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
（柳宗元 公元805年----公元809年）
《三戒》之一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 ，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临江有个人，打猎时捉到一只麋鹿，把它带回家饲养。刚一进门，一群狗流着口水，都摇着尾巴来了，那个人非常愤怒，便恐吓那群狗。从此主人每天都抱着小鹿接近狗，让狗看熟了，使狗不伤害它。后来又逐渐让狗和小鹿在一起玩耍。时间长了，那些狗也都按照主人的意愿做了。麋鹿逐渐长大，忘记了自己是麋，以为狗真的是自己的朋友，时常和狗互相碰撞在地上打滚，越来越亲近。狗害怕主人，于是和鹿玩耍，和鹿十分友善，但时常地舔自己的嘴唇。多年之后，鹿走出家门，看见外面的很多狗在路上，跑过去想跟狗玩耍。这群野狗见了鹿既高兴又愤怒，一起把它吃掉，路上一片狼藉。麋鹿到死也没有明白过来。
《三戒》之二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黔地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驴，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运了一头去。驴运到后却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置在山脚下。老虎看到驴是个庞然大物，以为它是什么神物，躲藏在树林里偷偷看它，渐渐小心地出来接近它，惊恐疑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一天，驴叫了一声，老虎十分害怕，远远地逃走，认为驴要咬自己，非常害怕。但是来来回回地观察驴，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老虎渐渐地熟悉了驴的叫声，又前前后后地靠近它，但始终不与它搏斗。渐渐地靠近驴子，态度越来越轻侮，碰倚靠撞冒犯它。驴非常生气，用蹄子踢老虎。老虎于是很高兴，心里盘算这件事说：“驴的技艺仅仅只是这样罢了！”于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然后才离开。
唉！外形庞大好像有德行，声音洪亮好像有能耐，当初要是不使出它的那点本事，老虎即使凶猛，但由于多疑、畏惧，终究不敢吃掉它 。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可悲啊！
《三戒》之三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永州有一家的主人，特别畏惧犯忌日。他认为自己出生的那一年是子年，老鼠就是子年的神，因此非常爱护老鼠，家里不许养猫养狗，禁止仆人击打老鼠；家里的仓库、厨房，全让老鼠恣意横行，放任不管。
因此老鼠们就相互转告，都来到他家里，大吃大喝却没有任何灾祸。这个人家里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衣柜里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凡是吃喝的东西，大都是老鼠吃剩下的。大白天，老鼠成群结队和人在一起活动，到了夜晚，偷咬东西，打打闹闹，发出的声音千奇百怪，闹得人睡不成觉，而他始终不感到讨厌。
过了几年，这个人搬到别的州去了。后来搬进来另外一家人，但老鼠依旧闹得还像过去一样凶猛，认为这家人还跟以前的那家人一样。新搬来的人看见了说：“这些应该生活在阴暗地方的坏东西，偷窃打闹得尤其厉害，是怎样到达这样的地步呢？”便借来了五六只猫，关闭上大门，撤除瓦器用水浇灌老鼠洞，雇用仆人到处搜寻追捕，杀死的老鼠堆得跟山丘一样，老鼠的尸体被扔在偏僻的地方，臭味好几个月后才散去。
哎！你们认为这样吃饱喝足并且没有灾害的日子是可以永恒持久的吗！
柳宗元，生于公元773年（唐大历八年），卒于公元819年（唐元和十二年），字子厚，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东郡（河东柳氏与河东薛氏、河东裴氏并称“河东三著姓”），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祖上世代为官。柳宗元只有两个妹妹。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
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公元785年（贞元元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父亲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
公元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
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公元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
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
公元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公元805年（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此时，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包括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后，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联合反对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7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8月6日，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永贞革新失败后，9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后称“二王八司马”。到职后的柳宗元暂居在龙兴寺。经过半年，柳宗元的母亲因病去世。
公元815年，柳宗元离开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
（《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公元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诏书，要他立即回京。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长安。在长安，柳宗元没有受到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不同意重新启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达。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宪宗实行大赦，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岁。
公元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侯。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为六类。
（一）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
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二）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
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三）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
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四）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
典范之作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五）诗词骚赋：独具特色，代表作《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
《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
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渔翁》《溪居》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
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柳宗元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并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砷”。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
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于是，“自肆于山水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
柳宗元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 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辅时及物” 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的原则。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
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
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
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三戒》作品介绍
《临江之麋》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寓言小品类的文章。
《临江之麋》是《三戒》中的第一篇，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所写。作者对封建守旧势力及其爪牙深恶痛绝，采用寓言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
《临江之麋》这篇文章描写了临江之麋依仗主人的宠势而傲“内犬”，最终落得个被“外犬”“共杀食之”的悲惨结局，影射了那些无才无德、依势放纵、恃宠而骄的奴才，讽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讽刺了那些无自知之明，认敌为友，结果招致灭亡的人。文章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细致逼真，形象传神。
作者通过这则寓言尖锐地讽刺了那些倚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指出他们必败的命运，也讽刺了那些无自知之明、认敌为友、结果招致灭亡的人。
这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的主要特点有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
《临江之麋》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寓言小品。
《黔之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其创作时间大致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九月至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之间。
《黔之驴》这篇文章表明能力与形貌并不成正比，外强者往往中干；假如缺乏对付对手的本领，那就不要将自己的才技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以免自取其辱。寓言旨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影射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全文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之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之”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之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这样看来文章有文不对题的嫌疑，似乎题目叫“黔之虎”更好。
其实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毫无自知之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是他的写作动机。
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黔之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之，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之为“黔之虎”了。
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之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之”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之”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之举，就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
《黔之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
《永某氏之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寓言小品类的文章。
《永某氏之鼠》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其创作时间大致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九月至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之间。
《永某氏之鼠》这篇文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 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全文主旨突出，文笔精粹，叙事生动，形象鲜明。
《永某氏之鼠》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文中所嘲讽的社会上“窃时以肆暴”这类人，他们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此文的警示意义在于：依仗外力保护所获得的安全和威福是不能持久的。
《永某氏之鼠》文中故事涉及三方：鼠、鼠的旧主人、鼠的新主人及其用以杀鼠的猫和僮仆。在这三方中，旧主人因其生年属鼠而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这是导致群鼠猖狂肆虐的关键，也埋下了鼠被新主人歼灭的伏笔；鼠因有人保护，故有恃无恐，恣意妄为，不仅使得“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而且“窃啮斗暴，其声万状”，其行为其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导致其被新主人歼灭的关键；新主人与旧主人的态度截然相反，来居伊始，即“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从根本上杜绝了鼠患。假如当初旧主人不是如此纵容群鼠，而群鼠也不是如此肆无忌惮，则鼠的灾难以及新主人的杀鼠手段也许不会如此之速、之猛；唯其两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物极必反，祸不旋踵，作者在文末所发“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的感叹，其意义也就来得格外深远。
《永某氏之鼠》这篇寓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寓言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说：“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画龙点睛，可谓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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