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淵明生前以及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名氣大多源於他是個隱者而不是文學家。一方面，他留下的作品不多，僅一百多首詩歌和十來篇散文、辭賦；另一方面他的寫作風格與當時主流的華麗文風不同，未能引起文壇的注意。除去隱者身份，陶淵明的一生也並未建立顯赫的功業。可以說，他的一生經歷是很平凡的。
而作為一位隱者，陶淵明無疑是很合格的。要知道，當時士風是很浮誇的：不少士人嘴上說“慕高義”，行為卻是另外一回事。只有陶淵明非常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做官不用刻意避嫌，隱居也絕不高標自己。
陶淵明生前所處的時代從東晉末期一直到劉宋王朝初期，很明顯這一時期是亂世。東晉王朝本是由西晉王室後裔在南方建立起來的小朝廷，統治範圍僅限於江南的半壁河山，即“偏安江左”。統治階層大部分是由過江避難的中原名門望族與江南的土居氏族組成，他們之間存在著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所以一直相互排擠。可見，東晉王朝的根基本身就不牢固。再加上在高級統治階層中，王權、大士族之權、地方軍閥之權相互制約、矛盾重重。司馬道子、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奪位，以及後來終於奪取了晉政權的劉裕勢力的興起，東晉王朝幾乎沒怎麼安生過。
在這樣的亂世，道德是不值錢的，人人只想著自身的利益。文人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病態，卻也是在那個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常態，官場的黑暗可藉此想象一二。且不論那時士族門閥制度達到了頂峰，“舉賢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權貴”，貴族階級壟斷了高官要職，出身寒門的有志之士想要有出頭之日難於上青天。即便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曾立下顯赫軍功，但畢竟不是望族，在他死後沒有那些“盤根錯節”的關係庇佑後代，家道中落是很正常的。因此，少時有一番志向的陶淵明在那個時代根本沒有機會去實現。
作為“古今隱逸之宗”，陶淵明卻不是天生就是這麼平淡。且看“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少年時代的陶淵明，即便沒有什麼特別高興的事也會很開心。那時心有理想，想像大鵬一樣展翅高飛。出現這樣的詩句並非偶然，試看：“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十六），這裡的六經，指的是《詩經》《尚書》《禮記》《樂記》《周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儒家是要人出仕施展抱負的，可見陶淵明曾經有用世之心；再看：“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其八），年少時期的陶淵明，不僅學到了知識，亦具備非凡的膽識。——這就是陶淵明的真誠，他從不掩飾自己的初心。即便到晚年，他依然有“猛志固常在”之類的作品。他理想中的社會是這樣的——“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桃花源詩》），但這樣的理想只能是空想。現實卻給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他曾經糾結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從五次反覆出仕、辭官中可見一斑。在他出仕的歲月裡，一共做了5次官。除了第一次做江州祭酒的時間不可考，且看一組簡單的數據：（第二次）加入桓玄的幕僚，歷時3年；（第三次）做劉裕的鎮軍參軍，歷時1年；（第四次）做建威參軍，時長5個月；（第五次）做彭澤縣令，時長不到3個月。我們可以看到，陶淵明做官在任的時間越來越短，也許是他的思想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第一次辭官是因為“不堪吏職”，官場的繁瑣讓陶淵明無所適從；第二次遠離桓玄是因為母親仙逝，此後桓玄叛亂，如若不是奔喪，陶淵明面臨的不僅是失節的危險，更有性命之憂，“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也許在當時陶淵明就為自己的後半生畫好了藍圖；第三次在劉裕手下做鎮軍參軍，最終發現劉裕的手段不過是要鞏固自己的權利；緊接著改成做建威參軍，不久辭官是為遠離政治漩渦；最後一次辭官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並且寫下《歸去來兮辭》徹底與官場決裂。此後至死，陶淵明再也沒有踏進官場一步。
反反覆覆出仕、歸隱固然有他的猶豫，但是他的真誠是貫穿始終的。做官的陶淵明，是很真誠的：
他的真誠在於，他從不避諱自己想要出去做官。雖然每次做官的時間都不算長，但也都是“師出有因”。29歲第一次去做江州祭酒，為的是奉養老母親；最後一次做彭澤縣令，為的是能夠養活幼兒小女。“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他可以很坦然地說出出去做官就是為了拿俸祿填飽肚子。中間三次是為了施展自己的抱負，無奈即便換了掌權者，官場本質依舊，陶淵明只能失望離開。
他的真誠還在於，做官時在其位一定要謀其職。做劉裕的參軍時，他曾經提出了很多建議：嚴明吏治、懲處貪汙、清查戶籍、改革稅制、禁止豪強霸佔山林、取消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的賦稅和勞役等等。劉裕聽了只是點頭，就是不採納實行，他心中想的不是為蒼生謀福利，而只想牢固自己手中的權利。太多太多次了，他的治世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此真誠的陶淵明，官場於他，無異於是一個沉重的枷鎖。看透了這一點，陶淵明對官場再無留戀。
他的心中另有一番風景——“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異鄉的風景早已看膩，如果不能像鳥兒、魚兒那樣自由，那麼，他寧願回到茅草屋。
即便不做官，陶淵明依然真誠。這是他的天性，“
穎脫不群，任真自得”蕭統在為其做傳時就已經明白了這一點。他的真誠在於，如果要隱逸，並不一定要去荒無人煙的深山老林。於是乎，陶淵明走進了田園，和農夫們共享田園風光。只有親自躬耕的人知道，田園生活並不總是非常詩意的，田園生活其實很苦：首先，萬事開頭難，當他扛起鋤頭時，首先要開荒——“開荒南野際”，長年出仕在外，家中雖有僮僕幫忙，但無主要勞動力，田地早已荒蕪，《歸去來兮辭》“田園將蕪胡不歸”也表明了這一點。其次，在當時沒有大機器的情況下，種田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其三）表明作為一個讀書人，陶淵明種田是非常吃力的——早出晚歸，還是免不了豆苗沒有雜草長得旺。最後，以當時的生產力，種地養活一家老小顯然是有難度的。“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收穫之秋還沒到來，夏天就已經在忍飢挨餓，到了冬天棉被也不暖和。即便生活如此艱難，晚年受徵聘時陶淵明還是拒絕了。
陶淵明的真誠也在於敢於提出和主流不符的思想。 在勞動過程中，陶淵明想明白了很多事。他認為一個國家要想讓人民安居樂業應該重視農業，可是當時的士大夫是看不起所有的勞動者的，包括農民。所以，陶淵明寫下了《勸農》詩：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從上古以來，農耕自足一直是很樸素的傳統，並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贊德美。”孔子瞧不起向他討教農事的樊須，董仲舒一生都沒有踏入過田間，但那是聖人的作為，如果不能超脫世俗外，那麼還是應該對於農耕有恭敬之心的。
陶淵明的真誠還在於對“善意的提醒”會委婉拒絕。鄰居田父深感陶淵明種田太可惜，說“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人人都在汙泥中，先生怎麼就不能和他們一樣呢？對此，陶淵明回答說：“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您說得有道理，但是我的心意已決，不說這些了，先痛快喝酒吧。
劉宋元嘉三年遇到一場天災，陶淵明病臥床榻，捱餓多日。江州刺史檀道濟帶著酒肉前去探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此情此景，檀道濟忍不住勸他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淵明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要知道，出去做官的話，不論官位大小，總會比平頭百姓生活得好一些，但是陶淵明還是拒絕了。新的劉宋王朝雖然看似穩定了，但官場依然兇險。檀道濟最終因為戰功顯赫被新主忌憚而處死，他以為的“文明之世”最終將他反噬。不過，檀道濟遭受橫禍是在陶淵明死後的事了，陶淵明是斷然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只是，陶淵明明白，在亂世無論怎樣都不會有很好的結局，那麼他寧願選擇在田間孤老。說他任性也好，糾結也罷，他只是想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當他的思想終於成熟以後，便一往無前地奔向田園，在田園裡，他愛酒愛菊又愛閒，無比的真誠——“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頭號粉絲蘇東坡如是說。
唐宋以後，特別是到了蘇東坡，文人們逐漸發現了陶淵明這個“寶藏詩人”。後來又很多人像蘇東坡那樣“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模仿出了很多《和陶詩》，只是，陶淵明寫詩的時候很純粹，就像彈奏無絃琴一樣，只是為了自娛。他們沒有陶淵明的那份真誠，因此多寫不出像陶詩的那種韻味。
真誠如陶淵明，斷然沒有想到自己身後會這麼火。我想，如果今天陶淵明還有他的意義，那麼也許可以是：如果不能改變這個世界，那就努力一把，不讓這個世界改變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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