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給吳鶴臣捐哪怕一分錢。事實上，我也不會給任何一個在北京有房產的人捐款。
我有點好奇，如果吳鶴臣家屬沒有撒謊，他們一家，如何佔有兩套據說無法轉賣的公租房？
做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又在牛氣哈哈的德雲社說相聲，吳鶴臣再窮，又能窮到哪裡去呢？北京土著的字典裡，可能就沒有“窮”這個字吧。
從這個角度看，在吳鶴臣腦出血後，家屬在水滴籌上籌款100萬，看似在求助，卻被視作在消遣真正的窮人，“炫富式募捐”，遭到廣泛的質疑，並不冤枉。
連吳鶴臣夫人新買的華為手機，也都被扒了出來。一個募捐的人，不配擁有這麼貴的手機，也不配擁有隱私。
還有人就此事聯想到羅爾——那個在一場募捐之後，失去了5歲白血病女兒，又失去尊嚴的中年男人。他在珠三角有3套房，卻寫了幾篇文章募捐到270多萬。
當時，270多萬元被系統退回，滿天的辱罵，羅爾宣佈將出書講述整個過程，為自己辯誣。但兩三年過去了，他一直沉默。我預料，他將一直沉默。也確實沒有別的可說了。
我其實反對將羅爾與吳鶴臣家屬簡單比附。不過，將他們並列，我更想說，我不認為羅爾和吳鶴臣家屬都是所謂的“騙子”，我甚至有些同情他們。
媒體和公眾在討論他們時，都為“求助”預設了一個前提：求助者必須傾家蕩產，窮盡自己和近親屬的財富和資源之後，才能向社會伸手。
這無疑更符合大多數人對於“尊嚴”的定義，那就是不到萬不得已、萬般無奈，不要去麻煩別人。甚至，因貧病無力而求助他人，本身便是一件頗具恥感的事兒，它最直觀地證明求助者在遭遇不幸之前的人生，很無能。
ICU病房外的人們，“996”的“996”，“007”的“007”，為的就是能有沒有公租房眷顧的前提下，遭遇事業和重疾，還能勉強維持尊嚴，不至於在滴水籌上填下身份證號。
我們不怕過勞死，只怕愛上水滴籌。
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談是什麼讓中國人這麼累了。然而，對羅爾和吳鶴臣家屬憤怒的人們，確實也應該看到，你們內心的恐懼和貪婪，並不見得比你們痛罵的對象要少。
區別就在於，你們還沒有喪失體面。
“只有山窮水盡才能向人伸手”的前提，無論在一部分人的心中，還是現實中，都並非完全準確。我們可能習慣了一個晚期癌症的老農，僵臥病床上的求助，但無法接受一個還有飯吃、有房住、有車開的家庭，因為一場災病而求助。
老農在微信朋友圈中，除了親戚故舊，陌生人一般連三十五十都不會捐。水滴籌等救助平臺，實質上是對當事人線下關係的激活和透支，而不是面對不特定人群的充滿人性溫暖的慈善。
吳鶴臣可能有一些名頭，但也沒有脫離這個邏輯。只不過，他的名頭，更多給他家屬的募捐招來了怒火和質疑。他們試圖募款100萬，5269人為他湊了不到15萬時，捐款鏈接就被關閉。
嗯，公眾忽視了無名者的求助，質疑了有點名氣者的求助。這個故事就圓滿了嗎？
幾年來，在水滴籌和輕鬆籌等平臺上，我已經見過十幾個熟人了，其中有我同報社的前同事，同村的鄰居，中學時代最好的朋友，我的親表哥……實話說，他們中至少有一半人，身體雖然瀕於油枯燈熄，但家境並未山窮水盡。我卻從未懷疑他們的人格和用心。
因為我相信，一個農村的小康家庭，或者城市的中產之家，為了減小、減緩災病拉低生活水準，尤其是想給妻兒老小留點資產，而選擇犧牲尊嚴和體面，一次性透支朋友圈，“搏”一筆鉅款，並不可恥。
尤其是，當他們還有孩子需要撫養和教育。
還記得在10年前開胸驗肺的河南農民張海超嗎？在全國媒體關注後，他獲得了120萬補償，吃上了昂貴的不進新農合醫保的進口藥，買了一輛幾萬元的小轎車，還送女兒進入當地一家相對高端的私立小學。
按照當地規定，有私家車、存款，子孫上私立學校的家庭，根本不能吃低保，張海超卻因為被取消低保而奮起維權。他告訴我，”誰都知道，我這點錢是咋來的，我是靠它續命，不是靠它享受！”
“我這輩子算是廢了，用命換來的錢送女兒上個好學校，過分嗎？”他問我。
習慣於擠破頭也要進北京西城學區的白領和媒體人，應該不難理解他的這種心情。然而，為什麼就不能以同樣的悲憫和同理心，去看待羅爾和吳鶴臣家人呢？
張海超在耗巨資換肺後，父母先後病倒，他每天都得吃昂貴的抗排斥藥物，又承包了鄉村公交車為生，身體越來越差，就多次跟我商量募捐的事宜。
他不能再做大手術，不符合水滴籌等平臺的規則，就考慮將女兒託孤給社會，但一直很慎重，“我只有一次機會，我想留到最後的關頭。”
我建議他不要這麼想，“你哪天要是突然不在了，誰代替你募捐，恐怕都不會來多少錢吧。”
他的尊嚴和生命，都像蠟燭一樣越燒越短。如何止損人生，捍衛家庭，他一直沒想到更好的辦法。
這不僅是這位倒黴的中年男人一人的悲哀。各路君子倘若知道這些詳情，恐怕也很難以是非對錯來評判吧。
我無意為羅爾、吳鶴臣家人甚至張海超解釋和辯護什麼。我只是有些悲哀，同為艱難求生，我們原本可以對其他人多一點寬容和同情。
再出十萬個羅爾和吳鶴臣，也惡化不了我們的處境。更值得聲討的，遠遠不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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