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之際，改朝換代，社會動亂，一大批在朝的官吏或在野的士紳選擇了自殺來表達自己的道德信仰以及對明王朝的忠誠。除了採取自殺殉國的方式外，活下來的知識分子所選擇的道路也並不是平靜順利的。與自殺殉國的倪元璐和起兵抵抗的黃道周不同，王鐸則選擇了投降。

林散之稱其草書為“自唐懷素後第一人”。

在投降滿清的明朝官僚士大夫中，不乏精通書法者，於是晚明的書法風格便隨著這些人的改換門庭又延續到了清朝。王鐸就是這一過程中的代表人物。

王鐸(1592- 1652)，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十樵，又號痴仙道人，別署煙潭漁史，孟津(今屬河南省)人。因此，人亦稱他王孟津。王鐸明天啟二年(1622年)中進士，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

崇禎年間，天下大亂，他常閒居鄉里，或以書畫自遣，或協助地方官員賑災濟困。北京陷落，崇禎自繞身死，王鐸到南京擁立福王為帝，建立南明小朝廷，並推為東閣大學士。次年南京被清兵攻破，他與福王一同成了階下囚。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王鐸被迫降清，此時他是弘光政權的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因而是當時降清的明朝官員中職務最高者之一。作為內閣成員，他與趙之龍、錢謙益一道率數百官員在南京開城迎接多鐸。更因其弟已先此降清，王鐸受到多鐸的禮待並隨其前往北京。

清順治六年(1649年)正月，王鐸被命以原官禮部尚書管弘文院學士，充明吏副總裁；同年，又授禮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順治八年晉少保品位。這一年他向西南旅行，途經陝西漢中，由棧道人川，遊歷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又經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長途顛簸，王鐸身染重疾而臥床不起。

清順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鐸為禮部尚書，據推斷王鐸尚未知道這一任命，就已於三月十八日卒於裡第，年六十一歲。死後，清廷贈大保，溢文宗。王鐸在清朝為官的七年間，幾乎無所作為。《清史列傳》中僅記載著兩件事情。一是三月上疏朝廷，請求“幸學釋奠”、“修葺聖廟”，仍照例調衍聖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即勸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實行有關遵孔的舊例。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嶽華山。

晚年王鐸的命運是淒涼寂寞的，因為作為明朝的亡國遺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統治者重用的，任用他們不過是為收攏人心。

清初期的高壓政策，使慣於直言的王鐸只好保持緘默，將內心世界層層遮掩封閉起來。他的故國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還蒙著灰色的暗影，留下了恥辱的回憶。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身為“貳臣”，他已無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對於死也充滿惶恐，他死前“遺命用布素礆，壟上無得封樹”。他的墓至

今不知葬於何處。功名利祿，家業國事，皆飄忽不定。除卻聲色之外，他只有以詩文、書畫自娛。其書法藝術也經歷了日趨成熟的過程，併成為他表現性情、平衡心態的主要寄託。

王鐸自幼學書，從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人手，自稱，"( 聖教》之斷者，餘年十五，鑽精習之”。在此基礎上，又廣採博收，尤其對“二王”和米帶的書風進行了深人學習和領悟，並以此作為自己實踐的起點和歸宿。王鐸在《臨古帖》中說“予書何足重，但從事斯道數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為。故書古帖如登霍華，自覺力有不逮。假年苦學或有進步耳。他日當為親家再書，以驗所造如何。”可見，他對於古帖所下的功夫之深。他曾說:“⋯⋯不深學，不久從事，多嗜今。今易古難，今淺古深，今平古奇，今易曉古難喻。皆不學之故也。”(《談古帖) ) ) 從這些言談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學古人書法的努力程度。他學古又特別強調“宗晉”，他說“書不宗晉，終如野道”(《觀宋拓淳化貼》)。由於到了明代末年，古人墨跡已經稀如星鳳，得真跡極難，所以王鐸學習書法，也多是臨寫刻貼。他得力最多的是《宋拓淳化閣帖》，他自己甚至說:“《淳化》、《聖教》、《褚蘭亭》，予寢處焉!”從他留下的大量臨寫作品中，也可證明這一點。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王鐸的書法開創出了魏晉以來書法美的新領域。他在“二王”的中和之美外建立起一個與之相聯相通、但又截然相反的書法藝術形象— 雄強姿勢之美。

王鐸自我總結說：“吾臨帖善於使轉，雖無他長，能轉則不落野道矣。”憑這種高超技藝書寫出搖曳多姿的線條形態，形成急促多變的轉折。加上敬側的筆勢，律動異常的韌線變化，勢必產生震盪起伏、雄強壯美的藝術效果。這與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的性格有關。他雖然不得已做了貳臣，但在內心深處的痛楚是不會消除的，這種感情很難用言語文字來表達，而用書法這種看似抽象的形式來抒情，則可宣洩得淋漓盡致。因此，王鐸的書法就不僅僅是藝術上的力矯晚明的柔媚萎靡書風了。他是要用書法這種藝術語言來表明他對人生社會的無可奈何和他性格的奇崛與萊鶩。

王鐸諸體悉備，尤精楷書擅長行草。他傳世的行草書作品最多，楷書則較為少見。刻為叢帖的主要有《擬山園帖》、《琅華館帖》、《龜龍館帖》、

王鐸在世時，他的書法曾有過很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在北方更顯著。時人倪後瞻曾這樣記載和評價他：

但在王鐸身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其書法卻沒有得到與其成就相應的重視和評價，甚至在清代前期的書學論著中提到他的都不多。王鐸的命運與元代的趙孟頫一樣，都是因為做了“貳臣”，致使其藝術成就在後人心目中也大打折扣。康熙年間，因皇帝喜好董其昌書法，董書風靡海內，論書者多以董為尊，王鐸書風更是鮮有人道及。乾、嘉以後，碑學大興，書家興趣皆在漢、魏、南北朝碑刻，王鐸書法雖有強烈個性，但亦屬帖學範圍，因此與多數明代書家一樣幾乎被遺忘。

直到清末碑派書法充分發展，書家追求個性，崇尚骨力，王鐸書法才漸受重視。先是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揖》中稱王鐸勝於董其昌，其後吳昌碩對王鐸的草書更是稱讚至極，譽為“有明書法推第一，屈指匹敵空坤維”。總之，王鐸的書法在明清之際的書壇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並且影響了一批書家，對清初書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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