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書畫藝術界“潤格”小探

古今書畫藝術界“潤格”小探

潤格，又稱潤例、潤約、潤筆、筆單等一般指書畫金石等藝術節的酬勞，大多明碼標價，並且根據市場行情和名氣高低對自己的作品標出的價碼，這樣的好處是讓人一目瞭然，省卻討價還價的精力，是古往今來就有的傳統慣例。

潤格起源很早，最早雛形，並不叫潤格，而是文人墨客的一種普遍營生方式。主要是古代文人較少，許多底層百姓不識字，不會書寫文章，因此就代人寫文應時而生，常見的為往來書信、拜帖等，價格隨行就市。而對一些比較有名望的文士來說，其主要營收並不是這些瑣碎的書信，更多的是詩詞文賦、碑帖壽悼等，一些家底殷實的富豪大戶，往往聘請著名文人寫作，藉以抬高聲望，煊赫權勢。

西周時期郵驛制度已趨完善，然而主要是官方律令的傳達，個人書信尚未納入，達官貴族主要是世襲而來，平民百姓很難有機會接受教育，因此當時往往依靠口口相傳。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爭霸，諸子百家爭鳴，文士們“學而優則仕”，紛紛依靠自己的文章辯才各國遊學，希望能得到當權者重用，也有不少人得到顯露才華的機會。

就潤格一說，記載最早的估計是《史記·呂不韋列傳》，其中有：“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詳細記載了呂不韋為了顯名，廣攬文人，書寫《呂氏春秋》，並且號稱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的報酬，雖然人們迫於呂不韋的權勢不敢增改，可是如此興師動眾對文章公開標價，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

到了漢代，全國統一，郵政驛道非常完備，人際交往，往來書信的增多，給知書識字的文人儒士來說，除了可以通過徵辟制度和舉孝廉制度當官，還可以通過替人書寫文章謀生，於是潤格的雛形開始顯現。

最著名的潤格事件當屬“長門買賦”典故。司馬相如是漢武帝時期的辭賦大家，依靠辭賦獲得漢武帝的青睞和恩賜，被召為郎，升孝文園令。漢武帝第一任皇后陳阿嬌失寵後，派人給司馬相如獻上黃金百斤，於是司馬相如做了這篇《長門賦》給漢武帝，漢武帝看了以後非常感動，因此陳皇后又重新得到了帝王的寵幸。《長門賦》在南朝（梁）蕭統編著的《昭明文選》中收錄，然而其中出現了漢武帝諡號，因此被人懷疑是後人偽作，這裡就不做爭論，然而“長門買賦”成了著名典故多被引用，宋代大詞人辛棄疾的著名詞作《摸魚兒》中“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就是用的這個典故。

潤格出現最早的記載在隋代，當時俗稱潤筆。《隋書.鄭譯傳》記載：“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幹”，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是說鄭譯是隋朝開國元勳，深得隋文帝信任，有一次隋文帝讓李德林作詔書，宰相高穎和鄭譯開玩笑說筆幹了，鄭譯說我出為刺史，拄著柺杖回來，沒得到一個錢，用什麼給你潤筆？，於是楊堅大笑。於是潤筆成了稿酬的稱謂。

到了唐代，潤筆已經成了文人約定俗成的寫作收入，唐代重視文學，文人學士很得重視，地位較高，社會上也對文人也青眼相加，所以“潤筆”一般較高，上到宰相大臣，下到文士墨客，大多通過替人寫作創收。南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記載：“文字潤筆，自晉代以來有之，至唐始盛。”，又說：“作文受謝，晉宋以來已有之。”。

比如唐代行書碑文大家李邕，《舊唐書》記載，“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受納饋遺，以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皇甫湜是唐代著名散文家，《太平廣記·褊急》記載，東都留守裴度重修福先佛寺，欲請白居易書寫碑文，皇甫湜大怒，“近舍某而遠征白，信獲戾於門下矣。”，於是裴度請其書寫，裴度贈他以“寶車名馬，繒採器玩，約千餘緡”，皇甫湜嫌少，聲稱“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不得。”，裴度只得酬謝絹九千匹。

“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文采出眾。憲宗皇帝點名讓韓愈撰寫《平淮西碑》碑文，韓愈文中突出了裴度和另一將領韓弘，韓弘一次寄給韓愈500匹絹。雖然也褒揚了李朔，然而遭到李朔部將石忠孝不滿，於是“長繩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李商隱《平淮西碑》），將碑拉倒。李愬的妻子是唐安公主（憲宗姑母）的女兒，在她的攛掇下（“讒之天子言其私”），憲宗下令磨去韓愈的碑文，讓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寫。到了宋代，又有好事者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磨去段文，重刻韓文，但是已經不是韓愈的手跡了。

再如白居易給元稹寫的墓誌銘，元稹生前指名道姓要求白居易寫，元稹的兒子為給父親增光添彩，不惜拿出銀馬鞍、玉腰帶、馬車、綾羅綢緞等，摺合銅錢六七十萬。堪稱當時最大的潤格，錢泳《履園叢話》載：“白樂天為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後來白居易把這些都捐給了佛寺。

然而那些得到鉅額潤筆費用的畢竟是少數，不少文士的潤筆費用並不高，比如大詩人杜甫，有《聞斛斯六官未歸》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疏煙。“。斛斯融為人作碑，稿費無著，要運河江陵索取，所得甚微，致使鍋鑊無煙，這也是當時另一種寫照。

到了宋代，延續唐代的潤格，《宋朝事實類苑》記載，宋太宗為了獎勵宮廷文人，設專款“潤筆錢”，並“降詔刻石於舍人院”。宋代官俸較薄，皇家有此之設，也算是對文人的人文關懷了。北宋名臣寇準拜相時，楊億撰寫制書，其中稱寇準“能斷大事，不拘小節”，寇準認為“正得我胸中事”，於是，“例外贈百金”。《陔餘叢考》還記載，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寫了四道制文，宋徽宗賞賜給他不少堪稱無價之寶的御用之物。然而同樣也有的潤筆費用非常微薄，比如歐陽修請蔡君謨為其《集古錄序目》作字刻石，贈給他的只是鼠須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等物。

明代文人墨客有許多依靠潤格生活，並且開始明碼標價，隨之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閱讀明代不少官員的文集，像嚴嵩、海瑞、張居正、汪道昆、王世貞等，無論是傾朝權貴，還是清正官紳，文集中都充斥了應酬性文章，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收了費的。即如海瑞，其閒居在家，有薄田四十餘畝，卻也為人作文，接受饋贈。而對於民間文士來說，潤筆當是謀生的手段，著名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就是因為科舉牽連“徐經科場案”下獄，後被罷黜為吏，只好依靠書畫為生，他的《賣畫》詩：“不鍊金丹不坐禪，不做商賈不種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就是說明。

清代的潤筆之風更盛，出現了潤格。清初錢謙益，原為東林黨領袖，後投降清朝，病危後，利用黃宗羲的文筆與自己的名氣，三篇文章（墓誌銘、詩序、莊子注序）所得的潤筆竟達三千兩白銀。而另一類文人書畫家，則以獨特個性標榜，比如“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多次明碼標價，自定潤筆費標準、拒收禮物，更寫了妙文《板橋潤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帳。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且作詩說：“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紙三千，任渠話舊任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在潤格問題上，六親不認，只認現銀的姿態確實是驚世駭俗的，倒也體現得淋漓盡致。

民國期間，書畫家金石篆刻家等更是延續先前慣例，比如一代宗師吳昌碩，年代不同，潤格各不相同的，1922年的《缶廬潤格》比1913年的《缶廬潤目》漲了近一倍。齊白石更是以脾氣倔強出名，定居北京後，自定潤格，在他客廳裡，長期掛著1920年寫的一張告白：“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

上世紀建國後，藝術界人士大多有了安穩工作，潤格潤筆逐漸消失，藝術作品即便是有報酬也是象徵性的。到了改革開放後，潤格又開始流行，隨行就市，越來越火爆，近些年收藏熱，於是藝術界便開始攀比潤格，再加社會風氣浮躁，使得潤格更是聳人聽聞，然而整體和過去相比，價格高了，價值去不值一哂。時不時有報道某某潤格多少，某某作品被拍賣幾千萬上億之類的話題不絕於耳，然而，認真去觀察，發現很多都是個人炒作而已，或者是用來送禮牟利巴結鑽營之手段，頭銜多官職高，價格就高，一帶“家”或“長”，立刻價格飛漲，一旦事發，便擲之茅廁，人們只關注名氣，不看作品的價值，豈不是莫大的悲哀？！

2019/5/5榆木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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