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本來一次很普通的“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卻引發了朝堂之上的軒然大波。之後擴展到整個廟堂四十年的權力鬥爭，都能從此事找到源頭。
引發日後長期鬥爭的是三個年輕的舉子，他們的名字分別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這一年，牛僧孺二十九歲，擔任伊闕縣尉；皇甫湜三十一歲，任陸渾縣尉；最年輕的李宗閔此時剛剛二十一歲，是陝西華州的參軍。另外，牛僧孺和李宗閔是永貞元年（805）的同科進士，皇甫湜稍稍晚一些，也在元和元年（806）考取了進士的功名。無論從文采還是官運上來說，他們都可稱得上“年輕有為”。三個人雖然年齡不同、出身不同，但是一場考試卻把他們的命運緊緊聯繫到了一起。
唐朝的考試分兩種，一種是常科，另一種是制科。常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文學素養，制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政治素養。相較而言，制科的含金量比較高一點。因為制科通常都是皇帝親自出題，主考官判卷之後，還要皇帝親自過目，應答精彩的人往往能得到吏部官員的關注，甚至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牛僧孺等人參加的是一場名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考。這一考試最初是漢文帝劉恆發起的，他的目的是希望朝臣們“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後來的帝王們都覺得這種考核很實用，就一直沿用了下來。顧名思義，這種考試就是鼓勵考生切陳時弊，言辭激烈一點也無可厚非。有些考生為了引起主考官的注意，往往故意危言聳聽，言前人之所未言。
可能是因為職業的關係，身為縣尉的牛僧孺、皇甫湜和身為參軍的李宗閔對社會不良現象的認識很深刻，他們寫起針砭時弊的文章來得心應手。
晚唐政治缺少亮點，毛病一大堆。什麼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民生凋敝等隨便拿出一條來展開鋪陳，就是一篇不錯的“時文”。同時期的大文豪白居易不就善於寫“諷喻詩”嗎？“心憂炭賤願天寒”“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等名句都流傳千年而不衰。可見，深入思考問題是唐朝士子的普遍行為，只不過大家拘於眼力、才力的限制，水平有高低之分罷了。
三人當中，年長的皇甫湜師從大文學家韓愈，性格孤傲、偏狹。他有沒有繼承乃師的文學才華先不說，但韓愈年輕時恃才傲物的作風倒是被他學了個淋漓盡致。這樣一個有點才氣又非常孤標傲世的人，會經常在自己的詩賦當中寫一些驚人之語。現在倒好，朝廷不但給了他一個直接向皇上提意見的機會，還公開支持他暢所欲言，“能言直諫”。如果“能言直諫”能使皇帝信服，還有可能被授予官職，豈不是天大的好事？
官場選拔人才的制考，可是關係到舉子們仕途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制考，所有應試者都鉚足了勁，希望自己的試卷能夠得到主考官的青睞。有了官運降臨的誘惑，像皇甫湜這種脾性的人到了制科考場上，還不運筆如風，把胸中積攢多年的不平之氣全都發洩出來？
皇甫湜的策文緊緊抓住宦官亂政這一點，攻擊這些“閹人”的驕奢淫逸、無法無天。牛僧孺和李宗閔兩個人則重點指責某些當權者不作為，熾於武功、疏於文治等。三個人的文章寫得都不錯，言切詞直、匡正時弊，得到了主考官的認可。
兩位主考官分別是楊於陵和韋貫之，他們一個是吏部侍郎，一個是吏部員外郎，這樣的身份擔任考官顯然是勝任的。吏部是負責官員考核、升遷的部門，由他們的部門長官來評判文章的優劣、決定人才的去留，順理成章。楊於陵和韋貫之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兩位大人很敬業，認為既然皇帝想要中興，想改變社會現狀，那就得聽真話、聽實話。他們篩選出牛僧孺等人的文章為一等文，就是為了上呈御覽，幫助皇帝瞭解自己手裡“千瘡百孔”的國家。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會因為幫助皇帝選拔人才而倒黴。
與他們一樣倒黴的還有兩位翰林學士——裴垍和王涯。裴大人和王大人在這次策試中扮演的是複試官的角色。中國人都知道的大詩人李白也曾做過翰林學士，但他是唐玄宗時代的翰林學士，沒有掌握實權，主要做的還是幫皇帝起草詔書等文案性質的工作。到了晚唐，隨著宦官的權柄越來越大，想要有所作為的皇帝就開始注意培養自己的勢力，翰林學士就是皇帝的智囊團，是下一任宰相的候選人，這群人在皇帝面前的話很有分量。
本次策試，裴垍和王涯的主要工作就是複審主考官推選出來的佳作，做最後的評定。他們兩個也是實在人，一來相信楊於陵和韋貫之的人品和能力，二來也認為牛僧孺等考生的文章寫得不錯，就維持原來的考核成績，直接讓唐憲宗李純過目了。
李純是唐晚期幾個皇帝中比較有作為的一個，年號元和，歷史上把他執政的十六年稱為“元和中興”。李純在位期間，對收復祖宗失地這件事情很上心，任用了一些有才幹的大臣持續削藩，重振了皇權的威嚴。雖然是曇花一現，但也足夠讓時人大呼“皇上英明”了！
唐憲宗是唐順宗李誦的長子，十一歲的時候，就被皇祖父德宗皇帝冊封為廣陵郡王。李純在郡王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七年。李純二十八歲的時候，他那做了二十六年太子的父親才登基，照這樣下去，李純和身邊的人都憂慮起來，這得等多久他才能成為國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呢？於是他用了一點不太光彩的手段，和太監們一起“請”父親去當了太上皇，自己做了皇帝。
關於李純“竊國”之事，正史之中語焉不詳，不過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跡露出來，供人遐想。永貞元年（805）四月，李純被立為太子；七月，太子李純取得監國之權；八月，順宗傳位給李純，自己做了太上皇。短短四個月的時間，李純由一個郡王升級到君王，其間發生的故事的確令人生疑。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順宗因為不甘心受制於官宦，登基之後準備革除宦官專政的弊端。這個主意被大宦官俱文珍知曉，提前開始謀劃除掉順宗之事。俱文珍察覺太子李純想要早日登基的心理，就聯合李純一起逼迫順宗退位。這樣，登基才七個月的順宗被迫起草詔書，將皇位內禪給自己的長子李純。交出皇位之後的順宗用處不大，第二年正月就“病”死了。
元和三年的策試案發生的時候，李純已經登基三年了。在這三年中，他積極鞏固自己的地位，以消除他逼父親讓位的影響。從年輕人中提拔人才，組建班底，就是李純施展自己政治抱負的重要手段。所以他對“賢良方正科”的考試特別重視，還特意把自己很頭疼的宦官干政、藩鎮割據等問題拿了出來，想看看有沒有人能提出獨樹一幟的見解。當楊於陵和韋貫之把牛僧孺等人的考卷呈上來的時候，李純眼前一亮。他看到這三篇文章對社會問題認識得如此深刻，十分嘉許，立刻表示要擢升這幾人。
皇上一高興不要緊，下面的人可麻煩了，一連串參與此次策試的人都要面臨仕途上的挫折。按照常理來看，皇權為大的社會，皇帝想做什麼事情一般不會遇到什麼阻礙，可是很多事情並不是這樣想當然的。晚唐是一段很特殊的時期。這段時間，皇帝的廢立是由大宦官們決定的，皇帝們連自己的命運都決定不了，遑論別人的命運了。尤其是李純要擢升的這幾個考生當中，那個叫皇甫湜的人公開指責宦官專權，這不是捅了馬蜂窩嗎？
要知道，晚唐時期官宦的勢力已經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程度，就連皇帝的廢立都掌握在他們手中。宦官集團想要毀滅一個士子，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牛僧孺和李宗閔對這一點的認識就很清醒，他們也想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但都能剋制住自己，不去得罪宦官。但皇甫湜沒看清這一點，直接揭了宦官們的傷疤。
果不其然，得罪了權貴的牛僧孺和李宗閔落了個原地踏步的下場，而得罪了宦官的皇甫湜卻基本上斷絕了在仕途繼續往下走的可能。更加嚴重的是因為皇甫湜的關係，兩位主考官和兩位複審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貶謫。
宰相肚裡能撐船？
憲宗皇帝和幾位文臣的做法得罪了宦官不假，但是宦官勢力再大，畢竟上不了檯面，表面上的事情還是宰相說了算。當時的宰相是誰呢？是趙郡李氏的李吉甫。為什麼強調李吉甫是“趙郡李氏”，這幾個字有點來頭。
從兩晉到隋唐，是非常講究門閥的。那些有傳承、有勢力的門閥大族往往底蘊深厚，連皇族都不能與之比肩。比如東晉的王謝兩家就是世代簪纓，任憑改朝換代，他們都巋然不動，穩穩佔據士族圈子。
儘管唐朝自開國以來，幾位君王一直在想方設法打壓門閥勢力，提拔新興貴族，但那些世家大族並沒有被雨打風吹去，依然堅挺。在大唐，有一種“五姓七望”的說法，即五種姓氏、七處望郡，這些家族都是當朝最負盛名、最有實力的所在。
“崔、盧、李、鄭、王”是為“五姓”，但不是所有姓崔、姓李的人都是名門望族。有了高貴的姓氏，還得出身望郡，才算得上貨真價實的貴族。當時的人提到盧氏說的必定是范陽盧氏，其他地域的都不算；鄭氏也單指滎陽鄭氏；天下姓王的人何其多，但只有太原王氏才是正宗；崔氏家族就分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兩支；李氏家族除了出身皇族的隴西李氏之外，剩下的一支就是傳統的趙郡李氏。
李吉甫是趙郡李氏的嫡系子弟，其父李棲筠是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的高官，名望顯著。李吉甫步入政壇也是借了家族的餘蔭，在德宗一朝擔任太常博士一職。
李吉甫這個人出身好，又很有能力，所以升官的速度很快。到了唐憲宗元和二年，他經過多年的政治積累，已經成為當朝宰相。李吉甫的政治立場很明確，希望在有生之年將威脅唐王朝命運的兩大毒瘤——專權的宦官和割據的藩鎮一一治理。出身世家的李吉甫一直在有策略、有步驟地向著自己的理想邁步。在朝堂之上，他堅決主張削藩，加強中央集權，贏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同。對於近在咫尺的龐大的宦官勢力，他卻按兵不動。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實力還不能和宦官集團抗衡，那就先忍著，什麼時候力量足夠強大了，再學習東漢的士大夫們，對驕奢的宦官們來一場徹底的大清洗。
這麼一個有遠大理想和抱負的人，肯定是極為自信的人。可是一個人一旦身居高位，缺少強有力的約束，自信很容易膨脹為自負或者變得剛愎自用。元和三年的幾位考生為了脫穎而出，絞盡腦汁地列舉朝廷的過失，讓李吉甫這位當朝宰相十分不滿。
這幾個考生列舉的宦官專權、民生凋敝、當權者熾於武功等過失不就等於在說他這個宰相當得不稱職嗎？李吉甫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質疑自己的執政水平，所以對牛僧孺這幾個考生的文章和為人都極為不滿。
不過，還沒等他有所表示，皇上就下令給這幾個“口出狂言”的書生升官了。打臉，赤裸裸的打臉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宰相雖然位高權重，但也不能隨意否定皇帝的旨意，為此，李吉甫想到了“以情動人”“以理服人”的雙管齊下的妙招。
他先查詢了幾位考生的資料，發現牛僧孺和皇甫湜都是河南的縣尉級小官，李宗閔也不過是陝西的一個小參謀官，三個人的官職都不值一提。再看看他們的出身，也算不上什麼大富大貴。牛僧孺的祖上有一個叫牛弘的曾經做過隋朝的大官，可是兩人相隔二百多年，即便有餘蔭也蔭庇不到他這一輩了。李宗閔倒是唐朝宗室，是唐高祖第十三子鄭王李元懿的後代。不過，他的祖爺爺李元懿活著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影響力，更何況死了一百多年之後。再看看皇甫湜，李吉甫樂了。這小子的直系親屬沒什麼可敬畏的，但他的舅舅竟然是複試官王涯。這下好了，身為考生的親屬，王涯竟然不主動避嫌，還親自把外甥的文章列為一等，這是“舉賢不避親”還是故意授人以柄呢？
有了這個發現，李吉甫的底氣更足了。他要上朝“告御狀”，懇請皇帝收回成命。於是有了這樣一幕：皇宮的大殿上，五十歲的宰相李吉甫跪在三十歲的皇帝李純面前，聲淚俱下，請皇帝收回成命。他的大意是：王涯不厚道，明明和考生皇甫湜有親戚關係，為什麼不主動避嫌呢？裴垍是王涯的同事，說不定私下裡也得到了王涯的暗示，照顧一下他的外甥。既然這兩個複試官都有問題，那麼此次策試的成績就應該作廢！
雖然他只是哭訴，並沒有進一步的動作，但憲宗卻看出眼前的李吉甫大有“你要是不答應，我就長跪不起”的架勢。
如果只有李吉甫方面不滿意策試結果，也還好說。可皇甫湜的策文直指中宮，痛批太監干政，這讓那些掌握大權的宦官們情何以堪。眼下他們還沒有發力，就等著看李吉甫打頭陣呢。李吉甫這一仗若是贏了，天下太平；若是輸了，沒準就是一場新的宮廷政變。到時候不但這些舉子們的官職不保，李純這個皇帝能不能繼續當下去都是個未知數。
要說這晚唐的帝王們確實悲催，誰登基、誰退位都在大宦官的一念之間。李純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父親是被他和宦官們聯手趕下臺的，他晚年也是因為毆打太監引起這些宦官的不滿，被一個叫陳弘志的大太監殺死的。皇帝們好不容易有點理政的心思，還得顧及老臣們的顏面，因為朝堂之上手握重權的人都是祖輩留下來的老人，不能不給也不敢不給他們面子。後宮的大宦官和廟堂的權臣兩邊都得罪不起，皇帝除了鬱悶還是鬱悶。
“罷罷罷，這一次就依你便是，等我將來坐穩了屁股底下的龍椅，再騰出手來一個一個收拾你們。”想通了這一點，皇帝李純做出了讓步。他給李吉甫面子，命中書省不必下發擢升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人的任命。
既然皇帝都做出讓步了，李吉甫知道繼續鬧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打算收手。可他沒有想到，這場政治鬥爭才剛剛開始。一直隱藏在幕後的大宦官們也在積蓄力量，伺機收拾一些“不聽話”的朝臣。宦官無黨，他們自成一派，誰對他們有利，就支持誰；誰妨礙了他們的利益，就收拾誰。
元和三年的四月份，一個本應該生機勃勃的初夏時節對於唐王朝的文官集團來說，卻是一個黑色的四月。先是皇上親自下令免除了裴垍和王涯翰林學士的職務，將裴垍降級為戶部侍郎；王涯則去就任都官員外郎。可憐的王涯，都官員外郎的業務還沒熟悉呢，又有一紙調令下來，讓他去當虢州司馬，也就是去今天河南省靈寶市（縣級市）做一名掌管軍政的副官。
複審考官都被貶了，初審的主考官楊於陵和韋貫之也不能倖免。他們兩個也都受到牽連，出京到地方上任職去了。在唐朝，京城官員的地位一向高於地方官，所以原本地位很優渥的兩位吏部高官出京外放，心裡很不平衡。韋貫之先被“發配”到了西南做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貶到更偏遠一點的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做刺史。楊於陵更慘，被打發到嶺南，做嶺南節度使（轄區為今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南省，治所在廣州）去了。在古代，嶺南是蠻荒之地，往往是極不招皇帝待見的人才會被髮配到嶺南。北宋的大文豪蘇東坡不就是被一貶再貶，最後終老在海南島了嗎？
“黑色四月”的戰鬥是宰相李吉甫挑起的，他的初衷不過是不滿幾個後生質疑自己的執政水準，想給他們一個教訓。可想不到事情的發展脫離了自己的控制，被宦官們利用，成為打擊文官的一個好機會。李吉甫暗自後悔，但在既成事實面前也沒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恪盡職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做點實事，避免成為下一次參加“賢良方正科”的考生們攻擊的對象。
牛僧孺等考生雖然沒有被貶官，但因為這件事也沒能高升，只能繼續在各自的縣衙中混日子，然後等待遙遙無期的升遷。因為李吉甫從中作梗，阻撓了他們的仕途，所以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人默默在心中記恨這個共同的仇人。他們蟄伏的時間越長，對李吉甫的仇恨就越深。有些事情會隨著歲月的流逝慢慢淡化，但是仇恨、怨氣卻會慢慢地積累、發酵，待時機成熟時，引發一場始料未及的風暴。
元和九年（814），李吉甫沒有等到當年那幾位考生的報復就去世了。可他還有一個叫李德裕的兒子馬上就要步入政治圈，迎接那些以父親為仇敵的同僚們的挑戰。晚唐著名的“牛李之爭”即將拉開大幕。
“行卷”惹的禍
長慶元年（821），距離元和三年的策試案已經過去十三年了。這十三年的時間足夠發生很多事情。對於唐王朝來說，影響比較大的幾件事分別是：唐憲宗李純去世了；穆宗李恆繼位了；李吉甫去世很多年了；他的兒子李德裕來到翰林院就職了；牛僧孺、李宗閔等昔日的青年才俊也已經步入中年，相繼入朝為官了。
穆宗李恆繼位，改元長慶。同樣是人間四月天，一個本該詩意盎然的春末夏初時節又被一場科考案衝擊得七零八落，風景不再怡人。科考案的始作俑者本來是兩位主考官楊汝士、錢徽和對錄取結果不滿的宰相段文昌以及前刑部侍郎楊憑、翰林學士李紳等人，可是因為李德裕和李宗閔兩人站在不同的陣營，便抓住這件事做文章，於是一場科考案就逐漸演變為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
從這件事開始，以李德裕為核心的陣營和以李宗閔為核心的陣營之間展開了近四十年的鬥爭。這場曠日持久的“牛李之爭”影響了整個晚唐的政治格局（將這場爭鬥稱為“牛李之爭”的原因見後文）。凡是朝堂之上的臣子，不論官職大小，幾乎全都捲入了這場鬥爭，非“李”即“牛”。
既然這場科考案帶來了如此巨大的影響，那我們就一起回顧一下發生在一千二百年前大唐王朝的那場“國考”吧。在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的唐朝，考得好的人有可能平步青雲，直接從一介布衣踏入高官顯貴的行列，所以三年一度的考試牽動著全國士子的心。
長慶元年（821）的科舉考試開始之前，與往年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出身寒門、沒有門路的讀書人只能老老實實地埋頭讀書，夢想著金榜題名、一飛沖天的時刻；出身高貴、家世顯赫的讀書人則聯繫家族中身在官場的叔叔伯伯們，希望長輩們幫助自己在主考官面前多多美言。其實，出身好的這些考生們都多慮了，即使他們不去活動，家族的長輩們也不會幹等著考官的評判。一個家族能否長盛不衰，需要中堅力量，同樣需要新鮮血液的補充，給家族的年輕人們一個進入官場的機會也等於在幫助家族爭取更多的政治等碼。
唐朝風氣開放，就連科舉考試的程序也不像後世的宋、明兩朝那樣嚴苛。唐代取士，考試成績只佔一部分，名人推薦也能算數。當時由禮部主持的考試也不實行糊名制，主考官閱卷的時候還可以參考舉子平時的作品和才譽決定考生的去留。政壇上、文壇上有影響力的人都可以向主考官舉薦人才，這種行為在當時很流行，沒有人站出來指責這種做法的弊端。
唐朝的考生會在考試之前向有名望的人投遞自己的得意之作，期待他們向主考官推薦自己，這種行為叫“行卷”。大詩人王維二十歲時進京趕考，就曾向岐王“行卷”。岐王很欣賞王維的才華，可不能保證王維能當上狀元，便把他引薦給了唐玄宗的親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也很喜歡王維的詩作，當即把主考官召來，告訴他幫他物色了一個狀元郎。正式考試還沒開始，狀元就內定了，可見在唐朝，考生之間比拼的不僅僅是臨場發揮。
前刑部侍郎楊憑就很淡定，他相信兒子楊渾之必能金榜得中，光耀門楣。楊憑的自信不是來源於兒子的實力，而是他相信當朝宰相段文昌的影響力。早在考試之前，楊憑得知宰相段文昌喜好書畫，就把家中收藏多年的書畫珍品盡數獻給了段文昌，以換取兒子的進士身份。段文昌拿著王羲之、鍾繇等人的真跡心情大好，告訴楊憑把心放到肚子裡，這個忙他一定幫。後來段文昌果然多次寫信給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錢徽，授意他錄取楊渾之。看到錢徽沒什麼反應，段文昌還親自去錢徽府中拜訪，希望能敲定一個進士名額。
與楊憑一樣不惜血本的人不在少數。朝廷中每一個自認為能和主考官說得上話的人都有三兩故舊之子需要照顧，他們也在四處活動，為自己的子侄能被錄取不斷地叩響主考官楊汝士和錢徽家的後門。翰林學士李紳也很熱衷這種“社會活動”，他親自登門拜訪了主考官錢徽，希望錢徽能錄取他的弟子周漢賓。錢徽很謹慎，同樣沒有給他什麼承諾。不過在李紳眼中，自己和錢徽同朝為官，而且都是皇帝身邊的近臣，這個面子他一定會給的。
等到發榜的時候，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原本高高興興等著報喜的楊憑、李紳等人等來了一盆冷水，他們的囑咐全然沒有進入主考官的耳朵，楊渾之和周漢賓兩個人都榜上無名。但這時候面子上最掛不住的不是楊憑，而是段文昌和李紳。
段文昌是當朝宰相，出身名門。他的高祖段志玄是大唐開國功臣，凌煙閣上有他曾祖父的畫像，女皇武則天的侄孫武元衡則是他的岳父大人。段文昌自己也頗有能力，在穆宗一朝位高權重，很有影響力。當初他接受楊憑送來的字畫也是出於對字畫本身的喜愛，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有了“受賄”的嫌疑。在考試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向主考官錢徽提過楊渾之這個名字，沒想到這個錢徽這麼不給面子。
李紳也不是好惹的主兒。他是元和元年的進士，先在國子監當助教，後來做了管理皇家圖書館的校書郎，並與白居易、元稹等文壇名人一起倡導“新樂府運動”，算是晚唐文化圈裡的“大腕兒”。所以說，如果李紳站出來質疑本次科考的公平性，相當於業內人士“打假”，相當博人眼球。
段文昌命人抄來一份錄取者的名單，從中發現了一些“黑幕”。原來，高中者當中並非沒有當朝官員的親屬，而且有不少呢。諫議大夫鄭覃的弟弟鄭朗、河東節度使裴度的兒子裴撰、中書舍人李宗閔的女婿蘇巢，都被錄取了。更讓段文昌火冒三丈的是主考官楊汝士的親弟弟楊殷士也榜上有名。還沒有展開調查，段文昌就斷定其中必有黑幕。他原本以為錢徽這個人脾氣耿直，不肯徇私，現在看來不是這麼回事，難道楊憑的兒子和李紳的弟子真的比不上鄭覃的弟弟、李宗閔的女婿嗎？這些年輕人都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素質相近，為什麼自己推薦的人一個都沒有被錄取呢？
當朝宰相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段文昌很快就向唐穆宗李恆進言，反映這次由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他的奏本大意如下：今年大考，錄取的進士都是貴族子弟，這些人根本沒有真才實學，都是靠打通關節才被錄用的，請皇上明察。
這一年正月憲宗剛剛駕崩，李恆以太子身份繼位，親政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他本來對朝政就沒多大興趣，脫下喪服之後馬上就投入到聲色犬馬的遊樂當中。現在宰相段文昌來找他評理，他有點猶豫，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畢竟段文昌呈給他的是一份“科場舞弊案”，涉及很多重臣，處理不好有可能引發朝臣之間互相攻擊。李恆考慮了一會兒，覺得很麻煩，就把翰林院的幾個“高參”召到宮中。
李紳、李德裕、元稹等人時任翰林學士，三人既是同事，又是詩友，關係很好。李紳就是寫“鋤禾日當午”的那位；元稹是寫“曾經滄海難為水”的那位；李德裕的政治才華掩蓋了他的文學才華，但他同樣是一位詩文發燒友。李恆對元稹很有好感，他身邊的宮女想博得君王關注，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背誦元詩。現在李恆把三位翰林學士叫到跟前，就是為了徵求意見，問他們段文昌提到的科場舞弊一事該如何處置。
這下可問“對”人了。李紳就不用說了，他推薦的周漢賓沒有被錄取，正想找個機會發作呢。現在皇帝問他怎麼處理兩位主考官和已經錄取的考生，他當然不會說什麼好話。李德裕和元稹與考場案本無關係，他們也沒有族人、門人需要照顧，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和一個共同的敵人——朋友是李紳，敵人是李宗閔。現在李宗閔的女婿蘇巢高中了，這就是把柄！
李德裕是前朝宰相李吉甫的兒子，而李吉甫當年曾阻擋過李宗閔的仕途，所以李宗閔回到京城當官之後，經常寫一些策文影射李吉甫，這讓李德裕忍無可忍。至於元稹，他和李宗閔早年關係還挺好，後來因為爭奪功名，產生了矛盾，對李宗閔十分痛恨。現在皇上讓他們拿主意，他們三個根本就不用商量，一致認同“段文昌所奏極是”。
李恆只好下令重新複試。複試的主考官是白居易和王起。兩個人謝絕一切“行卷”，比較公正地主持了複試。結果裴度的兒子再次被錄取，鄭覃的弟弟、李宗閔的女婿、楊汝士的弟弟等人則名落孫山。這下，段文昌可以名正言順地處置錢徽等人了。在李德裕等人的協助之下，李宗閔從國家政務中樞的中書舍人被貶到劍南（今四川省劍閣縣）做節度使去了。楊汝士本來官職並不高，但他是皇帝身邊的人，專門對皇帝進行規諫和舉薦人才，他從京官被貶為重慶市開江縣令，品級上變化不大，實際待遇卻差了很多。錢徽更慘，直接從禮部侍郎變成了江州刺史。
穆宗李恆在歷史上的評價並不高，《新唐書》用“失德”兩個字概括了他的行為。李恆喜歡縱情享樂，不喜歡朝政。如果他是普通的紈絝子弟，頂多就是個敗家子，不會給國家帶來損失。可他偏偏是大唐帝國的皇帝，是父親李純剛剛“中興”之後的接班人，讓這樣一個人來做一國之君，顯然難當大任。果然，曠日持久的“牛李之爭”就從穆宗一朝變得白熱化起來，幾乎全國所有的高官都被捲入其中。
從李宗閔被貶官開始，李德裕和李宗閔分別有了自己的黨朋，他們兩派之間互相拆臺，將朝廷當成一個角鬥場，彼此爭鬥了整整四十年。
摘自十二叔《圈子段子之唐宋官員博弈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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