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2日，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選舉第一輪正式推舉前，學界領袖胡適列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人文院士”。在哲學組，胡適推薦了吳稚暉、金嶽霖等三人。而當時已有“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之譽的馮友蘭卻沒能入胡適的眼。
按說，哲學組要麼不設院士，要設，馮友蘭就算不居首席，一甲之列還是綽綽有餘的。因為論哲學造詣，吳稚暉與馮友蘭根本沒法比。可名單上有吳而無馮，這是為什麼呢？
既然在兩人的取捨上，胡適的標準不是學術，那是不是馮友蘭有政治問題？吳稚暉是國民黨的元老，連蔣介石都待之以師禮。而馮友蘭呢？一貫沉浸於著書立說、傳道授業，與黨派關聯不大。如果胡適“親”吳而“疏”馮是因意識形態的話，就更不可信了。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根本不是胡適的做派。要知道，胡適最為人稱道的一點便是他的容忍。
那是不是馮友蘭大節有虧呢？在炮火連天的歲月，馮友蘭不僅沒有在任何偽大學、偽機構任過職。相反，他還與西南聯大師生從“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到“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可謂同舟共濟，生死相系，其人品、學品有目共睹。
有學術貢獻，無政治牽連，大節又不虧，且還只是推薦，為什麼胡適就不把馮友蘭推舉上呢？況且論交情，胡適還是馮友蘭在北大時的恩師，而這弟子雖與自己年齡相仿卻低首降心，滿是敬重，胡適怎麼就不能成人之美呢？是不是師徒之間有不為人知的過節呢？
原來，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名聲大噪；而馮友蘭寫了《中國哲學史》，譽滿學界。作為“前浪”的胡適也不是小肚雞腸的人，理應悅納作為“後浪”的馮友蘭。可偏偏胡適的“哲學史”只有上卷，沒有下卷，而馮友蘭的“哲學史”上下兩冊先後問世。更讓胡適氣憤的是，馮友蘭的“哲學史”不僅全了，還備受推崇。連陳寅恪都誇馮友蘭的哲學史“取材謹嚴，持論精確”；而學界同仁金嶽霖認為馮友蘭有主見，“既以哲學為說出一個道理來的道理，則他所注重的不僅是道而且是理”；倒是馮友蘭自己謙虛：“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其實，胡適有胡適的好，馮友蘭有馮友蘭的長。就算馮友蘭青出於藍，熟知“學術文化本是天下公器”的胡適也應泰然處之。可胡適小氣了，不但小氣了，還一拋往日待人接物的溫良恭儉讓。他雖然沒有與馮友蘭公開論戰，但彼此的關係從此越來越僵。推薦名單上沒有馮友蘭，大概是胡適出於忌恨吧。
日後的胡適不止一次地對馮友蘭有尖酸凌厲的議論便是明證：他在日記裡說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實在太糟糕了”；他在致友人的書信裡稱“這種沒有歷史眼光的書，絕對夠不上權威的和綜合的敘述”；他甚至在人前冷嘲熱諷，說“天下愚蠢恐無出芝生（馮友蘭）右者”。胡適還曾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顯然，對馮友蘭，胡適不僅沒有持平，還近乎狹隘與刻薄，與他一貫的雅量與溫和反差巨大。
當然，胡適的為人、為學不能因一人一事而大加懷疑，畢竟，這只是他不舉薦馮友蘭的原因之一。而對於人們對此事的其他推測，胡適也只是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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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海亮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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