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③|傅斯年:“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百年五四③|傅斯年:“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演讲中的傅斯年。图片来源:网络)

摘要:爱之深,责之切。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猛烈、激进的炮轰,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太重、太苦。


年纪轻,易冲动,思想难免激进纠结。1918年11月4日,傅斯年写《万恶之原》的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断言中国家庭一无是处,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原”。因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孩子“服从社会,好来赚钱”、“戕贱人性”、“奴隶生活”。也许他有包办婚姻失败的切肤之痛,文末鼓吹解决的办法:“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爱之深,责之切。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猛烈、激进的炮轰,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太重、太苦。他的多年同事李济分析,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动机,“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的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全体人类的一面”。傅斯年以毕生的精力,追寻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长处,诊断和反省其短处。

这种表面矛盾、内核真挚的“爱深责切”情结,在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中广泛存在。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探索实践弱国复兴、社会公共领域有强烈的自主意识,试图通过自我救赎,再实现社会与国家救赎。胡适曾表白他们的共同心迹:“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称赞创办《新潮》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

清结旧账 开辟“新路”

王汎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英文论文是《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负担”和“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为题,并在“结语”中将傅斯年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其实是矛盾、挣扎、探索。并非傅斯年的个案,更是群体的宿命、时代的悲剧。傅所处的时代,先是外魔觊觎,晚清无能,丧权辱国;继而军阀混战,尔虞我诈,生灵涂炭;随后日寇入侵,狼烟四起,山河破碎;接着国共内战,两岸对峙,敌意难消。

此时中国受尽百年凌辱(1840年-1945年),被外国贬称为“东亚病夫”,几乎失去自我净化、自我生存能力,迷茫处于微弱星光下的命运十字路口: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未来还有光明吗?需要一个简洁、有力、生机的答案,需要优秀知识分子首先作出判断和选择,需要方向感、节奏感、分寸感,需要想象力、爆发力、持久力,这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堪承受之重。

傅斯年既经学功底深厚,又狠批传统文化;既个性张扬,又尊师重孝;既拥护全盘西化,又强烈爱国救国;既要自由主义之民主,又要社会主义之平等;既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又为俄国革命叫好甚至向往。“困窘、歧异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显著。他被冠以‘一团矛盾’的诨名”,“同时集破坏者和建设者于一身”。

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长期有争论。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和自由主义领袖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无计划的,无政治势力策划,与政治派别都没关系。1946年8月,傅斯年在《漫谈办学》中披露,“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罗家伦证实,“当时五四的发动,完全出于青年纯洁爱国的热情,绝无任何政党和政团在后面发纵指使。”

五四运动24周年、25周年,傅斯年连续写纪念文章反思。1943年,他认为,这个运动的现实价值,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未签字”、“为颠覆军阀之前驱”;这个运动的历史价值,是“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崖层”。五四运动彻底检讨中国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今天说‘科学与民主’,也不算是过时罢?”

1944年,他清醒地说:“整个运动的成就上,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若有人今天依旧全称的、无择的讴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国家演进的愚蠢,其情可怜。”他一方面承认当年“感情策动之下,必有过分的批评”,另一方面也为此辩护:“激流之下,纵有旋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过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移植新学术、新思想时的“两难”无所不在。

时间公正,人心柔软。政治斗争的浓雾慢慢淡化,“零和”不再受推崇,扭曲的真相逐渐复原、清晰。傅斯年、鲁迅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虽然因交恶分道扬镳,但用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中强调两遍的一段话,评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之后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对青年学生的良苦用心颇为贴切: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先知先觉的傅斯年,手执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鲁迅语),上下求索,踟蹰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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