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理论，在19世纪除英国外，实际并不流行。20世纪初，英国剑桥教授A．马歇尔（1842－1944年）倡导新斯密主义。经济史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以标志其与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的联系。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危机，使得鼓吹市场机制尽善尽美而否认经济危机理论的“新古典主义”受到严重挑战。早年信仰新古典主义的凯恩斯，就是在这时走向了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说，主张国家应当干预经济，建立凯恩斯学派。
但英国当时还有一派经济学家，继续承袭斯密、马歇尔衣钵，鼓吹市场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史家称之为“伦敦学派”。
20世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并未超越老的斯密主义的樊篱。它依然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正统经济学说，认为国家不应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与斯密的看法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不少后来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所放弃的古典观点，仍被这一派经济学家维护和发挥。因此甚至凯恩斯也把伦敦学派看成西方经济学界的极右翼思潮。
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1984年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宏观政策的某些决策曾被凯恩斯理论所引导，那么我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政策，即工业改革理论，却主要是依托于伦敦学派所提供的论点（我国经济思想中倡导这一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可举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此文还连载于《读书》杂志）。1983年中国出版了一本销量很大的书（看不见的手），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中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回到亚当·斯密去，即重新强调市场竞争和自由价格制度的重要性。而在同一年，美国却出版了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第3版），指出：“如果有规模经济，就会有市场的失败，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实际当新古典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最新”成果在中国流行时，它在大洋彼岸已经遭受了广泛的冲击。包括这个学派倡导的经济数理化思潮，也受到了广泛的怀疑。琼·罗宾斯因此称70年代是新古典主义面临“第二次危机”的时期（第一次危机指大萧条和凯恩斯的批判时期）。为什么在美国经济学中当时已不时行的经济思想，在80年代却被广泛传播于我国呢？这一现象是引人深思。
我们注意到，伦敦学派的一些理论要素，几乎丝毫不差地被照搬照抄到近年的中国经济学中。直到现在，仍在某些方面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揭露这一点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确是事实。
若为不信，我们可以摘引和介绍这个学派中几位代表性人物的主要理论，作一比照。
哈耶克和罗宾斯，是3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罗宾斯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是能使各种经济资源最有效地配置于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体制，对这种市场机制的破坏则是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
因此，罗宾斯强调国家不应于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他说：“政府对待工业的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那里，企业的力量和对资源的处置完全由市场来支配。”（《大萧条》，1934年伦敦，第193页。）
这一学派中最著名、也是反对社会主义最坚决的人物，是出身奥地利贵族的冯·哈耶克（F．A．VonHayek）。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有一场非常著名的论战，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决战”。一批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就是哈耶克。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是否合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论战另一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兰格。兰格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可惜，他的思想在我国介绍不多。）
哈耶克深信，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好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节均将阻碍经济进步。哈耶克认为，即使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够暂时稳定经济，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的。
他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效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即使可能存在某种价格制度或竞争制度，但仍然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率，从而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照样是不可能的。”（参看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10月）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由经济到政治的著名命题。他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极权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
哈耶克认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但这种追求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有保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由于自由竞争受到了限制，利己的动力便发挥不出来，效率必然是低的。至于合理的决策，则以完备的市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但市场信息是分散的，它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充分地、灵敏地反映出来。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那样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
因此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看法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在这种中央计划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企业的本单位利益或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使个人的“主动性”、“进取心”得到发挥，而是一切听从上级的命令行事，结果必然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经常翻阅我国近年经济著述的人，应都不会感到陌生。虽然人们并不见到都知道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名字。实际上，我们有根据指出，东欧一些经济流派和我国近年关于社会主义体制弊端的一些主要论点，正是来自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著作。
按照伦敦学派的看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必然加剧国际冲突，因为它破坏了国际分工，把一个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罗宾斯说：“一个有着入场多计划经济的世界，将是一个地理上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任何类似于竞争性市场之点都会消失。在各个制度内部只会有对生产要素的极权主义的处置；在它们之外则会有国有垄断造成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国民生产率会更高，而国际分工可能减少，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在各国之间现有的政治摩擦之外，还要发生许多经济摩擦，而它们在私人经营国际贸易时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国家计划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能使政治稳定或经济进步的世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导致世界战争的制度。
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不利于国际分工的指责，似乎恰恰从某种角度回应着19世纪李斯特对斯密主义的批驳。但是，由此我们倒可以思考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分工论，究竟是对哪些国家有利！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另一个最大特点，是在鼓吹自由市场神话的同时，否认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周期性危机的规律。他们认为，如果发生危机，那只是经济暂时的失调或偏离。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本来已经完全摧毁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70年代以后，在美国，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在面临挑战，而中国很多学者对这种挑战却似乎知之尚少。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在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许多命题和定理是证明市场如何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如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但现在人们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市场机制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最优）配置。孰不料在七八十年代，通过东欧一些经济学的中介，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却在我国得到了复兴。然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今天，通过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道路上发生的历史性失败，我们已有必要重新审视曾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导向理论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最后，应当指出，本文指出了影响我国经济改革的两种西方主理论来源，但并不意味着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全盘否定。事实上，本文只是想指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照搬照抄它们并不行。对它们的理论内容需要分析和鉴别。政府引导实践，而理论引导政策。任何政策理论最终都应当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修正。摘自《何新看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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