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潮声在谈及“大学生失业行窃问题”时谈道，“两三月前，上海某大学理科第一名毕业的某君，因某著名杂志编辑某君之介绍来见我，要我替他介绍职业，竟至号淘大哭”。回顾民国，你会发现，就业难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关切的大事。“毕业就是失业”这句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早在1934年即在高校间流传，民国的大学生们甚至慨叹：“找不到事是正常，找得到事是例外。”
▲《漫画生活》，1935年
就业率比你想象的更低
民国元年大学毕业人数为490人，转至1935年骤迁至8672人。二十三年间共毕业78689人。但就业率却并不如毕业生数量般连年增加，据统计1929年就业率为93%，1933年（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则跌至82%。
国立高校毕业生的日子好过些，几乎都达到90%以上，交通大学1929-1933年更是达到100%。与国立高校相比，省立高校毕业生的处境就困窘些。江西医专在1929年-1933年毕业90人，有16人待业。山西教育学院同时期在171名毕业生中只有129人觅得工作。河南大学在1932-1933年就业率更是低至69%。
▲《实报半月刊》，1936年
对此教育部长朱家骅只能感叹：“大学毕业生如此之多，至于没有出路。”在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毕业生就业依然困难。金玉瑞先生曾发表《大学毕业生的悲鸣》，在阐述大学生就业困境之后“希望国家政治上了轨道，万分之一的幸运者（大学生）无论国私立毕业生，都使其有出路……以免大学毕业生，悲观，失望，彷徨，不满意现实社会。”
工作比你想象的更不如愿
工作不如愿是民国毕业生的常态。交通大学属于国立高校，就业率高，但毕业生亦不尽如愿，部分铁路单位并不重视新来大学生，将其“视为部中安置来的闲员一般，不派以正式职务，或派以一种类似司事书记所做的机械无味的工作，因之往往减少了交大生服务的兴趣，自然亦不会有好的成绩表现出来。”国立高校如此，其他高校也不容乐观。民国时期高校林立，20-30年代取得较快发展，但也同时存在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状况。胡适就曾劝诫青年“千万不要贪图容易而投考那些功课太松、管理太宽、设备太简陋、教员太不高明、学风太不良的野鸡大学”。正如时人所述：“由‘升级’而成的大学，大家知道是徒升其名，不升其实。校长如故，教授如故，课程如故，学生如故；所变更的，不过门前一块招牌上的几个字而已。”
工作不如愿原因之一在于毕业生对于薪水期望值过高，1937年8月5日，《中央日报》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毕业的叶女士希望待遇140元、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的程君则期望100元。”1935年山东大学毕业生中中文和物理系学生预期薪金要求为60-100元，外文系则要求在80-100元间。而根据《大学教员薪俸表》：讲师月薪为160-260元，助教为100-160元。1936年北京大学教务组主任陶良也只有160元。1937年11所北京中学中教师工资普遍在30-90元间。即便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务员，在1933年工资也只在55-200元间。
就业地域不平衡也是原因之一。高校地域上设置集中，分布在京沪穗津宁等大城市。国立大学方面，1935年13所大学中京沪占8所。私立大学中，据1926年统计京沪两地即占逾七成的高校。1936年京沪两地也占到五成，其余广州这样大城市也占到15%。1937年全国共有高校108所，京津沪占46所。大学生大量集中在这些地域，地域外的大学生因经济等原因也大量涌向这些地方，造成就业岗位供不应求。
▲私立岭南大学毕业生，1932年
在一般情况下，毕业生为谋生计只能先勉强就业，“录事只好去就，义务小学教师招考，也只好去报名。”最后“个人的生活问题”只能“勉强解决”。而争当教师糊口又造成教师行业竞争陡增，虽然教师并不是理科大学生的首选，甚至少有人在校期间问津，山东大学1935年93名毕业生中化学系只有两人希望担任教师，物理和生物等理科愿意担任教师也都在少数，但就业压力使得教师类岗位亦成为去向大户。正如舒新城所述：“文科毕业也当教员，理科毕业也当教员，商科毕业也当教员。你教员，我教员，大多数全是教员。”
文科找工作比你想象的更难
文科毕业生就业难也不是新话题。1934年《中华教育界》曾发表一篇《国内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一个调查》，其中文科就业状况已极糟糕。中文及外交方面294名毕业生中64人待业；法律方面就业率仅有73%，历史学更是低至64%，最差的是政治，41%的毕业生难觅工作。民国时期专业就业不平衡状况已相当突出，“一方面许多事业部门，每每感到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各学校毕业生能找到职业的很少”。民国高校教育参差不齐同时也存在文理科设置不科学现象，忽视社会实际人才需要。胡适先生曾对大学生失业现象评述道：“我说社会要的是人才，而学校毕业的未必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正是‘供不切求’。”例如法律学科高校设置过多，毕业生大于市场需求现象已相当突出。时人即对此置评道：“以中国之需要论，法科人才，是否需要如是之多，大属疑问。”
燕京大学是民国教育的一面旗帜，历来为人称颂。但其文科毕业生的状况却不似如今人们想像中那般辉煌，甚至颇令人大跌眼镜。1934年中国文学系10名毕业生只有4人就业，英国文学系6名毕业生仅仅2人就业，历史学系9名毕业生更是无一人就业，哲学系、研究院文学系亦是挂零。
▲《燕大年刊》，1940年
文科就业难还在于在其位者非专业人士，文科类岗位要求不似理科清晰且专业度高，甚至被当成负责人赠予官员的门面，不少官员、“富二代”等也乐于此道以附庸风雅。时人愤然道：“王孙公子，无行文人，都欣欣然有喜色地去做法政长官文科教授，裙带关系布满了官场，抢了文类学生的饭碗，文法科的大学生怎末还不失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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