疙瘩樓，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上。
有人說天津是個寂寞的城市。其實不然，天津既有活色生香又味道十足，比如五大道。十足洋氣和哏都文化相互交融，風貌烙印在百年精美的建築裡，氣息迴旋在縱橫彎曲的街巷中。
1911年辛亥革命後，許多清朝皇親國戚、遺老遺少從北京來到天津租界寓居；另外許多富賈鉅商、各界名流、紅角、北洋政府時期的要人也曾在此留下過足跡。一些北洋政府內閣包括總統、總理、總長、督軍、省長、市長等各界名流人士百餘人下野後在此寓居，力圖東山再起。五大道成為“國中之國”是因為社會與朝政更迭變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風港，而且天津得地理、交通與海關之利，充滿了商機。
百年前的荒蕪，被洋人買辦、遺老遺少、軍閥政客等開始建造風格多樣的住宅。這裡的住宅，既有統一的規劃又有個性的設計，既有洋味又很中國，因此呈現了“萬國建築博覽會”的風貌。古典風格的靜穆莊重，哥特風格的高聳奇拔，巴洛克風格的深遠空間，都和諧共處於這個街區之中。沒有誰會因為誰而黯淡，一樣的優雅，一樣的古典。
“疙瘩樓”，顧名思義，以“疙瘩”著稱。
“疙瘩”從何而來呢？
傳說，是20世紀初天津西青龍潭（現水上公園一帶）某窯廠的產品，該窯廠主要生產黏土磚和大筒瓦，其中黏土磚包括青磚和紅磚，大同瓦有底瓦和蓋瓦。當時，該窯廠燒磚時的火候過了頭。因此，他們燒製的磚形成了疙瘩磚而難以銷售。而此時，在意工部局工程處工作並設計出回力球場（今馬可·波羅俱樂部）的保羅·鮑乃弟發現這種磚燒得時間長而且比耐火鋼磚還堅硬，因此，他以低價將這些磚全部買下並砌築成了“疙瘩樓”。
這種陰錯陽差的故事我們聽了好多，不過這種機緣巧合倒不是誰都能遇上的。疙瘩樓上的“疙瘩”火了，於是吸引來了當時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這裡便成了他在天津的居所。據溥儀的堂弟、愛新覺羅·溥佐先生回憶，當年的“疙瘩樓”曾“車如流水馬如龍”，經常出入於此的賓客有袁世凱、馮國璋、靳雲鵬、鮑貴卿、張紹曾、曹汝霖等政要以及梅蘭芳、荀慧生、楊小樓等京劇藝術大師。
時間過渡到現代，天津商界出了一個喜歡收藏的奇人。他的腦袋裡總是裝著一些奇思妙想，他把疙瘩樓打造成“能吃的博物館”，就是他帶給商界、收藏界的一次巨大沖擊。
而到了2002年，他的收藏已經達到蔚為可觀的數量便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把這些收藏歸攏起來，成立一家博物館，而且能實現效益。在當時的眾多私人博物館中，能夠靠藏品吸引觀眾而維持日常運轉的，實在是少之又少。他決定把餐飲與文物展示有機結合起來，既實現自己作為收藏家的夢想，又給這些文物一個展示的機會，還能靠餐飲維持運轉，實現效益。創意經濟與文化使命的完美融合，最終造就了馮驥才命名的“能吃的博物館”。
“能吃的博物館”不僅僅是一種高明的商業策略，更是一種文化使命的產物。他醉心於收藏已經昇華到了一種境界：不是為了炫耀，不是為了裝點門面，不是為了金錢，不是為了佔有。他覺得，這些藏品屬於所有人，屬於國家，屬於這個偉大的民族。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才有了驚世駭俗的想法——瓷房子。
而今，我們很欣慰的看到，在外地旅行團到五大道觀光的必停一站就是“疙瘩樓”。導遊詞中，你會聽到這座樓是由多少件古董組成的，價值幾何，遊客們也會對這些數字歎為觀止，紛紛在這座價格不菲的建築前拍照留念。而在我看來，這座樓的價值在於，那些碎瓷破瓦還在中國，那些駐足凝望還牽繫著歷史，那些“疙瘩”依舊凹凸有致，不甘寂寞，凝結著歷史給這座城市給這座建築的斑駁肌理和文化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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