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
（柳宗元 公元805年----公元809年）
《三戒》之一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 ，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牴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臨江有個人，打獵時捉到一隻麋鹿，把它帶回家飼養。剛一進門，一群狗流著口水，都搖著尾巴來了，那個人非常憤怒，便恐嚇那群狗。從此主人每天都抱著小鹿接近狗，讓狗看熟了，使狗不傷害它。後來又逐漸讓狗和小鹿在一起玩耍。時間長了，那些狗也都按照主人的意願做了。麋鹿逐漸長大，忘記了自己是麋，以為狗真的是自己的朋友，時常和狗互相碰撞在地上打滾，越來越親近。狗害怕主人，於是和鹿玩耍，和鹿十分友善，但時常地舔自己的嘴唇。多年之後，鹿走出家門，看見外面的很多狗在路上，跑過去想跟狗玩耍。這群野狗見了鹿既高興又憤怒，一起把它吃掉，路上一片狼藉。麋鹿到死也沒有明白過來。
《三戒》之二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黔地這個地方本來沒有驢，有一個喜歡多事的人用船運了一頭去。驢運到後卻沒有什麼用處，就把它放置在山腳下。老虎看到驢是個龐然大物，以為它是什麼神物，躲藏在樹林裡偷偷看它，漸漸小心地出來接近它，驚恐疑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有一天，驢叫了一聲，老虎十分害怕，遠遠地逃走，認為驢要咬自己，非常害怕。但是來來回回地觀察驢，覺得它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本領。老虎漸漸地熟悉了驢的叫聲，又前前後後地靠近它，但始終不與它搏鬥。漸漸地靠近驢子，態度越來越輕侮，碰倚靠撞冒犯它。驢非常生氣，用蹄子踢老虎。老虎於是很高興，心裡盤算這件事說：“驢的技藝僅僅只是這樣罷了！”於是跳起來大吼了一聲，咬斷了驢的喉嚨，吃光了它的肉，然後才離開。
唉！外形龐大好像有德行，聲音洪亮好像有能耐，當初要是不使出它的那點本事，老虎即使兇猛，但由於多疑、畏懼，終究不敢吃掉它 。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可悲啊！
《三戒》之三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鬥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
永州有一家的主人，特別畏懼犯忌日。他認為自己出生的那一年是子年，老鼠就是子年的神，因此非常愛護老鼠，家裡不許養貓養狗，禁止僕人擊打老鼠；家裡的倉庫、廚房，全讓老鼠恣意橫行，放任不管。
因此老鼠們就相互轉告，都來到他家裡，大吃大喝卻沒有任何災禍。這個人家裡沒有一樣完整的東西，衣櫃裡沒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凡是吃喝的東西，大都是老鼠吃剩下的。大白天，老鼠成群結隊和人在一起活動，到了夜晚，偷咬東西，打打鬧鬧，發出的聲音千奇百怪，鬧得人睡不成覺，而他始終不感到討厭。
過了幾年，這個人搬到別的州去了。後來搬進來另外一家人，但老鼠依舊鬧得還像過去一樣兇猛，認為這家人還跟以前的那家人一樣。新搬來的人看見了說：“這些應該生活在陰暗地方的壞東西，偷竊打鬧得尤其厲害，是怎樣到達這樣的地步呢？”便借來了五六隻貓，關閉上大門，撤除瓦器用水澆灌老鼠洞，僱用僕人到處搜尋追捕，殺死的老鼠堆得跟山丘一樣，老鼠的屍體被扔在偏僻的地方，臭味好幾個月後才散去。
哎！你們認為這樣吃飽喝足並且沒有災害的日子是可以永恆持久的嗎！
柳宗元，生於公元773年（唐大曆八年），卒於公元819年（唐元和十二年），字子厚，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東郡（河東柳氏與河東薛氏、河東裴氏並稱“河東三著姓”），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為宰相，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做過縣令）。其父柳鎮曾任侍御史等職。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屬范陽盧氏，祖上世代為官。柳宗元只有兩個妹妹。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出生於京城長安。四歲時，母親盧氏和他住在京西莊園裡，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盪有所見聞和感受。
九歲時遭遇建中之亂，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公元785年（貞元元年），柳鎮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隨父親宦遊，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他參與社交，結友納朋，並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父親柳鎮長期任職於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瞭解，並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能詩善文的父親和信佛的母親為他後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選為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
公元793年，21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在家守喪。
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書省任校書郎。公元798年，26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
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為藍田尉（正六品）。
公元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裡行。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遊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願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公元805年（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駕崩，皇太子李誦繼位，改元永貞，即順宗。順宗即位後，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於與王叔文等政見相同，也被提拔為禮部員外郎，掌管禮儀、享祭和貢舉。此時，在王叔文周圍還有許多相同政見的政治人物，包括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陸質、呂溫、李景儉、房啟等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後，積極推行革新，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永貞革新。主要採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的權力；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稱為五坊小兒；貶斥貪官汙吏；整頓稅收，廢除地方官吏和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並試圖收回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的兵權。隨著順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朝臣聯合外藩聯合反對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壓力，要其引退。
公元805年（永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立廣陵郡王李淳為太子，改名李純。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學士一職。7月，宦官，大臣請太子監國。同月，王叔文因母喪回家守喪。八月五日，順宗被迫禪讓帝位給太子李純，史稱“永貞內禪”。李純即位，即憲宗。憲宗一即位就打擊以王叔文和王伾為首的政治集團。8月6日，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伾到任不久後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賜死。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前後共180多天。
永貞革新失敗後，9月，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貶為永州司馬。王叔文政治集團的其他人也被貶為遠州的司馬，後稱“二王八司馬”。到職後的柳宗元暫居在龍興寺。經過半年，柳宗元的母親因病去世。
公元815年，柳宗元離開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進行鑽研，並遊歷永州山水，結交當地士子和閒人，他寫下《永州八記》
（《柳河東全集》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創作於永州）。公元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詔書，要他立即回京。2月，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長安。在長安，柳宗元沒有受到重用，由於武元衡等人的仇視，不同意重新啟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貶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從長安出發，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達。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憲宗實行大赦，憲宗在裴度的說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歲。
公元1158年（紹興二十八年），宋高宗加封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文的成就大於詩。其駢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為六類。
（一）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
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其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
（二）寓言：繼承並發展了《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列子》、《戰國策》傳統，多用來諷刺、抨擊當時社會的醜惡現象。
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寄寓哲理或表達政見。代表作有《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傳》、《羆說》等篇。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三）傳記：繼承了《史記》、《漢書》傳統，又有所創新。
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狀》、《梓人傳》、《河間傳》、《捕蛇者說》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有誇張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
（四）山水遊記：最為膾炙人口，均寫於被貶後，以永州之作更勝。
典範之作為《始得西山宴遊記》、《鈷潭記》、《鈷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憤，也有作者幽靜心境的描寫，表現他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的寄託。至於直接刻畫山水景色，則或峭拔峻潔，或清邃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
（五）詩詞騷賦：獨具特色，代表作《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均用《離騷》、《九章》體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深得屈騷精髓。
《天對》、《晉問》兩巨篇，則為另一種類型，形式仿照《天問》、《七發》，造語奇特深奧。
柳集中也有不少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對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學說有所涉及。
柳詩現存140多首，均為貶謫後所作。前人把他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內容近於陶淵明詩，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另外一些五古則受謝靈運影響，造語精妙，間雜玄理，連制題也學謝詩。
但柳詩能於清麗中蘊藏幽怨，同中有異。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見長的律詩。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漁翁》《溪居》在唐人絕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劉禹錫始編柳集《河東先生集》。
宋代注本較多，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為現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蔣之翹輯注有《柳河東集》。事蹟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
柳宗元是一個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柳宗元的哲學論著中，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他反對天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柳宗元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
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傑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並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砷”。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言論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
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於是，“自肆于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
柳宗元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 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輔時及物” 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
柳宗元的詩，共集中140餘首，在大家輩出、百花爭豔的唐代詩壇上，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卻多有傳世之作。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鑑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傑出詩才。
現存柳宗元詩，絕大部分是貶官永州以後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樸，描寫生動，寓言詩形象鮮明，寓意深刻，抒情詩更善於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不論何種體裁，都寫得精工密緻，韻味深長，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詩人，所以無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
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於陳情，還是側重於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韓柳二人與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並稱為“唐宋八大家”，堪稱我國曆史上最傑出的散文家。
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在文章內容上，針對駢文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遊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我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
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三戒》作品介紹
《臨江之麋》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作的一篇寓言小品類的文章。
《臨江之麋》是《三戒》中的第一篇，是柳宗元謫居永州時所寫。作者對封建守舊勢力及其爪牙深惡痛絕，採用寓言的形式，對他們進行辛辣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
《臨江之麋》這篇文章描寫了臨江之麋依仗主人的寵勢而傲“內犬”，最終落得個被“外犬”“共殺食之”的悲慘結局，影射了那些無才無德、依勢放縱、恃寵而驕的奴才，諷刺了他們的悲慘命運，也諷刺了那些無自知之明，認敵為友，結果招致滅亡的人。文章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細緻逼真，形象傳神。
作者通過這則寓言尖銳地諷刺了那些倚仗權貴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指出他們必敗的命運，也諷刺了那些無自知之明、認敵為友、結果招致滅亡的人。
這篇寓言在藝術表現上的主要特點有狀物摹形生動形象，情景如見；雖屬寓言，狀寫動物，敘寫卻入情入理；寓意深厚，對諷喻之意不作詳盡展開，主要通過故事和形象本身體現出來，可讓人從不同角度玩味受教。
《臨江之麋》以揶揄的口吻諷喻了社會上“依勢以幹非其類”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為，冒犯外物，以尋得快樂，可當它失去了主人的庇護，輕而易舉地就被外犬“共殺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還沒有明白箇中原因。古往今來，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別人懷抱裡討口飯吃還自鳴得意的人，並不少見。從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諷喻意義，正是它以小見大的藝術魅力所在。
《黔之驢》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作的一篇寓言小品。
《黔之驢》是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後，他因參加這一進步改革而被貶作永州司馬時寫的《三戒》中的一篇。其創作時間大致在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九月至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之間。
《黔之驢》這篇文章表明能力與形貌並不成正比，外強者往往中幹；假如缺乏對付對手的本領，那就不要將自己的才技一覽無餘地展示出來，以免自取其辱。寓言旨在諷刺那些無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影射當時統治集團中官高位顯、仗勢欺人而無才無德、外強中乾的某些上層人物。全文筆法老到，造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動的形象；不僅給人們以思想上的啟示和教育，而且給人們以藝術上的享受和滿足。
這篇寓言的題目叫《黔之驢》，然而通篇寫驢的筆墨卻很少，只有“龐然大物”“一鳴”“不勝怒，蹄之”等十多個字；相反，寫虎的筆墨卻非常之多，從開始的畏驢，到中間的察驢，再到最後的吃驢都寫了。既有不斷髮展的行動的生動描寫，更有不斷變化的心理的細緻刻畫。這樣看來文章有文不對題的嫌疑，似乎題目叫“黔之虎”更好。
其實這篇寓言的主題是以黔驢的可悲下場，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毫無自知之明而必將自招禍患的人。聯繫作者的政治遭遇，諷刺當時無德無能而官高位顯、仗勢欺人而外強中乾的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上層人物，指出他們必然覆滅的下場，也就是他的寫作動機。
要想表現這樣的主題思想，關鍵在於充分揭示黔驢的可悲下場；而黔驢覆滅的可信與否，關鍵又在於是否能夠把虎寫活。——這也許就是作者為什麼命題為“黔之驢”而著意寫虎的原因。當然，如果把主題理解為對於任何事物，不應被表面現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質，認真對付，就一定能戰而勝之，那麼寓言自然就“文不對題”而應易之為“黔之虎”了。
儘管用於驢的筆墨甚少，但是驢的形象依然極其鮮明。這當然一方面是由於藉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襯托。因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動都是圍繞驢而產生和展開的，所以明寫了虎的深謀諳練、謹慎精明，也就暗寫了驢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這樣，驢的形象便在不寫之中被寫出來了。另一方面，這是由於描寫驢的筆墨雖少卻精、以寡勝多的緣故。“龐然大物”一語，由於作者沒有把它處理成自己筆下的客觀描寫，而是作為老虎心目中的主觀反映，這就很富諷刺意味，不僅明寫了驢的外在形體，而且暗示了它的內在無能。“不勝怒，蹄之”五字，通過對驢的心理和行動的極其簡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別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進入圈套的愚蠢揭示無遺。如果說在虎“蕩倚衝冒”的時候，作者只用“蹄之”兩字就寫出了驢的愚蠢上當；那麼，在虎“憖憖然，莫相知”的時候，作者只用“一鳴”兩字就似乎寫出了驢的虛榮和賣弄了。因為當時虎對驢並無任何妨害，所以驢讓虎“大駭”“遠遁”“甚恐”的“一鳴”之舉，就是自我炫耀、藉以嚇人。
《黔之驢》這篇寓言，筆法老到，造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動的形象；不僅給人們以思想上的啟示和教育，而且給人們以藝術上的享受和滿足。
《永某氏之鼠》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作的一篇寓言小品類的文章。
《永某氏之鼠》是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後，他因參加這一進步改革而被貶作永州司馬時寫的《三戒》中的一篇。其創作時間大致在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九月至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之間。
《永某氏之鼠》這篇文章把那些自以為“飽食而無禍”的人作老鼠， 深刻有力地諷刺了封建剝削階級醜惡的人情世態，諷刺了縱惡逞兇的官僚和猖獗一時的醜類，暗喻小人得志雖能囂張一時，卻不能長久，依仗權勢的小人會遭到徹底被消滅的下場。全文主旨突出，文筆精粹，敘事生動，形象鮮明。
《永某氏之鼠》這則寓言深刻有力地諷刺了縱惡逞兇的官僚和猖獗一時的醜類，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會醜惡的人情世態。文中所嘲諷的社會上“竊時以肆暴”這類人，他們抓住僥倖得到的機會肆意胡作非為，以為能夠“飽食無禍為可恆”，讓人深惡痛絕。此文的警示意義在於：依仗外力保護所獲得的安全和威福是不能持久的。
《永某氏之鼠》文中故事涉及三方：鼠、鼠的舊主人、鼠的新主人及其用以殺鼠的貓和僮僕。在這三方中，舊主人因其生年屬鼠而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這是導致群鼠猖狂肆虐的關鍵，也埋下了鼠被新主人殲滅的伏筆；鼠因有人保護，故有恃無恐，恣意妄為，不僅使得“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而且“竊齧鬥暴，其聲萬狀”，其行為其實已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這是導致其被新主人殲滅的關鍵；新主人與舊主人的態度截然相反，來居伊始，即“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從根本上杜絕了鼠患。假如當初舊主人不是如此縱容群鼠，而群鼠也不是如此肆無忌憚，則鼠的災難以及新主人的殺鼠手段也許不會如此之速、之猛；唯其兩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物極必反，禍不旋踵，作者在文末所發“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的感嘆，其意義也就來得格外深遠。
《永某氏之鼠》這篇寓言狀物摹形生動形象，情景如見。如寫在主人放縱下，群鼠猖獗之狀說：“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鬥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可謂淋漓盡致，窮形盡相。寓言寓意深厚，對諷喻之意不作詳盡展開，主要通過故事和形象本身體現出來，可讓人從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結尾說：“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畫龍點睛，可謂意味深長。
閱讀更多 落日蒼茫風才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