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宗岱與胡適交惡的前前後後

梁宗岱(1903~1983),祖籍廣東新會。1917年考入廣州培正中學。1923年被保送入嶺南大學文科。1924年赴法留學。梁宗岱與胡適都是20世紀的文化名人,在學術研究和詩文創作上都頗有成就,受到世人的推崇和讚揚。上世紀30年代初,兩人在北京大學共事3載,由於學術主張和思想觀點的分歧,從關係親密而逐漸疏遠,直至斷絕交往。

梁宗岱於1941年~1944年受聘擔任復旦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1970年中山大學外語系併入廣州外國語學院,他隨外語系轉入廣外,任法語教授。

1931年秋,28歲的梁宗岱結束在法國的7年留學生涯回國。不久,他到北京大學任法文系主任兼教授。他的聘書照例由校長蔣夢麟簽發,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沒有文學院院長鬍適點頭同意,他就不可能進北大,更不可能一去便坐上系主任的交椅。梁宗岱自己也承認,剛進北大時,“胡適之對我很客氣,把法文系交給我”。

不僅如此,見梁宗岱沒有安身之所,胡適慷慨地將自家一座獨門獨院的偏院讓給他住。這對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梁宗岱沒有不敬重和感激胡院長的道理。

有了這些淵源,兩人本來應該成為朋友,但事實上恰恰相反。

“胡適生氣了”

梁宗岱向來對學術問題持實事求是、不輕信權威的態度,又心直口快,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容易得罪人。在學術辯論會上,他常常和胡適意見不合,雙方唇槍舌劍,爭論不休。

有一次,梁宗岱酒後吐真言,對朋友說:“我不否認胡適在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中有他的一份功績。但他的學問有其淺薄的一面,他在《白話文學史》中對杜甫律詩對仗的批評,不免說外行話,其他如談古音,談中國畫等,盡是信口亂說,甚至外國學者也諷刺他無知。”他還認為胡適做學問不踏實,又不誠實,一味趕時髦,求虛名。胡的老師杜威還不致如此,故成就比學生高,就純學術而言,胡適談不上青出於藍。

更要命的是,梁宗岱還把這些看法告訴了胡適的高足傅斯年,傅說:“你很直率,但胡先生怕不會接受你的看法。”胡適獲悉此事,當然非常不爽,說梁某是個狂人。

梁宗岱對胡適的不滿並不侷限於學術領域,對胡熱衷於做官也頗有看法,曾譏諷他是“學而優則仕”。胡適好名心切,每次開會喜歡大發議論,有人投其所好,趁機恭維幾句,甚至吹噓他為學貫中西的當代聖人。梁宗岱對這類如舊官場裡的逢迎表演嗤之以鼻,說胡適“敗壞了我們的學風”。

有一次,北京學界設宴歡迎法國著名漢學家希伯和,其中有不少歐美人士。席間,賓主興高采烈,分別用中、法、英三種語言交流。座中有人問:“希伯和先生,當今中國的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漢學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擔任翻譯的梁宗岱照話直譯。

聞聽此言,剛剛還滿面春風的胡適立刻沉下臉來,一言不發。有人對梁宗岱說:“胡適生氣了,希伯和的話相當肯定,你也譯得夠直截了當的,胡適如何受得了,說不定他會遷怒於你呢。”梁聽了不以為然,一笑置之。

介入梁宗岱的離婚官司

如果說,學術和思想上的分歧使梁、胡結下了芥蒂;那麼,胡適介入梁氏的離婚官司直接導致兩人分道揚鑣。

梁宗岱的妻子叫何瑞瓊,是一個漂亮的廣東女子。梁宗岱19歲那年,即將從廣州培正中學畢業,有一天忽然接到家裡來信,催他火速回去。到家後他才得知家人已為他訂了一門親事,新娘就是隻念過三年小學的何瑞瓊。

梁宗岱在婚姻問題上自然不願任人擺佈,堅決反對。但最後還是被迫和何氏拜堂成親。婚後,他始終不肯進入洞房,只是整天關在書齋裡讀書寫字。

儘管沒有愛情,不願成為夫妻,但梁宗岱也十分同情何氏,畢竟她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於是,雙方商定不做夫妻,由梁宗岱設法送何氏去廣州讀書,並負擔其學習和生活費用。

不久,何瑞瓊果然在梁宗岱的幫助下進入廣州護士學校學習。後來,梁宗岱去法國留學,也沒有忘記許下的諾言,一直匯款接濟她的生活,直到其畢業工作為止。

1932年春天,已當上北大教授的梁宗岱氣宇軒昂地回廣東新會老家探親。期間,他聽說何瑞瓊已另組家庭,而且生育了兩個孩子,生活還算安定幸福,便由衷地替她高興,決定去看看她。那天,當梁宗岱敲開何家大門時,一家4口正在吃飯,何瑞瓊夫婦對他突然造訪感到很意外,但還是熱情友好地接待了他,彼此問候別後情況,倒也親切自然。

梁宗岱一直心存內疚,覺得自己的行為客觀上造成何瑞瓊的心靈創傷,現在看到她家庭圓滿,心裡也多少有些寬慰。當何瑞瓊問他北京的住址時,他沒有多想,便爽快地告訴了她。

幾天後,梁宗岱回到北京,門房告訴他:“你太太來了。”他大吃一驚:“我沒有太太呀!”進門一看,原來是何氏乘梁宗岱外出之機,趕到北京梁宅,對門房說她是梁太太,拿到房門鑰匙後,就堂而皇之地住了進去。

梁宗岱當時氣得他直喊:“我們不是早已了結了嗎?你都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還來這裡胡鬧!”叫她走不肯,便不客氣地將她推到門外,把行李丟給了她。

吵鬧聲驚動了住在同院的胡適夫婦,他們把何瑞瓊接到家裡住下。然後,胡適找來梁宗岱在嶺南大學讀書時的國文老師、時任北大歷史系主任的陳受頤,一起上門勸說梁宗岱接受“既成事實”,被斷然拒絕。

何瑞瓊見與梁宗岱和好無望,便提出離婚,要求梁支付一筆生活費。梁宗岱根本不承認這樁婚事,所以不予理睬。於是,何一紙訴狀,將梁宗岱告上法庭。

胡適和陳受頤堅決站在何一邊,親自上法庭作證,竭力為何氏辯護,指責梁宗岱拋棄髮妻。法院權衡再三,最後判決梁宗岱敗訴,允許雙方庭外調解。此後,胡適依舊不遺餘力地支持何瑞瓊,不僅親自與陳受頤一起陪她拜訪京城名律師林行規,請對方提供幫助;還竭力說服她全權委託自己和陳做代表參與調解。

經胡、陳和梁宗岱的代表朱光潛反覆磋商,於1934年4月18日簽訂離婚協議,了結這場官司。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此案我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議離婚,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無賴,不理此事,就致訴訟。結果是要費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譽大受損失。”接著,胡適還不忘添上一句“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被胡適“趕出”北大

梁、何離婚協議簽訂一個多月後,胡適主持召開文學院會議,研究決定下學期不再續聘的人員名單,梁宗岱位列第一。當時梁宗岱正和作家沉櫻戀愛,不久結為夫妻,便辭別北大,去日本共度蜜月。

被胡適“趕出”北大後,梁宗岱對他一直餘怒未消。抗戰爆發後,梁在天津南開大學執教,不得不舉家南遷,輾轉上海、廣東而至廣西。當時華北、華東等地高校為避戰禍紛紛遷往西南,南開、北大、清華三所名校遷至昆明,奉命組成西南聯合大學,身為南開教授的梁宗岱本可以進入聯大任教,卻因不願與胡適等人共事而轉入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

1941年,梁宗岱寫了一篇《非古復古與科學精神——試論中國學術為什麼不發達》的長文,其中多處涉及胡適,對胡的思想和觀點進行尖銳的批判。梁文將胡適的小詩《飛行小贊》作為例子,說:“不幸這種坐享其成的惰性,並不限於一般民眾,也不限於少數狹隘的技術專家,就是一些以提倡科學自命的學者也不免。”矛頭直指胡適。

在談到人應該在知識上虛心,在真理的事實面前低頭時,梁文又說:“相反的例子,便是我們的胡適之先生那經過北平協和醫院屢割而不斷根的痔瘡雖然被中醫治好,卻依然大聲疾呼去詆譭中醫推崇西醫。推崇西醫,這並不錯,因為無論如何,我們總得承認西醫在整體上是比較進步的,已經成為一種近代的科學。但是為什麼否認一件他自己剛才身受的好處、他親自體驗和證明的事實呢?為什麼一件這麼雄辯的事實竟不能引起他的好奇心呢?”

解放後,胡適移居美國,梁宗岱留在大陸。(酈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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