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演講團的學生在對圍觀的警察演說。
1919年6月，被拘捕的參加遊行的北大學生。
歷史的所謂奇蹟，就是將平常無奇的一天化作非比尋常的一刻。當日歷翻到1919年5月4日這天時，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一天將成為歷史性的一刻。它到來的方式是如此尋常普通，與過去的任何一天並無不同。
擔挑賣菜的小販走街串巷，店家們也掀開門板，挑出招幌，等待客人登門。陽光灑向紫禁城，在雜草叢生的明黃琉璃瓦下，是退位已經八年之久的遜帝溥儀和他的小朝廷，深居宮禁的兩位太妃“諭令南書房撰擬賀文，內務府備辦壽禮”，一切宛如前清皇帝恩賜大臣的故事。
《晨報》，就是會送入宮廷的報刊之一。它也是北京每天清晨最早發售的報紙。一早拿到這份報紙的人，最先映入眼簾的，當然是頭版的商業廣告，但真正的頭條新聞卻是二版首欄的論評《山東問題與國人之決心》。論者在文中聲稱“山東問題，已瀕生死關頭”。倘使政府讓步屈服，那麼“吾民不能承認政府之所為”， “人對於其所希望之權利，皆知拼死以爭，不得則悻悻而去。吾民獨非血氣之倫，應俯首聽命於無理之處分乎！”
危殆急迫的呼號，聽起來就像是接下來會發生的那場運動的集結號。但事實上，早在這聲呼號發聲的前一天夜裡，那些即將站上歷史舞臺中央的年輕人們，就已經在刷印傳單，製作橫幅和標語了。而當他們為這場運動徹夜籌備時，絕大多數人，包括這天《晨報》的讀者們，都沒有覺察到這場運動即將以這種形式爆發。
自我的覺醒：發起者
“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啊！”
這份句句皆帶爆發力，引來齊拍掌聲的演說宣言，是22歲的北大三年級學生羅家倫徹夜不眠趕製的成果。這位運動的發起者以火爆脾氣著稱，在他的五四回憶中，毫不客氣地對母校北大“暮氣沉沉、腐敗極了”的衰退風氣大加批判，將自己與同道目為振衰起敝的改革先鋒。但他對自己的師長同學嘲諷笑罵，恰恰構成了一幅五四運動主角們的趣味十足的群像。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於學問，所以只宜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做學術研究的文字”。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胡適之“膽子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適之氣焰因而大盛，這裡彷彿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劉半農在當時“大家對他不很重視”，發表的文章“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反感”。魯迅則是“宦隱於教育部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
惟一得到這位綽號“熊掌”的暴烈青年衷心稱許的，就只有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他的主任室也成為羅家倫和他的好友傅斯年和汪敬熙聚會場所，在那裡，“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也互相用不恭的綽號和罵仗來回敬彼此。
羅家倫口中的五四干將，包括他本人都顯得如此夸誕不羈，但這幅光怪陸離的景象，正是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可能的關鍵所在。很難想象一群循規蹈矩的庸碌之輩會主動發起一場正面抗爭的激進運動。唯有這群個性十足、時露崢嶸之徒，才有可能主動走上前臺去創造歷史。
羅家倫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楊振聲，就是北大中文系中一名“急躁的激進分子”，為表達自己的激進主張，不憚冒犯師長。當一貫敵視新文化運動的守舊派泰斗辜鴻銘在課堂上自豪地炫耀著自己的辮子時，楊振聲故意坐在教室後面講怪話：“他的皇帝同他的辮子樣，早就該斬草除根了！”儘管後來楊振聲在回憶中承認自己“無分別地排斥自家的舊的一切，這偏向產生了不良的後果”。但在當時，這些扛起五四大旗的年輕旗手們的自信，正建立在這種“矯枉過正”的基礎上。
唯有這種自信，才能讓他們的抗爭行動獲得必要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些高呼口號的年輕人能夠真切地感受到舊時代的壓抑和束縛，因而才能從激進的反抗中誕生出自我意識，讓自己不會沉淪於這種桎梏憋悶的庸碌中隨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張揚自己的個性，正是這種強烈的自我，賦予了五四那天演講宣言的爆發性力量，也上演火燒趙家樓這一中國現代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幕。
“這是場歷史的大事件！今天是壯烈痛快的紀念日！——瞧瞧明天的北京報，教授們的言論，學生會的活動，給全中國一個震雷。啊！從今天起……中國一定要改了面目了。”
國民的意識：支持者
王統照的回憶戲劇性地捕捉到了這個由他們共同創造的歷史時刻。但與其他五四記述不同的是，他同時也記錄下了那些圍觀民眾的音容笑貌。看著“這麼一群學生集合一處，居然各有領導，分執校旗，浩浩蕩蕩，頗有聲勢”，難怪會吸引來眾多市民“隨著在天安門內外瞧熱鬧，看局勢”。這些主動聚攏來的觀眾，他們最初的心態純粹是出於好奇：“奇怪學生們要弄什麼把戲？要在這紫禁城的頭門口演什麼說？擺什麼樣兒？起什麼哄？”
但當學生們反對巴黎和會簽字的演說結束，異口同聲高呼的口號，卻讓這些跟來“看樣兒”的北京人“笑嘻嘻的面容頓時抹上了一層嚴冷的冰霜”。在前往趙家樓的途中，學生們的隊伍也引起北京市民爭先恐後的圍觀。輕鬆俏皮的評論也從這些圍觀者口中紛紛吐出：
“學生們好玩。”“到哪去呀？”“走的不推板起軍隊，——真正有板有眼。”“哈！這一陣子巡警大爺可要忙一會兒。”“巡警幹嗎多管閒事？人家好好遊街……”“可——不是，這世界上透新鮮的事兒多啦。遊——街，示——眾，哈，這也是示眾呀！——”“得啦，您真是會嚼舌根子的大爺！遊街示——眾，難道這是要上菜市口？”
王統照對圍觀民眾的描述儘管調侃幽默，但卻沒有任何諷刺的成分。這一次，這些人並不僅僅是旁觀者在嚼舌頭而已，俏皮評論中充滿了肯定和讚揚的意味。《晨報》的一位評論員就發現，這場運動並不僅僅是“學生界的運動”，“其實據我親眼所見，參與其事的有許多工人、許多商人，和許多鬚髮皓然的老青年”。
普通民眾對學生們的支持，可以有很多解釋方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這個國家對識文斷字的知識階級的崇敬傳統。在普及教育之前，知識是一種權力。識文斷字、通讀詩書的人被尊為士人，居四民之首，他們也可以憑藉知識考取功名，擔任官職，成為統治集團中的一員。即使在科舉制度被廢除後，在普通人心中仍然延續著讀書人有著高人一等特權的思維慣性，那些在高等院校唸書的學生，就如同於科舉時代的舉人進士一樣，早晚會位居人上。
但對那些接受了新文化洗禮的青年學子們來說，儘管他們享受著知識階級帶來的尊重特權，但這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卻與他們平等主義的理想相悖。他們不希望民眾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知識階級而跟從他們，而是期望他們能像自己一樣，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國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責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青年知識分子祭起一個時髦的法寶“國民”。
五四時期學生髮表的各種宣言和演說，幾乎就是在重複20年前梁啟超對國民做出的定義。學生聯合會在日刊的發刊辭中如是宣佈：
“自北京有了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前途就放了一線光明，學生界漸漸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責任，知道中華民國是國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學生即國民的一部分，就有預聞國事之權。那種‘學生不得干涉政治’的奴隸教育，在二十世紀時不適用了。”
國民因是國家的主體，因此對國家負有責任，而這份對國家的責任，又賦予了國家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在五四時期的學生們看來，這便是身為國民的真意所在，也因此，喚起一般民眾覺醒的方式，就是喚起他們的國民意識。即使是那些被派去阻擾學生運動的警察士兵，在面對國民責任的演說時，也會為之動容。北大學生楊亮功就描述了一幅動人的戲劇性場景。當時他們正在前門外進行演說，正講到興致淋漓時，忽然來了一隊警察驅逐聽眾。於是學生們將講演對象指向了這些正在破壞演講的警察：
“汝所冠非中國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國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國國民之血汗乎？汝縱不為國家謀生存，汝獨不為汝自身謀生存與汝所仰事、所俯蓄謀生存乎？”
話音未落，這些警察就已經“感激泣下”。
喚起民眾內心中身為國民一分子的樸素情感，是五四運動中最直戳胸臆的武器。當國民這個詞語，由一個形而上的政治術語，變成一個膾炙人口的流行詞時，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不再是知識階級的誇誇其談，而是放諸全國皆準的個人準則。
因發起集會而遭逮捕關押的北大學生方豪，在監獄裡感受到了這一點。負責看守他和其他被捕同學的，是位名叫張得標的營長。這位營長大字不識，在長官提問時竟將“騎兵”解釋為“旗人當了兵的意思”。無論是出身還是學問與方豪這樣青年學生可謂霄壤之別，但他的所言所行，卻證明了知識的貧乏並不會影響到身為國民的正義感，在這一點上，他與方豪這些識文斷字的學生是平等的。當被押學生向他講述五四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時，這個憨直的人被深深打動了，他以“要是我張得標不穿上這一身老虎皮，也願跟你們一塊兒幹他媽的一下子”這種粗獷的方式，表達自己感同身受的讚許。他或許無法理解那些高深的政治理念，也不會闡發打動人心的至理名言。但身為國民的正義感告訴他：“你們學生們沒有做錯事。”
方豪等人被關押了七個多月，有生以來，他第一次在監獄裡度過農曆新年。讓他感動莫名的是，大年初一這天，張營長“竟買了兩盒茶點，並且帶了他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看管我的房子裡向我拜年賀歲”——這是一位覺醒了的國民，用最傳統守舊的禮數，向啟發了他的那位國民表達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時代的暗面：反對者
徐復觀似乎沒有方豪這樣好的運氣，能遇到對學生敬重有加且願意覺醒的士兵。放眼望去，他周遭全是怒目敵視的恫嚇面孔。他的一位同學“自動把一頂買了不久的日製草帽，投在地上用腳踏得稀爛。當徐復觀抱著‘上戰場的心情’扛著旗子走上街頭時，卻發現自己站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街上佈滿了軍隊，店門緊閉，路無行人，找不到演講對象。
為了找到可供演講的聽眾，這支演講隊決定前往平日裡遊人如織的抱冰堂。途經武昌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時，他發現校門有重兵駐守，不許學生進出，只有一些學生爬上圍牆，向他們歡呼揮手，算是精神上的支援。當他們快進抱冰堂時，徐復觀與早已守候在這裡的士兵狹路對仗：
“一班北方胯子（這是我們對北方軍隊的稱呼），槍上上著刺刀，跑出追上來，一言不發，把我們的旗子搶去，折為兩段，並跟著我們後面行進。”
徐復觀所參與這場運動，就這樣被暴力生生打斷。即便如此，這支八人組成的演講小隊也足夠勇敢，他們面對的反對力量，是在湖北一手遮天的督軍王佔元。
在外界看來，王佔元對五四運動如此嚴防死守，甚至暴力鎮壓，著實讓人費解。畢竟他本人就是山東人，而山東利權問題，正是這場運動的焦點。即使單純從愛鄉角度來講，他也應該支持這場運動。但如果將目光投向五四運動的焦點山東，就會發現情勢比湖北更加惡劣。濟南鎮守使馬良在山東督軍張樹元的庇護下，不憚出動軍警，用暴力毆打在劇場裡表演愛國戲劇的學生，親自帶領一隊打手，對請願學生在烈日下施以毒打，然後將16名學生逮捕關押，恫嚇要將其全部槍斃。8月5日，三名張貼抗日宣傳的市民被逮捕，嚴刑拷打後被扣上土匪罪名綁縛刑場槍決。但氣氛最嚴酷的地方，當屬與山東毗鄰相望的遼寧和黑龍江。這裡是“東北王”張作霖的地盤。這位東三省巡閱使以手段狠辣著稱，使用暴力絕不手軟。一位日本觀察者（以讚賞的口吻）描述了張作霖的鐵腕手段：“嚴格命令對南方和山東來的學生，沒收其危險的文書信件，有圖妄動行跡者予以槍殺”。
五四運動這些危險對手的存在，從表面上看，使這場運動更具有某種強烈的戲劇衝突性。如果舉國一致支持讚頌，運動推行平坦如砥，那麼這場運動恐怕也不會成為一場改變歷史的重要事件。每一場真正創造歷史的劇烈變革，都必定會有一場正邪大戰般的激烈衝突。與發起者和支持者相比，反對者的目的和動機更加複雜多端。但遺憾的是，因為人們的目光太聚焦於舞臺中心的正面主角和簇擁在他們身邊配角擁護者們，反而忽略了那些性格複雜的反面人物。
劉大鵬就是這些反對者中的一員。他是山西太原的一個地方鄉紳。在私人日記中，他用了一個關鍵字“亂”來定義這場運動：“北京學校如此，各省學校亦皆如此，這個風潮不小，深恐此大起亂事耳”。非常奇巧的是，這位山西縣城裡寂寂無聞的鄉紳在日記中對亂的憂慮，與身在北京的另一位名人的想法不謀而合。這位名人就是享譽當時的書法家，後來成為偽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他在6月23日的日記同樣將這場運動稱為“亂事”：“近日舉國亂事潛伏，亂黨將陰結日本亂黨推倒政府及軍閥，然此輩惟知作亂，無立國之略，其終必成專制政府。”
鄭孝胥與劉大鵬在五四為亂的觀點上一拍即合，是因為這兩位相隔千里的文人有著共同的身份和心態。鄭孝胥和劉大鵬都不認為自己是“國民之一分子”，他們內心歸屬是紫禁城中以遜帝溥儀為首的前清舊朝，也就是皇帝統治下的臣民。臣民與國民之別，是他們將五四判為亂事的根本原因。對國民來說，五四造成的社會震盪，是覺醒的個人以國家主體的身份發起的一場變革運動。變革的起點是身為國民的自覺，因此採取變革的手段也順理成章被賦予了正當性。而對臣民來說，國家的主體並不是國民，而是以統治者為中心的統治集團。國家的所有權力和資源都理應掌握在這個統治集團手中，他人不得染指，否則就是犯上作亂。臣民惟一能做的，就是將自己的權利雙手奉給統治者，安分守己，不動非分之想，不需獲得權利，也不需承擔對國家的責任，只需要服從聽命，國家自然長治久安。
但鄭孝胥比劉大鵬更接近五四運動的中心地帶，因此他相信自己窺探到了這場運動的陰私之處，它不僅是一場亂事，更是一起“亂黨將陰結日本亂黨推倒政府及軍閥”的政治陰謀。被焚燬私宅的曹汝霖本人，在多年後的回憶錄裡指控學生運動背後有一雙受人操控的黑手，時為總統府秘書長的郭則沄，也在自訂年譜中痛罵“無賴者煽動學子相率舉幡，以懲國賊為辭，毀人居，毆人垂斃”，其他人的記錄和回憶則指出，這個煽動學子作亂的無賴主謀，正是國民外交協會的領導者林長民。他在1919年5月2日《晨報》上發表的《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是學生決定五月四日發起遊行的直接導火索。
但這種看似成理的陰謀論觀點，事實上卻玷汙了這場運動的初衷。當1919年5月4日那些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揮舞旗幟，高呼還我青島的口號時，這些天真而熱烈的心靈並未想過自己是在為某個政治集團賣命，他們只是單純地想表達自己作為一個覺醒的國民，改變這個國家備受欺凌、不公不義現狀的熱望。
終結即開始
1933年5月7日，中午12點45分，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在確定那個“長方臉、鼻端高翹、兩頰瘦削，留著兩撇小鬍子，下巴頦底還有一撮長毛”的中年男子就是目標後，軍統特工白世維將三顆子彈接連射出，準確無誤地穿過目標的胸膛。
死者名叫張敬堯。早在半年前，他就投靠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被秘密任命為“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作為日軍在北平拉攏漢奸、發動政變的內部策應。他在湖南督軍任上的斑斑劣跡，直到多年後湘人提起仍然切齒痛恨。其搜刮民財、縱兵擾民，以至於被當地百姓稱為“張毒”。在他當權的1919年一年間，發生的兵丁搶劫商鋪、強姦婦女的事件就不下60起。
從五四運動到其被刺身死，張敬堯以其貫徹始終的惡名似乎坐實了一個觀點，五四運動是一把善惡標尺，它的反對者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當我們拿著這把標尺與歷史進行驗證時，卻發現事實並非盡然如此。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出一系列反例：五四運動中的總統徐世昌，儘管下令嚴懲學生，並且刻意暗示和會專使可以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在時人看來，這種行為與賣國只有一步之遙。但在抗戰時，身陷淪陷區的徐世昌，面對日方的威逼利誘，卻始終堅拒不出。被學生指為賣國罪魁，火燒其宅的曹汝霖，在抗戰期間，一面婉拒日方拉攏，一面則利用與日方關係，營救無辜陷敵的民眾和重慶地下特工，保全了自己的晚節。
但這些反例並不意味著要給這些人在五四期間所扮演的角色翻案辯護。歷史中的每一樁善行和惡行或許可以在蓋棺定論時相抵，但卻不能相掩。五四的意義正在於，它以具體的言論和行動，明晰而透徹地定義了一位合格國民的標準。即使是那些在當時反對、詆譭甚至壓制這一運動的人，也不得不在日後接受這場運動所訂立標準的審判。
因此，以此標準為界，五四既是終結，也是開始。每個親歷者在經過這場運動的洗禮後，都會以這個新的標準來重新測量自己的人生：我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國民？我是否能承擔起國家的責任？我是否能從過去渾渾噩噩的迷夢中覺醒，去面對真實的自我，去反思過去的善行與惡行，去塑造一個配得上自覺國民的未來？
而這一切，都發端於一群熱情激昂、充滿個性的青年腳踏實地的實踐，他們在激情與挫敗中找尋個人的價值，在捍衛權利的行動發現國家的意義，在運動之後的反思中獲得自我的覺醒。個人與國家的命運被“我是國民一分子”的自覺聯繫在一起，以此呼喚覺醒的國民共同擔負起變革這個國家的責任。
因此，從這一點來看，五四運動的意義不僅是一種理想，更是一種承諾。因為理想有可能化為幻夢，而承諾則意味著必將被實現。這承諾中蘊含著為未來而奮鬥的創造力。一百年前，那些青年們發起的那場運動震古爍今的影響力，已經證明了這種力量的強大。儘管它在發生時，沒有人能預見到它竟有如此偉力，竟會重新塑造一個國家未來的命運。但這就是歷史的奇蹟——個人唯有提出超越自己難以實現的目標併為之奮鬥時，才能發現自己真正的意志和力量，才會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神聖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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