我要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的法庭戲。法庭往往與"公正"、"無私"相聯繫,有了這樣的屬性,法庭戲則是強迫觀眾從之前強烈的情感中抽離出來,以一個更為客觀的視點來看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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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法庭戲也使得故事的脈絡更為清晰。男孩在法庭上的每一句話都有過去的經歷與之對應,電影利用平行蒙太奇把我們生活中無法覺察到的事與事的相互聯繫直接展示,所帶來的效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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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的主觀視角+法庭戲,無形中給觀眾提供了一個"上帝視角",或者說,從一開始就把觀眾放在了一個道德的至高點上。所以,我們對電影中的社會亂象展開批判、對男孩的經歷感到同情,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底氣十足。當然,這樣的認識都是基於電影的特殊性,倘若是在實際的生活中呢?是否能做到贊恩那樣清醒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贊恩的妹妹未滿成年,即被父母強迫嫁人,以換取生存所需的物資。妹妹在與丈夫性交的過程中不幸死去。當法官問到這一點時,妹妹的丈夫說:"我從未覺得這有什麼不妥,因為我的母親、我的繼母都是在這個年齡幹了這樣的事。"這句臺詞引起我的注意,環境,或者說親朋好友的作為,對一個人的影響到底會大到怎樣一個程度?以至於如此荒誕的行為都會"從未覺得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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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是家庭的組成單位,而家庭又是社會的組成單位。這三者之間緊密聯繫,互相影響。

而電影關於社會問題的探討還只是停留在表面,這也是劇作上的偏頗之處:大篇幅的以男孩角度思考問題,大量的煽情戲碼的確增強了情感的表達,可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卻妨礙了對於社會問題的思索,譬如貫穿全片拋家棄子、黑市交易以及出入境管理,它們是如何產生,為何興盛,個體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生存,電影並沒有進行更深一層次的解讀,只是鋪陳式的將它們展現出來。

個體的行為必然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因此,在講述個體行為時,對環境的描述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內容。這樣的結構安排也將觀眾的注意力轉移:在被贊恩的經歷賺足眼淚之後,自然會減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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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何以為家》仍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尖銳的題材和強烈的情感表達確實能讓人眼前一亮。在拍攝手法上來說,《何以為家》中某些片段採用了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力求真實感。同時,片中也大量運用了手持攝影,劇烈晃動的鏡頭下,原本動盪不安的社會和人物起起伏伏的心理狀態讓觀眾在熒幕前更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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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家》是黎巴嫩導演娜汀•拉巴基的作品,入圍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提名第91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片中的小男孩贊恩的扮演者贊恩·阿爾·拉菲亞是一位來自難民營的孩子,也即是說,他的經歷和片中贊恩的經歷有著很大的相似度。拍攝《何以為家》期間,他12歲,並不識字。 電影在國際範圍獲得認可後,他得以與全家遷往挪威並在那裡接受學校教育。本色出演的孩子出色的完成了任務,片尾的一笑不知讓多少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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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委會的主席朱麗葉•比諾什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需要藝術家幫我們理解歷史與情感,電影藝術可以轉變思想和生活。"原生家庭是每個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受到負面影響時,是選擇自我和解,還是《何以為家》這樣決裂,取決於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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