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千年的司法傳統中，根本就沒有“犯罪嫌疑人”這樣文鄒鄒、軟綿綿的稱呼，凡是被抓到公堂之上的，無論是官還是民都是“有罪之人”，等待自己的是“縣太爺”一拍驚堂木，大喝一聲：“從事招來”，如若不招，“大刑伺候”。
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地變成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這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疑罪從有。
然而在西方，從18世紀開始，普遍確立了一種司法觀念和司法規則，叫：“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警方如果懷疑一個人犯了罪，必須向法院提交有關這個人犯罪的證據，證明這個人“罪在哪裡？”“罪是什麼？”，並且這些證據必須排除‘任何合理的懷疑’，達到‘無可置疑’的地步，否則，‘對不起，無罪釋放’。
這就是：無罪推定，疑罪從無。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也在社會日益發展的過程中，徹底擯棄了存在於司法傳統中的‘有罪推定’和‘疑罪從有’。
這並不標誌著‘崇洋媚外’，而是拋棄了根植於封建社會的司法觀念，吸收和學習優秀司法文明的結果。
1998年，我國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這個公約中，有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不得強迫人們自證其罪”， 這個觀念其實很簡單——人人都有保護自己的心理趨勢，即便自己犯了罪，也會不自覺地隱瞞或者抗拒不說——這是人類自保的天性，司法應當尊重這種天賦的人權。
這就是‘沉默權’的天然來源，隨著社會進步，相信‘沉默權’終將賦予處於刑事訴訟中絕對弱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許多人說，沉默權會給警察、檢察等偵查機關帶來破案的難度，也會放縱犯罪，這種情形下被害人的權利如何保護？正義如何伸張？
這是司法正義（疑罪從無）和社會正義（懲治罪犯）的矛盾，如何找到平衡點，才是當今社會的課題。
但是，罪犯有罪，必須由法律制裁。如果一個罪犯的權利可以被執法者隨意剝奪、肆意蹂躪，那麼，又有誰能保證其他公民不會有這樣可怕的一天？千萬不要僥倖，也許有一天“你”就會面臨這樣的處境。
今天，“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標語已經從看守所等場所消失，換成“嚴格執法、依法辦案”之類的標語。”監舍裡則張貼著“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書”。這無疑是我國社會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一大進步。
“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作為執法官員，我的基本職責是服務社區，保衛生命與財產，保護無辜者不受欺詐，弱者不受壓迫與恫嚇……我要尊重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平等與正義的各項權利，我絕不濫用職權，絕不讓個人感情、偏見、政治信仰、慾望、仇恨或友誼來支配我的決定。我絕不過度使用武力，我以警徽作為公眾信任的憑據。我在職一日，絕不辜負公眾的信任……”
這是美國警察的職業道德準則。
不值得學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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