疙瘩楼，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上。
有人说天津是个寂寞的城市。其实不然，天津既有活色生香又味道十足，比如五大道。十足洋气和哏都文化相互交融，风貌烙印在百年精美的建筑里，气息回旋在纵横弯曲的街巷中。
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清朝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租界寓居；另外许多富贾巨商、各界名流、红角、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在此留下过足迹。一些北洋政府内阁包括总统、总理、总长、督军、省长、市长等各界名流人士百余人下野后在此寓居，力图东山再起。五大道成为“国中之国”是因为社会与朝政更迭变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风港，而且天津得地理、交通与海关之利，充满了商机。
百年前的荒芜，被洋人买办、遗老遗少、军阀政客等开始建造风格多样的住宅。这里的住宅，既有统一的规划又有个性的设计，既有洋味又很中国，因此呈现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风貌。古典风格的静穆庄重，哥特风格的高耸奇拔，巴洛克风格的深远空间，都和谐共处于这个街区之中。没有谁会因为谁而黯淡，一样的优雅，一样的古典。
“疙瘩楼”，顾名思义，以“疙瘩”著称。
“疙瘩”从何而来呢？
传说，是20世纪初天津西青龙潭（现水上公园一带）某窑厂的产品，该窑厂主要生产黏土砖和大筒瓦，其中黏土砖包括青砖和红砖，大同瓦有底瓦和盖瓦。当时，该窑厂烧砖时的火候过了头。因此，他们烧制的砖形成了疙瘩砖而难以销售。而此时，在意工部局工程处工作并设计出回力球场（今马可·波罗俱乐部）的保罗·鲍乃弟发现这种砖烧得时间长而且比耐火钢砖还坚硬，因此，他以低价将这些砖全部买下并砌筑成了“疙瘩楼”。
这种阴错阳差的故事我们听了好多，不过这种机缘巧合倒不是谁都能遇上的。疙瘩楼上的“疙瘩”火了，于是吸引来了当时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这里便成了他在天津的居所。据溥仪的堂弟、爱新觉罗·溥佐先生回忆，当年的“疙瘩楼”曾“车如流水马如龙”，经常出入于此的宾客有袁世凯、冯国璋、靳云鹏、鲍贵卿、张绍曾、曹汝霖等政要以及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等京剧艺术大师。
时间过渡到现代，天津商界出了一个喜欢收藏的奇人。他的脑袋里总是装着一些奇思妙想，他把疙瘩楼打造成“能吃的博物馆”，就是他带给商界、收藏界的一次巨大冲击。
而到了2002年，他的收藏已经达到蔚为可观的数量便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些收藏归拢起来，成立一家博物馆，而且能实现效益。在当时的众多私人博物馆中，能够靠藏品吸引观众而维持日常运转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他决定把餐饮与文物展示有机结合起来，既实现自己作为收藏家的梦想，又给这些文物一个展示的机会，还能靠餐饮维持运转，实现效益。创意经济与文化使命的完美融合，最终造就了冯骥才命名的“能吃的博物馆”。
“能吃的博物馆”不仅仅是一种高明的商业策略，更是一种文化使命的产物。他醉心于收藏已经升华到了一种境界：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占有。他觉得，这些藏品属于所有人，属于国家，属于这个伟大的民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才有了惊世骇俗的想法——瓷房子。
而今，我们很欣慰的看到，在外地旅行团到五大道观光的必停一站就是“疙瘩楼”。导游词中，你会听到这座楼是由多少件古董组成的，价值几何，游客们也会对这些数字叹为观止，纷纷在这座价格不菲的建筑前拍照留念。而在我看来，这座楼的价值在于，那些碎瓷破瓦还在中国，那些驻足凝望还牵系着历史，那些“疙瘩”依旧凹凸有致，不甘寂寞，凝结着历史给这座城市给这座建筑的斑驳肌理和文化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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