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由衷者居多，
真心認錯的很少。
摘自《寫在歷史的邊上》
傳統政體是君主專權（秦以後是皇權專制），這種前提下的政治學思考如何保障君主執政不出大問題時，儒家總結出三點：聞過、罪己、改過。要求君主應該具備這種品質。這是儒家對統治者的期待，對皇權專制多少也是一個約束，但這種約束是軟弱無力的，儒者的期待也往往落空。皇帝不認錯，不改過，誰也沒轍。就是認了錯，向天下發布了“罪己詔”，也只是等因奉此，官樣文章，言不由衷者居多，真心認錯的很少，過後能改的更是鳳毛麟角。
罪己詔
“罪己詔”是中國傳統中極富特色、獨家專有的政治現象。
“罪己詔”是皇帝在國家出現了嚴重問題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錯誤時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書面檢討。它源自君王對於自己責任和失責的確認，這件事兒在上古是不成問題的。那時國家小，社會風氣淳樸，君民相隔尚不太遠，君主的職責相對較為明確，出了問題，人們都在看著，想賴也賴不掉。推諉責任則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最高統治者做了壞事賴賬，上天示警也視而不見，這在民眾之中就喪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臺的。《左傳》中說“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賴不賴賬、認不認錯視作政治優劣的指標，這逐漸成為一種機制，作為君主專權的補充。
蕭瀚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顯示，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遺留下詔書全文的大約有二三百篇。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後，退回來又想繼續當中華民國終身大總統，為此還下了一份《罪己詔》，這是歷史上最後一份。它以喜劇方式為《罪己詔》劃上了句號。
漢文帝
過去史評認為第一位下罪己詔的是漢文帝，後元元年（公元前163）因“水旱疾疫之災”連年歉收，文帝下詔自責（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這被認為是傳世的第一篇罪己詔。其實，史籍中並沒有說這是罪己詔，《全漢文》稱此文為《求言詔》。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頒下詔書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責之意，包括他的遺詔，風格大類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實的話，春秋時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詔》。
值得一說的《罪己詔》
感情深摯的檢討文字——《秦誓》
史書說“禹、湯罪己”，但沒有具體文字傳世，而《秦誓》收在《尚書》之中，而且是“今文本”中，沒有造偽的嫌疑，事情的前因後果在《左傳》中也有很翔實的記載。
秦穆公
秦國本來是西方邊陲小國，被視為野蠻，不得參與中原諸侯朝聘。經秦襄公、文公、武公、德公等數百年的經營，秦國日益強大。為了改變秦的身份地位，秦穆公繼位後特別重視與相鄰的晉國交好。春秋中葉，晉是諸侯中的老大，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為妻，目的在於擠入“世界文明體系”。然而晉獻公身後，晉國內亂，秦積極插手，可惜裡外不討好，兩國甚至發生戰爭。魯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五霸之一的晉文公去世，他是在秦穆公支持下返晉為諸侯的，後晉文稱霸，秦晉關係貌合神離。秦想乘晉有喪事之機偷襲鄭國，挑戰晉霸主地位。秦國元老蹇叔反對，秦穆公不聽。當部隊出發時，蹇叔到軍前哭送其子，斷定他們必敗死於殽山。穆公大怒，痛罵蹇叔。結果蹇叔預料成真，晉在殽大敗秦軍，孟明、西乞、白乙三帥被俘。後晉襄公聽文公遺孀文嬴（秦女）勸告，釋放了三帥。秦穆公親自到城郊迎接這些殘軍敗將，但並未責備他們，而是深刻自責，表示認錯、懺悔。這便是《秦誓》的背景。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崇懷，亦尚一人之慶。”
《秦誓》行文自然平實，讀者感到這是一篇真心實意的檢討。文章開門見山，痛陳決策的錯誤。他從人性說起，“責備別人不是難事，難的是，像流水那樣順暢地接受別人的批評”。此時秦穆公已經執政三十餘年，年齡約近花甲，他的打入中原的理想還未實現，又犯如此嚴重的錯誤，“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我的憂慮很多，光陰白白流逝，再也不會回來）。
秦穆公的“罪己”不單純因為損兵折將，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自己失去了初即位時的求賢若渴、禮賢下士的精神（蹇叔就是百里奚推薦、從宋國請來的）。“我垂詢老成的謀士，他們不肯遷就，我不高興；而一些順著我的想法提供意見的謀士，我便覺得親近”。他進一步檢討說“對於那些巧言如簧，善於讒毀，使正人君子陷入困境的，我卻能與他們相處。”都知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但從感情上人還是愛聽奉迎話。然而有作為的政治人物就不能這樣。秦穆公說，我經過深思，體察各種不同的臣下。有這樣一個臣子，他精誠專一、沒有其他技能，但卻胸懷寬廣而能容人；別人的能力，他視為己有；喜愛優良之士，這種喜愛發自內心，超越了他的口頭稱道。用這樣的人主政，才能保護我的子孫和黎民，為他們造福。與此相反，嫉妒、厭惡有能力的人，心胸狹窄、阻撓哲人賢士，使其不能為君王所用。用這種人主政，不能保護子孫、黎民，還會帶來無窮禍患。最後秦穆公總結出來：國家的危險不安，因為用了這個壞人；國家的繁榮安定，是由於善人之賜！
秦穆公的“罪己”有兩點，一是聽取不同意見問題，二是用人問題。專制制度是人治，在“人治”之下，這兩點是永恆的問題，也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人”是有弱點的，詩云“具曰予聖”，其實沒有全知全懂、永不犯錯的聖人。把治理寄託在明君賢臣上現在看來是十分可笑的，但中國人就這樣幻想了兩三千年。
秦穆公的“罪己”與禹湯等古人有很大區別。禹、湯罪己，是因為職責有虧，首領必須承擔罪責，而秦穆公檢討的是錯誤耽誤了自己的大計。
漢武帝政策轉向的標誌——《輪臺罪己詔》
歷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詔有兩個，一是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一是唐德宗的《興元罪己詔》。
隨著電視歷史劇的熱播，漢武帝成為熒屏名人，《輪臺罪己詔》也廣為人知。微博上有些小青年還認真地討論，並提問：你若是漢武帝會下此詔嗎？大多回答“不會”。
漢武帝畫像
漢武帝青年繼位，力圖超越乃祖乃父的“文景之治”。他在位五十餘年，擴大了朝廷的影響力，使“漢”成了“大漢”。對外，漢武帝攻打匈奴、開通西域，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在內，出遊封禪，祀神求仙，造宮殿、苑囿，揮霍無度，糜費無算。為此加重了對百姓的盤剝，大大削弱了國力。為了加強皇權專制，漢武帝肆行暴政，濫殺朝臣名將。文帝廢除了“誹謗妖言罪”，漢武帝又重新撿起，甚至發展到了“腹誹罪”。大農令顏異因對幣制有異議，未敢言，只是嘴唇嚅動，就被指為“腹誹”（內心不滿），處死。漢武為人多疑，誅殺無度，動輒誅滅三族、九族，血流成河，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了太子和衛皇后，株連者有數萬人。漢武晚年，下有百姓造反，內有擺不平矛盾，再加上李廣利遠征失敗，十六萬大軍全軍覆沒，舉國憤怒到極點。老謀深算的漢武帝悲哀、悔恨、恐懼交加，感到不給老百姓一個交代是不行了，於是有了這篇《輪臺罪己詔》。
這篇“罪己詔”也不像後世寫作規範的詔書，大體上是個皇帝口頭檢討的筆錄（現在流傳的《輪臺罪己詔》是《漢書·西域傳》與《資治通鑑》拼合本，下面所引《漢書》不載，僅見《資治通鑑》。）：
（徵和四年）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嘆：“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皇帝高高在上對群臣講，既像在作檢討，又像發出最高指示。表示以後要改變政策，改弦更張。以前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不可追悔”，意思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以後不再傷害百姓也就是了。除了這段以外，《漢書》所載詔書的主要內容都是就事論事。如第一部分講，有司請求派人遠戍輪臺（烏魯木齊西南600公里），為此全國每人加稅30錢，漢武帝不同意，因為當年打車師的軍隊給養跟不上，死了許多人，何況輪臺還在車師以西千餘里。第二部分講李廣利北征匈奴的決策過程與失敗原因。其中既有無可奈何的悲哀，也不乏自我辯護之詞。最後是公佈政策“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清除橫徵暴斂，鼓勵百姓努力務農，搞好民間養馬替代賦稅徭役，以解決馬匹短缺（意為不必再到西域弄馬了）。
《輪臺罪己詔》的出籠意味著漢武帝武力擴張和暴力施政方針的轉變，原來的方針推行不下去了，祖宗積累下的錢花光了，老百姓被搜刮得活不下去，也起來造反了，因此只有改變政策，國家才不會出大亂子。對此，英雄過、風光過的漢武帝也只能喚奈何！《輪臺罪己詔》的基調就是無可奈何。後世文人把方針轉變看作漢武帝“革命意志衰退”，如龔自珍的：
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武皇。
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如果這不是龔自珍的夫子自道，用來評斷漢武帝晚年不免有點隔靴搔癢。
陸宣公代筆的《罪己詔》
五十年代初逛舊書店常見有多種版本（大多是廉價的石印本）的《陸宣公奏議》。唐代陸贄諡為“宣”，他用駢體文寫的公文，包括為朝廷代筆的文件（古代文人把為皇帝、為達官貴人所代筆文章也都收入自己集子裡），對偶齊整，音韻協調，語言流暢，有氣勢、有感染力。民國時的文牘大多還是駢體，因此，陸贄奏議簡直就是法帖，為書記官（秘書）們所模擬。20世紀8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師範學院（現在首師大）討論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問題，會上北大的季鎮淮先生說：“古代把政治與文學關係結合最好的就是陸宣公。”古人堅信“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即使是政治文件也很重文采，不過那時是政治文學化；而現時所要求的是文學政治化，兩者不同。陸贄為德宗起草的《罪己詔》文采斐然，是罪己詔的典範之作。
唐德宗
安史之亂後，朝廷權威每況愈下，藩鎮割據、擁兵自重，河朔三鎮完全處在半獨立狀態。德宗繼位後決心重建權威，不承認藩鎮世襲權力，成德、魏博等四鎮起兵叛亂。建中四年（783），德宗抽調關內諸鎮兵去平定叛亂，涇原鎮兵因未及時得到犒賞而發生譁變，攻進長安。德宗狼狽逃到奉天（陝西乾縣），首都再度淪陷，叛軍立閒居在家的朱泚為帝，天下大亂，稱王稱帝者眾。德宗困守奉天，缺衣少食，人心離散；朱泚力攻奉天，奉天數度告危。德宗一籌莫展，與守將渾瑊對泣。在這種情況下，翰林學士陸贄勸皇帝大赦天下和發佈罪己詔，德宗接受了他的意見，並於興元元年（784）元旦發佈了《罪己大赦詔》：
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
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里，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
痛心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佑，人祇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群議。昨因內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後，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
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祥，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鹹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一切並與洗滌，復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諭。朱滔以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永念舊勳，務存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並從原宥。應赴奉天並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減罪三等，子孫過犯，減罪二等。先稅除陌、間架等錢，竹木茶漆等稅，並停。奉天升為赤縣。
上引出自《舊唐書》，是經過史臣刪削的。《唐大詔令》的文本較長、陸贄《翰苑集》的原始本最長。這個刪節本還是不錯的，它抓住了認錯、反省和改過（調整政策）三個主要問題，把問題說透了。
當德宗被圍在奉天城裡，常用野菜充飢；朱泚高踞乾陵之上（乾陵在小山丘上）飲酒作樂，俯瞰奉天城內，指點城內，笑罵侮慢，平日高高在上的皇帝，情何以堪？其恐懼、痛苦、悲哀、悔恨集於一身。此時，怎麼痛罵自己的過去也能接受。
詔書的第二段就是他的檢討詞。本來皇帝都是“天奉仁德”“天縱之聖”（天生聖明）的人間極品。此時也要痛罵自己生長在深宮之中，無知無識，不瞭解農民的艱辛（農業社會，首先要向農民賠罪）；而且沒有同情心，不體恤征戰給士兵役夫帶來苦難（向參戰人員道歉）。沒有仁智的政治就是暴政、亂政，朝廷橫徵暴斂，百姓“轉死溝壑”，最後“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搞得天下大亂，宗廟焚燬，上對不起祖宗，下有負於黎民百姓。皇權的合法性就建築在這兩條上。如此檢討就是說自己不配做皇帝君臨天下。
第三段是認罪悔罪，表彰那些擁戴他、與他同患難的文臣武將，軍民百姓。並辭掉大臣給他上的尊號“聖神文武”。在未刪節的發佈本中還有“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用是興，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餘不德”這樣的句子。痛責自己，斥責那些使自己慚愧的“虛美”。
詔書中除了“罪己”外，還有大赦，此時他是“儘量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面只放在稱帝、攻打奉天、破壞乾陵（唐高宗、武則天的合葬墓）的朱泚。其他作亂的一律赦免，以表示錯在自己，不能過多地懲辦他人。
上古君主源於氏族的頭人，民眾既尊重他們的權威，也明白他們對自己應負的責任，所以才會有商民把湯奉上祭臺之舉。待國家規模越來越大，君主權威越來越絕對，君主享受權力放棄職責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到了“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的時候，君主離皇帝不遠了。皇帝是隻許崇拜不許訾議的聖物。他做錯了事，不管這個“錯”有多大，只要稍許懺悔，臣民無不感激涕零。宋代魏了翁就說“感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德宗的罪己詔一發表“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翰苑集序》）。領兵在外的李抱真入朝對德宗說“山東宣佈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是官員們奉迎還是實在的“人情”？也許兩者都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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