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司法传统中，根本就没有“犯罪嫌疑人”这样文邹邹、软绵绵的称呼，凡是被抓到公堂之上的，无论是官还是民都是“有罪之人”，等待自己的是“县太爷”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从事招来”，如若不招，“大刑伺候”。
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变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疑罪从有。
然而在西方，从18世纪开始，普遍确立了一种司法观念和司法规则，叫：“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警方如果怀疑一个人犯了罪，必须向法院提交有关这个人犯罪的证据，证明这个人“罪在哪里？”“罪是什么？”，并且这些证据必须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达到‘无可置疑’的地步，否则，‘对不起，无罪释放’。
这就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在社会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彻底摈弃了存在于司法传统中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
这并不标志着‘崇洋媚外’，而是抛弃了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司法观念，吸收和学习优秀司法文明的结果。
1998年，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这个公约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 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罪，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这就是‘沉默权’的天然来源，随着社会进步，相信‘沉默权’终将赋予处于刑事诉讼中绝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许多人说，沉默权会给警察、检察等侦查机关带来破案的难度，也会放纵犯罪，这种情形下被害人的权利如何保护？正义如何伸张？
这是司法正义（疑罪从无）和社会正义（惩治罪犯）的矛盾，如何找到平衡点，才是当今社会的课题。
但是，罪犯有罪，必须由法律制裁。如果一个罪犯的权利可以被执法者随意剥夺、肆意蹂躏，那么，又有谁能保证其他公民不会有这样可怕的一天？千万不要侥幸，也许有一天“你”就会面临这样的处境。
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已经从看守所等场所消失，换成“严格执法、依法办案”之类的标语。”监舍里则张贴着“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这无疑是我国社会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
“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作为执法官员，我的基本职责是服务社区，保卫生命与财产，保护无辜者不受欺诈，弱者不受压迫与恫吓……我要尊重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各项权利，我绝不滥用职权，绝不让个人感情、偏见、政治信仰、欲望、仇恨或友谊来支配我的决定。我绝不过度使用武力，我以警徽作为公众信任的凭据。我在职一日，绝不辜负公众的信任……”
这是美国警察的职业道德准则。
不值得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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