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理論，在19世紀除英國外，實際並不流行。20世紀初，英國劍橋教授A．馬歇爾（1842－1944年）倡導新斯密主義。經濟史家稱之為“新古典主義”，以標誌其與亞當·斯密的古典學派的聯繫。
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大危機，使得鼓吹市場機制盡善盡美而否認經濟危機理論的“新古典主義”受到嚴重挑戰。早年信仰新古典主義的凱恩斯，就是在這時走向了批判市場自由主義的學說，主張國家應當干預經濟，建立凱恩斯學派。
但英國當時還有一派經濟學家，繼續承襲斯密、馬歇爾衣缽，鼓吹市場自由主義理論，經濟史家稱之為“倫敦學派”。
20世紀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基本並未超越老的斯密主義的樊籬。它依然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的正統經濟學說，認為國家不應干預私人的經濟活動。他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看法與斯密的看法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區別。不少後來被凱恩斯派經濟學家所放棄的古典觀點，仍被這一派經濟學家維護和發揮。因此甚至凱恩斯也把倫敦學派看成西方經濟學界的極右翼思潮。
但是令人感到非常驚訝的是，1984年以來，如果說我國經濟宏觀政策的某些決策曾被凱恩斯理論所引導，那麼我國的微觀經濟改革政策，即工業改革理論，卻主要是依託於倫敦學派所提供的論點（我國經濟思想中倡導這一學派理論的代表作之一，可舉出《經濟自由主義的對話》，三聯書店1987年出版。此文還連載於《讀書》雜誌）。1983年中國出版了一本銷量很大的書（看不見的手），這本書代表了當時中國經濟學中開始流行的一個觀點：回到亞當·斯密去，即重新強調市場競爭和自由價格制度的重要性。而在同一年，美國卻出版了錢德勒的《看得見的手》（第3版），指出：“如果有規模經濟，就會有市場的失敗，因而需要政府幹預。”實際當新古典主義作為西方經濟學“最新”成果在中國流行時，它在大洋彼岸已經遭受了廣泛的衝擊。包括這個學派倡導的經濟數理化思潮，也受到了廣泛的懷疑。瓊·羅賓斯因此稱70年代是新古典主義面臨“第二次危機”的時期（第一次危機指大蕭條和凱恩斯的批判時期）。為什麼在美國經濟學中當時已不時行的經濟思想，在80年代卻被廣泛傳播於我國呢？這一現象是引人深思。
我們注意到，倫敦學派的一些理論要素，幾乎絲毫不差地被照搬照抄到近年的中國經濟學中。直到現在，仍在某些方面深刻影響我國的經濟改革理論。揭露這一點也許令人難以置信，但許多證據可以證明這確是事實。
若為不信，我們可以摘引和介紹這個學派中幾位代表性人物的主要理論，作一比照。
哈耶克和羅賓斯，是30年代英國自由主義學派的兩位代表人物。羅賓斯認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是能使各種經濟資源最有效地配置於各個部門和地區的經濟體制，對這種市場機制的破壞則是不利於資源有效配置的。
因此，羅賓斯強調國家不應於干預私人企業的活動。他說：“政府對待工業的政策的目標必須是創造這樣一種環境，在那裡，企業的力量和對資源的處置完全由市場來支配。”（《大蕭條》，1934年倫敦，第193頁。）
這一學派中最著名、也是反對社會主義最堅決的人物，是出身奧地利貴族的馮·哈耶克（F．A．VonHayek）。本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英國經濟學界有一場非常著名的論戰，稱之為“社會主義大決戰”。一批反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試圖證明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這一派的主要人物就是哈耶克。哈耶克批評社會主義，不是針對社會主義是否合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獲得維持經濟運轉的信息。（論戰另一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蘭格。蘭格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仍然可以利用市場機制。可惜，他的思想在我國介紹不多。）
哈耶克深信，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最好的經濟體制。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調節，自由放任保證經濟進步，國家對經濟的任何干預和調節均將阻礙經濟進步。哈耶克認為，即使國家干預和調節能夠暫時穩定經濟，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償失的。
他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經濟效率。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即使可能存在某種價格制度或競爭制度，但仍然不可能取得經濟效率，從而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照樣是不可能的。”（參看蘭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經濟研究評論》，1936年10月）哈耶克還提出了一個由經濟到政治的著名命題。他斷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即使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實現，那也不值得追求，因為它最終必定導致極權主義，走向對民主和自由的限制。”
哈耶克認為：“對私人利益的追求將促使生產成本降低和社會經濟福利增加。但這種追求只有在自由競爭條件下才有保證。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下，由於自由競爭受到了限制，利己的動力便發揮不出來，效率必然是低的。至於合理的決策，則以完備的市場信息的掌握為前提。但市場信息是分散的，它們只有通過自由競爭才能充分地、靈敏地反映出來。信息的分散性要求決策的分散性。少數人的集中決策（計劃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場經濟中分散決策那樣的高效率，甚至依賴於數學工具也無濟於事。”
因此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看法是，一旦實行了“社會主義”，中央計劃部門必將凌駕於個別企業活動之上。在這種中央計劃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企業的本單位利益或生產者的個人利益，不能使個人的“主動性”、“進取心”得到發揮，而是一切聽從上級的命令行事，結果必然官僚主義滋長，極權主義盛行。
以上這些觀點，對於經常翻閱我國近年經濟著述的人，應都不會感到陌生。雖然人們並不見到都知道哈耶克和羅賓斯的名字。實際上，我們有根據指出，東歐一些經濟流派和我國近年關於社會主義體制弊端的一些主要論點，正是來自哈耶克和羅賓斯的著作。
按照倫敦學派的看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必然加劇國際衝突，因為它破壞了國際分工，把一個民族的利益置於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羅賓斯說：“一個有著入場多計劃經濟的世界，將是一個地理上的工團主義的世界。任何類似於競爭性市場之點都會消失。在各個制度內部只會有對生產要素的極權主義的處置；在它們之外則會有國有壟斷造成的混亂……很難相信在這樣一個世界中，與自由企業的世界相比，和平會更有保障，國民生產率會更高，而國際分工可能減少，國際投資幾乎微不足道。在各國之間現有的政治摩擦之外，還要發生許多經濟摩擦，而它們在私人經營國際貿易時是不會發生的。所以國家計劃化的世界，不是一個能使政治穩定或經濟進步的世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責“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導致世界戰爭的制度。
所謂社會主義經濟不利於國際分工的指責，似乎恰恰從某種角度回應著19世紀李斯特對斯密主義的批駁。但是，由此我們倒可以思考一下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分工論，究竟是對哪些國家有利！
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另一個最大特點，是在鼓吹自由市場神話的同時，否認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存在週期性危機的規律。他們認為，如果發生危機，那只是經濟暫時的失調或偏離。30年代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本來已經完全摧毀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神話。70年代以後，在美國，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也在面臨挑戰，而中國很多學者對這種挑戰卻似乎知之尚少。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和比較利益。在流行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中，許多命題和定理是證明市場如何導致了資源的最優配置（如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但現在人們認識到，在許多情況下，市場機制並不能導致資源的有效（最優）配置。孰不料在七八十年代，通過東歐一些經濟學的中介，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神話卻在我國得到了復興。然而，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今天，通過諸多社會主義國家在走向自由市場經濟道路上發生的歷史性失敗，我們已有必要重新審視曾被作為社會主義改革導向理論的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潮。
最後，應當指出，本文指出了影響我國經濟改革的兩種西方主理論來源，但並不意味著對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全盤否定。事實上，本文只是想指出，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照搬照抄它們並不行。對它們的理論內容需要分析和鑑別。政府引導實踐，而理論引導政策。任何政策理論最終都應當在實踐中受到檢驗和修正。摘自《何新看中國經濟》
閱讀更多 絲路智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