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湘西
湘西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的神秘，多半源于外面世界的人对它了解太少。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祖祖辈辈生活在湘西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圈，别具一格。如被列为湘西三大神秘文化之一的放蛊，就曾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说者神秘兮兮，听者啧啧称奇。
蛊是传说中人工制作的一种毒虫。关于蛊的制作方法，各种史料的记载大同小异：将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等有毒动物，装在一个封闭的容器中，埋于地下，任其自相吞食。存活到最后的动物，必然是百毒之王，即称之为蛊。放蛊就是将蛊掺进食物，让别人吃下，致人中毒。
放蛊作为一种古老的巫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行于宫廷之中。隋唐以后，由于历代统治者严厉打击，巫蛊在中原地区日渐式微，但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仍流传千年不衰。特别是在湘西苗族地区，巫蛊差不多成为了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清代编撰的湘西地方史志中，多有记载。
巫师作法
光绪《乾州厅志》中，对放蛊的记载言之凿凿：苗族妇女能以巫蛊杀人，俗称“放草鬼”。凡遇深仇大恨之人，便对其放蛊。放蛊分为外放和内放。外放是用蛊虫吞食仇人的躯体。内放是用蛊虫噬咬仇人的内脏。中蛊之人，或疼痛难忍，或萎靡不振，或浑身瘙痒，或胸膛滞胀，最后被折磨致死。中蛊者临死前的一个月，会看见放蛊者的灵魂前来送催药。中蛊者若不能及时治愈，不出一个月就会死亡。
宣统《永绥厅志》中，还记载了如何辨别真假蛊妇：真正的蛊妇，目如朱砂，布满血丝，腹部和手臂上均有红绿青黄纹路，否则就是假的。真蛊妇的家中，绝无蜘蛛网，且每日必须放置一盆水在堂屋中，趁无人之际将蛊虫吐出食水，否则也是假的。真蛊妇平时必定出没于山中作法，要么举竹篙于空中犹如龙斗，要么放斗笠于空中犹如鸟舞，否则也是假的。符合以上特征者，则为真蛊妇。杀掉真蛊妇，剖开其腹，必有蛊虫在内。真蛊妇放蛊，受害人百日内必死。若患病多年不死，则不是中蛊。
民间传说和野史杂记对放蛊的描述，更是五花八门，神乎其神。不仅能致仇人于死地，而且能惩罚负心男子。如苗家妇女若发现自己的男人有外遇或变心，就会在饭菜里放蛊，令负心汉蛊毒缠身，生不如死。但如果负心汉知错能改，苗妇又能给其解药，让其悔过自新。若真如此，令人恐怖的放蛊倒也不乏浪漫色彩。
苗家姑娘
清代陆次云所撰《峒溪纤志》中，则煞有介事地记载了一些预防和解除蛊毒的方法：去苗族地区，要随身带上一些甘草。如果中了蛊，喝点甘草汁，就能将毒液呕吐出来。之后再用甘草三两、生姜四两、水六升，煮至二升药剂服用，每日三次。或者用都淋藤、黄籘酒煎至温热后服用，让蛊毒从大小便中排出。还可以用三七、荸荠等解毒。苗人也有解蛊毒的方法，用的是土常山、马兜铃藤。如果想知道谁是放蛊者，就把卧床不起的中蛊者的被褥烧掉，中蛊者就会自言放蛊者是何人。如果发觉有人放蛊，立即坐一种“女字坐”，蛊便会失灵，甚至被放蛊者还可以用刺猬去反害放蛊者。
不过，尽管放蛊传闻被说得活灵活现，却都是道听途说，缺少真凭实据。而无法证实的传闻，愈发使湘西显得神秘莫测。所以，到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特地委派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学者，专程赴湘西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神秘湘西。1933年5月，两位学者来到湘西苗区时，当地推荐了苗族学者石启贵配合他们的工作。石启贵是苗族人，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当年8月，两位学者调查完毕离开湘西时，邀请石启贵代为继续调查，并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
神秘湘西
1939年，凌纯声、芮逸夫写成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湘西苗族的专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该书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两位学者用了一个章节介绍湘西的巫术和宗教。其中“放蛊巫术”一节中，记录了有关巫蛊的所见所闻。
关于放蛊的传承方式，书中说蛊术只在女性中相传，如某蛊妇有三个女儿，其中必有一个继承蛊术。当然也可传授给外人，如有一女子向蛊妇学习女红和唱歌，蛊妇见此女具有学蛊术的天资，便突然对她说：“你得了！”该女子随即生病。若想治病，非向蛊妇学习蛊术不可。至于蛊术传授的仪式和咒语，外人无从知晓。
关于养蛊的场所，书中说蛊妇设有蛊坛，地点或在家中隐蔽处，或在山洞中。传说有一蛊妇设坛于家中，一日早饭后，待村寨里的成年人都上山劳作之际，该蛊妇关门闭户在家烧温水为神偶沐浴，不料被年幼的儿子看见。第二天，蛊妇上山劳作，儿子好奇，烧一锅沸水为神偶沐浴，将蛊偶给烫死了。当中有一偶即为蛊妇自己的魂魄所附。蛊妇在山上劳作，自觉身体异常，赶紧返回家中。谁知刚换下衣服，即气绝身亡。
凌纯声、芮逸夫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关于放蛊的频率和对象，书中说蛊妇若不放蛊，自己就会生病，脸色变黄。放蛊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牛和猪，甚至树也行。放蛊中一人，蛊妇自己可保三年无病。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但放蛊的对象不能是狗。故蛊妇怕狗，也不吃狗肉。凡中蛊之人，面色饥黄，腹中饥饿，却又难以下食。
关于放蛊的案例，书中说民国十七年凤凰县曾发生过一起蛊毒案。有一苗人，二子相继死亡，怀疑是同村寨的蛊妇作祟，于是向官府报案。官府搜查其家，在隐蔽处抄出一只瓦罐，内有蛇、鳖、蛤蟆等物，并有纸剪的人形。因证据确凿，官府遂将蛊妇枪毙。
基于上述见闻，凌纯声、芮逸夫认为巫蛊确实存在，并在书中将其定性为一种黑巫术——邪恶的巫术。
巫师作法
但是，对于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学者将巫蛊定性为黑巫术，苗族学者石启贵却坚决不认同。为纠正外界对放蛊传闻的错误认识，石启贵在1940年完成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中，也用了一个章节专门介绍湘西苗族的宗教信仰。在“巫蛊辟谬”一节中，石启贵以亲自调查和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批驳放蛊之说的荒谬。
石启贵指出，流传于湘西苗族地区的放蛊之说，完全是无良巫师捏造出来的。他们为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故意编造谎言，毁谤某些苗家妇女是蛊妇，愚弄民众。在湘西，巫师除了从事迷信活动，还充当行医者。每每遇到疑难杂症或替人看病没有疗效时，他们便将病因归咎于中蛊。然后冤枉那些患有眼疾，眼中布满血丝的妇女是蛊妇。有时甚至看谁不顺眼，就诬陷谁是蛊妇。
石启贵例举了被巫师视为中蛊的6种病症，如大便中有绦虫、大便中含有血、胸腹膨胀等，指出这些病症若送西医治疗，很容易治愈。而那些将夜里梦见妇人送食物、煮了夹生饭、小儿啼哭不止等15种情形也归咎于蛊妇的奇谈怪论，更是信口开河，荒唐至极。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放蛊之说的流行，给苗民造成了极大伤害。石启贵在书中叙述了自己去凤凰县考察时，听一位乡长所说的事例：同寨有一老妇人，年逾七旬，身患风湿和肺热疾病，已有半年之久。一日，有一补锅匠上门揽活，见老妇人卧病在床，便故意吹嘘说：“这种病很容易治，我曾经治愈过多人，下药后立刻止痛，保证七日痊愈，永不复发。”老妇人有病乱投医，便请他医治。补锅匠见有机可乘，得寸进尺，说若想药到病除，必先设神坛，铲除蛊妇，方能有效。老妇人信以为真，于是按照补锅匠的要求备齐礼物，设置酒席，请其设坛作法。狡猾的补锅匠将神坛设在一个十字路口，以为从那儿路过的人较多，若有女人经过，即可诬陷她为蛊妇，然后又可从老妇人这儿索取一笔报酬。谁知补锅匠装神弄鬼折腾了两个小时之久，并无女人从此路过。补锅匠见骗人的把戏无法收场，就悄悄对老妇人说：“此蛊妇不是外人，而是你家儿媳，所以我不便用法术治她。你不要以为是我的法术不灵。”说完，补锅匠将礼物席卷而去。因受补锅匠挑拨，老妇人认定儿媳是蛊妇，对其破口大骂，并逼其子休妻。其子不愿休妻，老妇人便将儿子儿媳赶出家门，发誓一刀两断，死后不要儿子送终。乡长多次上门调解，均无效果。直到老妇人病死，矛盾方才平息。好端端一个家庭，被骗子弄得儿媳蒙冤、家庭分裂、母子成仇、老妇丧命。
神秘湘西
石启贵还描述了巫师做法事的滑稽场面：巫师左手握拳眼，右手食指往里插，说这是打阴炮，轰死蛊妇；或用几根茅草往里插，说这是射阴箭，射死蛊妇。然后装出一副大功告成的模样，宣布射中了蛊妇某个部位，蛊妇少则一个月，多则三年，必定死亡，即使不死，也会大病一场。如此低级的骗术，许多民众竟深信不疑。
不仅无知苗民被骗子愚弄，汉人同样上当受骗。有一汉族军官，患了腹部鼓胀之病，曾请多名巫医诊治，都说是蛊病。该军官恼羞成怒，将被冤枉为蛊妇的邻居苗妇捆绑后吊起来私用酷刑，将苗妇折磨得死去活来，几欲毙命。苗妇的丈夫当时也在现场，却畏惧军官的权势，不敢出声，只能束手观望。后来，军官经人介绍找正规医生看病。医生告诉他并非中蛊，而是一种常见病。对症下药后，药到病除。可怜苗妇，无辜受冤，受尽屈辱，含冤莫白。
巫蛊之祸
石启贵的调查研究表明，湘西苗族地区长期流行的放蛊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它不过是巫师和骗子故弄玄虚，谋财害命，摧残无辜苗家妇女。它给湘西苗民造成的苦难，血泪斑斑，罄竹难书。因此，石启贵主张在苗族地区发展教育，普及科学常识，同时建议政府严禁巫师行医，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事业。
云雾缭绕的湘西大山深处，总是让外人扑朔迷离。可撩开它神秘的面纱，不难发现放蛊之类的传说背后，隐藏的是蒙昧落后，惨不忍睹。
值得一提的是，苗族学者石启贵历时数年、呕心沥血写成的30多万字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书稿，在他生前却未能出版。直到他去世28年后，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各方好评，先后获得1987年中南地区优秀图书奖、1989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2年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订本。2008年，该书被收入大型文献典籍丛书《湖湘文库》予以再版。（文/谢志东）
苗家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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