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③|傅斯年:“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百年五四③|傅斯年:“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演講中的傅斯年。圖片來源:網絡)

摘要:愛之深,責之切。傅斯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猛烈、激進的炮轟,不是不愛,反而是愛得太深、太重、太苦。


年紀輕,易衝動,思想難免激進糾結。1918年11月4日,傅斯年寫《萬惡之原》的文章,語不驚人死不休,斷言中國家庭一無是處,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是“萬惡之原”。因為中國的家庭教育孩子“服從社會,好來賺錢”、“戕賤人性”、“奴隸生活”。也許他有包辦婚姻失敗的切膚之痛,文末鼓吹解決的辦法:“獨身主義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業的根本”。

愛之深,責之切。傅斯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猛烈、激進的炮轟,不是不愛,反而是愛得太深、太重、太苦。他的多年同事李濟分析,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動機,“幫助他推動這一學術事業的真正的力量,還是一個‘愛’字。因為他愛中國及中國的文化”;“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舊文化裡好的、燦爛的及有益全體人類的一面”。傅斯年以畢生的精力,追尋和弘揚中國文化的長處,診斷和反省其短處。

這種表面矛盾、內核真摯的“愛深責切”情結,在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中廣泛存在。經歷五四運動洗禮的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探索實踐弱國復興、社會公共領域有強烈的自主意識,試圖通過自我救贖,再實現社會與國家救贖。胡適曾表白他們的共同心跡:“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

1958年5月4日,臺北“中國文藝協會”紀念五四運動39週年。胡適在演講中稱讚創辦《新潮》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是“北京大學那個時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學問、有知識、有見解”的學生。

清結舊賬 開闢“新路”

王汎森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的英文論文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五章、第六章分別以“五四精神的負擔”和“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為題,並在“結語”中將傅斯年後半生定位為“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所謂“五四青年的失敗”,其實是矛盾、掙扎、探索。並非傅斯年的個案,更是群體的宿命、時代的悲劇。傅所處的時代,先是外魔覬覦,晚清無能,喪權辱國;繼而軍閥混戰,爾虞我詐,生靈塗炭;隨後日寇入侵,狼煙四起,山河破碎;接著國共內戰,兩岸對峙,敵意難消。

此時中國受盡百年凌辱(1840年-1945年),被外國貶稱為“東亞病夫”,幾乎失去自我淨化、自我生存能力,迷茫處於微弱星光下的命運十字路口:我是誰?從哪裡來?向何處去?未來還有光明嗎?需要一個簡潔、有力、生機的答案,需要優秀知識分子首先作出判斷和選擇,需要方向感、節奏感、分寸感,需要想象力、爆發力、持久力,這幾乎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不堪承受之重。

傅斯年既經學功底深厚,又狠批傳統文化;既個性張揚,又尊師重孝;既擁護全盤西化,又強烈愛國救國;既要自由主義之民主,又要社會主義之平等;既傳播西方啟蒙思想,又為俄國革命叫好甚至嚮往。“困窘、歧異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顯著。他被冠以‘一團矛盾’的諢名”,“同時集破壞者和建設者於一身”。

關於五四運動的領導權長期有爭論。學生中的意見領袖和自由主義領袖認為,五四運動是自發的、無計劃的,無政治勢力策劃,與政治派別都沒關係。1946年8月,傅斯年在《漫談辦學》中披露,“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羅家倫證實,“當時五四的發動,完全出於青年純潔愛國的熱情,絕無任何政黨和政團在後面發縱指使。”

五四運動24週年、25週年,傅斯年連續寫紀念文章反思。1943年,他認為,這個運動的現實價值,是“巴黎和會上中國未簽字”、“為顛覆軍閥之前驅”;這個運動的歷史價值,是“為‘文化的積累’留下一個崖層”。五四運動徹底檢討中國文化,引進西方文化,“在今天看來,不少太幼稚的話,然其動盪所及,確曾打破了袁世凱段祺瑞時代之寂寞”;“今天說‘科學與民主’,也不算是過時罷?”

1944年,他清醒地說:“整個運動的成就上,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若有人今天依舊全稱的、無擇的謳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國家演進的愚蠢,其情可憐。”他一方面承認當年“感情策動之下,必有過分的批評”,另一方面也為此辯護:“激流之下,縱有旋渦,也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看來,仍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與其自信過去,而造些未曾過的歷史奇蹟,以掩護著誇大狂,何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的作我們建國的努力?”在急劇動盪的時代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移植新學術、新思想時的“兩難”無所不在。

時間公正,人心柔軟。政治鬥爭的濃霧慢慢淡化,“零和”不再受推崇,扭曲的真相逐漸復原、清晰。傅斯年、魯迅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雖然因交惡分道揚鑣,但用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文章中強調兩遍的一段話,評論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之後作為思想家、教育家對青年學生的良苦用心頗為貼切:

“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先知先覺的傅斯年,手執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魯迅語),上下求索,踟躕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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